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dran Mimica：不如听赫茨伯格、库哈斯、扎哈亲自讲述贝尔拉格 | 有方讲座

12月11日夜，贝尔拉格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院长（director）Vedran Mimica，以“贝尔拉格如何做教育？”为题，于有方502带来讲座。讲座由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贝尔拉格建筑学硕士朱亦民主持并翻译，翻新后的有方502也迎来了一场华南片区贝尔拉格学子的重聚。

Vedran Mimica出生于克罗地亚，于代尔夫特求学时受教于贝尔拉格创始人赫茨伯格并为忘年交，在贝尔拉格创立初期，便受赫茨伯格委托参与学校日常事务、教学管理。Vedran可谓是贝尔拉格往事“从头至尾的见证人”，被弗兰姆普敦称作“贝尔拉格的精神领袖”；然而在讲座前与有方的交流中他表示，“今晚不应是我一人对贝尔拉格的回顾。你将直接听到赫茨伯格、库哈斯、扎哈、齐埃拉·保罗、雅克·赫尔佐格、让·努维尔等人的声音——这，才是真正的贝尔拉格”。

贝尔拉格在作为独立学院存在的22年历史中，与当代众多重要建筑师、理论家均有着密切的联系。讲座伊始Vedran便定下规则，“亦民，每次我讲完之后，你的翻译不要超过15秒”——在与包赞巴克类似的“争分夺秒”后，Vedran以滚石乐队Sympathy For The Devil中一句“pleased to meet you”，揭开了这场贝尔拉格往事的序幕。

1 贝尔拉格的基因

贝尔拉格建立于1989年末，2012年合并入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波谱与安那其主义对体制的反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政治文化动荡、哈贝马斯等智识分子对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反思，无疑都是贝尔拉格成立的基因。

而在作为独立学院运作的22年中，贝尔拉格首先是一个论坛和平台，当代绝大多数重要的建筑师、学者都于此留下过自己的印迹，在某一段时间发生过影响。

贝尔拉格由荷兰著名结构主义建筑师赫茨伯格创办。在今日的建筑史课本中，1960、70年代有两个无法略过的房子：阿培尔顿的中央管理保险公司总部大楼（赫茨伯格设计）和阿姆斯特丹孤儿院（范·艾克设计）。这是荷兰结构主义学派的两个代表作，而1980年代末，当孤儿院面临拆迁，赫茨伯格发起了一场保护运动，同时希望创办一个体制外的建筑学校，就在孤儿院的空间中办学。这就是贝尔拉格学院的开端。

2 Vedran Mimica：贝尔拉格见证者

贝尔拉格创办人赫茨伯格，是Vedran在代尔夫特求学期间的教授。1988年，赫茨伯格与Vedran于斯普利特（克罗地亚第二大城市）举办国际设计研讨会，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与导师一同，参与为期5天的工作坊。这个国际设计学生的交流聚会，启发了贝尔拉格学院后来的创建。

受赫茨伯格邀请，Vedran在1990年、贝尔拉格成立伊始，就进入学校参与日常事务和教学管理。Vedran接触了非常多的曾在贝尔拉格教书、访问的建筑师、学者，也与学生有直接、密切的交流——他是贝尔拉格22年历史“从头至尾的见证人”，是学院最后一任院长（Director），被弗兰姆普敦称为“贝尔拉格的精神领袖”。

3 赫茨伯格的最后一课

讲座中，第一位以视频回顾的形式被Vedran“请来现场”的，是贝尔拉格创始人赫茨伯格。

在自己的最后一节课堂上，赫茨伯格站在他最喜爱的一幅画作：梵高《吃土豆的人》前这样说道：“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画。它并不美丽，相反，画面上的人们有着痛苦。然而这正是世界现在的状态，也因此是我们需要去面对和处理的现实。”

对于有着人本情怀的结构主义者赫茨伯格而言，建筑师不应为形式（shape）而设计，而是应将内容（content）、将人类生活的场景作为设计的基本条件。这一理念也贯彻于他对贝尔拉格学生的教育中，“不要做和我一样的建筑，而要去理解人类的基本处境。”

4 库哈斯：“恶魔到来”

赫茨伯格时期的贝尔拉格，向往的是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倡导的寓教于乐的学园，而库哈斯却称此为“蒙台梭利暴政”。库哈斯认为赫茨伯格的理念不够现代，就仿佛荷兰还处在一个农业社会——“in principle isn’t all Hertzberger ever talks about, that you need a special brick to put the milk bottles on at the front door? ”

