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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喜欢变奏曲吗? | 沉默的群星10

你喜欢变奏曲吗? | 沉默的群星10
撰文:杨鹏 | 编辑:原源 | 2021.05.12 11:48

在百年现代建筑史上,实有价值却被主流话语长期忽视的“非著名”作品、建筑师,绝非个别。由此而有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设计系副教授 杨鹏 主持的有方专栏,「沉默的群星」,分12期介绍被建筑理论界遗忘或简化的现代杰作。

 

专栏第10期,走近一系列精彩的“建筑变奏曲”。几何母题在平面剖面、在不同尺度、以不同材料呈现,能够有效组织功能空间,同时塑造雅俗共赏的形式。变奏曲式的建筑是一种相对温和、均衡的价值取向,它绝不仅是一种构图手法,也不应沦为类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稀罕技能。

 

 

你喜欢变奏曲吗?

文 | 杨鹏

 

你喜欢变奏曲吗?巴赫的《恰空》、亨德尔的《帕萨卡利亚》、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这些公认的音乐经典的曲式,都是变奏曲(Variations)。从一个主题A出发,生化出A1+A2+A3+A4……,同一个主题以不同的调性、乐器、速度重现,旋律会适度地偏离主题,但是各个部分最终拼合成协调的整体。

 

某些建筑师设计建筑的过程很像作曲,比如赖特。他毕生不厌其烦地强调:建筑设计和作曲,遵循很多类似的基本原则。赖特尤其擅长建筑的“变奏曲”:一个单纯的几何母题,在平面和剖面、在不同尺度、以不同材料呈现,从宏观的体块到微观的构件。比如被选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两座公共建筑:橡树园统一教堂(1908年)和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1959年),一个是正方形主题,另一个是圆形主题,在他漫长事业的起点和终点遥相呼应。

 

然而赖特晚年的另一首“变奏曲杰作”,没有入选世界遗产系列,甚至在专业的建筑史学界也鲜有提及。位于费城郊外的“拜思肖洛姆犹太会堂”(Beth Sholom Synagogue),在赖特去世四个月之后的1959年9月,举行了落成典礼。正三角形——取自犹太文化的神圣图案大卫之星,作为几何母题,贯穿于建筑整体的平面形状、剖面方向的空间形状、沿着三条屋脊的钢结构,以及混凝土的浮雕装饰,不断衍生,层层叠套。

 

△ 拜思肖洛姆犹太会堂,1959年

 

虽然数量远远不及基督教教堂和清真寺,但是二十世纪落成的犹太会堂,不乏建筑精品。正如犹太人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绝不能以人口数量来衡量。然而出于某些明显非学术的因素,目前以英文出版的现代建筑通史专著,都绝少提及犹太会堂。费顿出版社(Phaidon)的煌煌巨制《20世纪世界建筑》图集,收录总计750多个实例,其中基督教教堂和清真寺合计将近60个,居然没有任何一个犹太会堂!这本宝典必然地遗漏了另一座犹太会堂:位于纽约州的汉普顿犹太中心(Jewish Center of the Hamptons,1989年)。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建筑师贾斐(Norman Jaffe,1932—1993),奉献了一首精彩的赖特式“变奏曲”。提取希伯来文字母常见的折线形为几何主题,建筑剖面方向内的主体结构、装饰性格栅和天花板、墙面的装饰图案,都是折线主题的变奏。

 

△ 汉普顿犹太会堂,1989年

 

勒·柯布西耶、密斯等其他几位大师,都极少使用这种“变奏曲”手法,那么是出于不屑、不愿还是不能?很可能是因为它让人联想到传统工艺美术,缺乏大刀阔斧的“现代感”吧。受到赖特影响的“变奏曲”实践者,大都是承上有余而启下不足,宁可独行甚至逆行,最典型者如斯卡帕。除了超凡脱俗的古堡和墓园,斯卡帕还设计了十余座私家住宅,其中最早建成的维瑞蒂住宅(Villa Veritti,1960年),就是一首精彩的“双主题”变奏曲。旋转45度的L形和圆弧这两个几何主题,应用于各层楼板、凸窗、阳台和室内的浮雕图案装饰。在斯卡帕确立个人风格的过程中,维瑞蒂住宅是一次关键的跃迁,可惜它彻底淹没在二十世纪数以百计的私家住宅杰作当中。如此看来,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不仅适用于建筑师的群体,也适用于某位建筑师的作品集。

 

△ 维瑞蒂住宅外观,1960年

 

△ 维瑞蒂住宅平面图手稿

 

另一位深受自身作品“马太效应”之苦的著名建筑师,是保罗·鲁道夫(Paul Rudolph,1918—1997)。耶鲁大学建筑系馆(1964年)等两三件作品,几乎占尽了他在建筑史上的登场机会。他留下数量众多的高水平作品,都被粗野地归入了“粗野主义”。虽然硕士毕业于哈佛大学,受到格罗皮乌斯的亲传,但是鲁道夫毕生事业的线索,如他自己所言,是均衡“赖特风格和国际式风格之间的关系”(relationship of Wright to the International Stylists)。鲁道夫是那一代(出生在1920年前后)美国建筑师当中,最擅长使用变奏曲的一位。从前期的私家住宅、学校到后期的高层塔楼,线索清晰可见。如中国香港的奔达中心(Bond Centre,1988年),正是利用八边形主题在各个楼层变奏。

 

变奏曲终归缺乏“白派”“后现代”那种醒目的新奇感,鲁道夫终归没有获得足够的认可,无缘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美国建筑师协会的金奖,更不必说强调极致的普利兹克奖。假如获得过上述某一项大奖,他的一件相对沉默然而不折不扣的杰作,就能多一份可能性躲过拆除的厄运。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伯勒斯惠康办公楼(Burroughs Wellcome Headquarters,1969年),是这家著名的医学研究基金会的总部。鲁道夫用六棱柱的母题,灵活地衍生出30000多平方米规模的大型办公楼。建筑包括办公室、实验室等多种功能空间,能够顺畅地满足日常使用和日后的加建,同时产生强烈的空间特征、造型特征,只有高超而又耐心的工匠才能胜任。如果连这件作品都算是“粗野主义”,那么这个概念就完全失去意义了。令人无比遗憾的是,伯勒斯惠康办公楼在2012年易手之后,新的持有者的改造计划最终落空,鲁道夫的变奏曲杰作,在2021年初彻底消失了。

 

△ 伯勒斯惠康基金会办公楼,1969年

 

△ 伯勒斯惠康基金会办公楼剖面

 

某些建筑师虽然不以变奏曲见长,但是遇到适合的项目,也会灵感迸发。拉托维亚裔的美国建筑师伯格茨(Gunnar Birkerts,1925—2017),在斯图加特接受建筑教育之后移民美国。他的成名作,是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联邦储备银行大楼(Federal Reserve Bank,1973年)。一座办公楼从结构的角度,变身为一座悬索桥,是结构和建筑完美合一的典范。他受康宁玻璃公司委托,扩建其著名的博物馆(Corning Museum of Glass,1980年)——这是全世界规模最大、展品最吸引人的玻璃博物馆。不同尺寸、不同方向旋转的半圆、四分之一圆弧,贯穿于室内的展厅、楼梯间和整体的外墙,不言而喻,象征着玻璃的流动状态。在1980年代落成的众多中小型博物馆建筑当中,康宁玻璃博物馆占有很独特的位置,却没有得到足够的推广。

 

△ 康宁玻璃博物馆,1980年

 

△ 康宁玻璃博物馆轴测图

 

伯勒斯惠康总部办公楼、康宁玻璃博物馆都充分显示了,简单主题的丰富变奏绝不只是一种构图手法、一种形式游戏。大而言之,它是一种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如何从空白起步,组织起庞大复杂的对象;小而言之,它顺应设计和建造的基本步骤,用谨慎的加法,从无到有。相对于更完整、更纯净的体量,许多相似模块的组装,能够灵活地随实用空间的尺寸、位置而调节,更容易让建筑的造型契合空间,尤其适合具有统一形态的加建。与此同时,整座建筑也自然而然地产生出足够强烈的形式表现力。

 

另一座规模庞大的公共建筑,雄辩地进一步证明了变奏曲的这些优势。大谷幸夫(1924—2013)的成名作:京都国际会议中心(1964年),是一件真正的匠心精品。稳定优雅的等腰梯形主题,或水平错动,或上下翻转,从造型体块到室内空间,实现了十米、米和分米的不同层级的变奏。比起鲁道夫、伯格茨的变奏曲,京都国际会议中心的布局更加分散,更加舒展,与二条城的二之丸御殿、桂离宫等日本传统建筑颇有相通之处。大谷幸夫的导师丹下健三,借鉴传统建筑的角度更强调单体特征,例如香川县厅舍、代代木竞技场借鉴木结构细部或屋顶。大谷幸夫更强调整体布局方面的传统风韵,利用相似的模块,曲折雁形的组合。

 

△ 京都国际会议中心,1964年

 

具有含蓄的东方传统,则不免承上有余而启下不足,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建筑界,明显不及勒·柯布西耶精神或者“新陈代谢派”的锋芒。例如,菊竹清训在京都国际会议中心的竞赛中惜败,但是他的方案仍广为流传:一个巨大的完型整体,高举在半空中,更符合当时的前卫气息。大谷和菊竹两位建筑师的价值观,显然是在不同的方向上。

 

变奏曲式的建筑是一种相对温和、均衡的价值取向,它必然不够“完整”,不够“纯净”。事实证明,有相当数量的业主和建筑师,更青睐完整和纯净。这两个词就像“芝麻、芝麻”一样,在设计竞赛中屡屡成功地打开宝库大门。例如法国国家图书馆新馆(1995年),凭借四个部分克隆式的重复,在激烈的竞赛中脱颖而出,树立了一个辉煌的标杆。从上世纪末至今,无论是国际级重大项目还是最普通的小城项目,许多办公楼、图书馆或博物馆都争做法国国家图书馆新馆的好伙伴。虽然具体的形状和材料各异,它们都以某种形式模仿密斯的柏林新国家画廊,追求近乎极致的完整和纯净。如此说来,建筑毕竟不是凝固的音乐。有多少人喜欢这样的音乐呢?完全相同的一段旋律,不断地重复,只是为了体现强悍的力量,或者所谓的理性!

 

△ 法国国家图书馆新馆,1995年

 

说到理性,即便是最崇尚“理性”的犹太民族,对于理性的理解也有足够的多样性。1992年建成、位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Israel),设计者是以色列建筑师卡尔米兄妹,哥哥拉姆(Ram Karmi,1931—2013)和妹妹阿达(Ada Karmi,1936—)。对于一个国家的最高法院而言,这座建筑的形式实在是不够完整,也不够纯净。半圆、四分之一圆或完整的圆形,内凹或者外凸,组成审判厅、庭院和圆拱长廊,变奏的手法比前述那些案例更灵活多变。在狭义的理性和肆意的自由这两极之间,以色列最高法院呈现出一种稳健的独特形态。正因如此,它对于建筑文化多样性的贡献显得尤为宝贵。

 

△ 以色列最高法院,1992年

 

又一例雄辩证明,变奏曲式的建筑不是小家碧玉的趣味,它能够有效地组织起功能空间,同时塑造雅俗共赏的形式。毫不夸张地讲,设计整个世界的建筑师也喜欢谱写变奏曲。一层层的山峦起伏,也不过是三角形“主题”以不同的调性、不同的速度进行的变奏而已。

 

△ 山体的变奏曲

 

当然,多样性本身是最宝贵的。要让功能有序的同时形式宜人,类似变奏曲的组织方式不是唯一有效的。正如变奏曲只是多种音乐曲式之一,还有狂想曲(Rhapsody)、回旋曲(Rondo)等等,但是变奏曲往往都很吸引人。建筑领域的情形相仿,也有近乎狂想曲的朗香教堂、近乎回旋曲的金贝尔博物馆……但是变奏曲式的建筑,至少不应当被边缘化。这种设计手法,不应当沦为类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稀罕技能。     

 

 

本文的最后一个案例,是真正的变奏曲,来自伟大的亨德尔,与巴赫、贝多芬比肩的巨匠。钢琴家傅聪曾这样评价亨德尔的作品:“豪华的诗意,同时亦极尽朴素,差不多在生理上到达一种狂喜与忘我的境界。”在这首《帕萨卡利亚》舞曲当中,“豪华的诗意,同时亦极尽朴素”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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