然而尽管两人的思考可以说是完全对立，但库哈斯在批评之后，却被赫茨伯格邀请加入了贝尔拉格的教学。在荷兰文化里有一种基本的容忍区别的价值观，“Talk with the monster”是荷兰传统。

贝尔拉格此时期最重要的交锋，发生在库哈斯与弗兰姆普敦之间。

在贝尔拉格成立初期，赫茨伯格为弥补当时学生在思想性理论层面的欠缺，在1992年请来好友弗兰姆普敦组织理论课教学。而库哈斯的观点与弗兰姆普敦的完全不一样，他认为城市不是由建筑师的伟大想法而创造，也不是追随在设计宣言之后被建造出来——库哈斯认为，深刻影响城市的，是经济与资本等其他力量。所以，在建筑师的想法和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空白；而贝尔拉格的实践则应是通过对新思想的探讨，对这空白进行填补。

5 扎哈，与贝尔拉格教学邀请的标准

另一位对贝尔拉格有重要影响与思想贡献的建筑师，是扎哈·哈迪德。而通过1993年赫茨伯格在扎哈讲座前对她的介绍视频，Vedran回顾了贝尔拉格选择、邀请建筑师与学者的准则：“如果今日有人谈论建筑学的危机，那么危机肯定不是在技术层面。人们可以通过技术创造出远超我们想象的东西。今日我们面对的危机在于人们的接受能力，在文化中，它也日益将世界分割为不同的阵营。一直有人问我，什么是贝尔拉格发出教学邀请的标准？毫无疑问，我们就是想邀请乐观主义者，邀请那些一直在探索空间可能性的人。就像扎哈。”

也许是因为来自贝尔拉格的邀请，让1993年时的扎哈太过意外，她没有回复赫茨伯格的信函。于是赫茨伯格让Vedran前往伦敦，并最终说服扎哈来到贝尔拉格，展示了她的第一个作品：在维特拉园区的消防站。

6 第二任院长维尔·阿雷兹：贝尔拉格与美国的桥梁

赫茨伯格定下贝尔拉格院长每五年一任的规矩，并在1995年将学校交给了当时与赫尔佐格及德梅隆、齐普菲尔德等齐名的荷兰建筑师，维尔·阿雷兹（Wiel Arets）。

继任者带来的是贝尔拉格学术谱系的转变。赫茨伯格是“30后”，是战后一代建筑师培养出的学生，他信奉的是反形式、无政府主义，交往密切的是“十次小组”（Team X）的范·艾克等人。而维尔·阿雷兹是在1970年代、“纽约五人组”如日中天时接受教育，跟美国建筑师关系密切。他的继任，在贝尔拉格和美国建筑界之间架起了桥梁，也进一步使李伯斯金、西扎、扎哈、汤姆·梅恩、哈尼·拉希德、斯坦·爱伦、格雷格·林、Liz Diller、Winy Maas等建筑师加入了贝尔拉格的教学阵营——今日回看，这样辉煌的教学名单，可能已不易复制。

7 第三任院长齐埃拉·保罗：不同声音的始终存在

2002年，西班牙建筑师、横滨码头的设计者齐埃拉·保罗（Alejandro Zaera Polo），成为贝尔拉格第三任院长。此时凡·艾克已去世，而曾被他明令禁止踏入贝尔拉格大门的彼得·艾森曼，也终在新任院长的邀请下到访了贝尔拉格。

齐埃拉·保罗认为，建筑教育必须能突破既成的框架，必须进一步思考“我们还能贡献什么”。所以当时他跟Vedran说，“接下来我们只邀请未满四十岁，能在目前的建筑教育体系外引入新的现实、革新建筑领域的人来贝尔拉格讲学”。推动世界的改变，是保罗的基本观点。

然而当保罗邀请的其中一位建筑师，雅克·赫尔佐格谈及建筑师存在的意义，被突出强调的仍然是建筑从情感上触动人们的能力。就像孩子还是可以为大教堂所震撼，赫尔佐格依然相信建筑学的物质性，相信其情感的力量——“只要建筑动人的能力仍然存在，建筑师就仍可以’生存’”。与激进于建筑革新的保罗相比，赫尔佐格的命题无疑更为传统，贝尔拉格也依旧是那个各种声音都会出现的地方。

8 贝尔拉格的最后五年

讲座尾声，是Vedran对自己作为贝尔拉格最后一任院长的实践回顾，城市是此阶段的核心议题。而在持续20年后，贝尔拉格师生建筑探讨的批判性也愈益强烈。

在贝尔拉格的最后五年，Vedran依然继续着和库哈斯的密切合作。而库哈斯此阶段曾于贝尔拉格讨论的一个有趣议题，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他自己的身份：明星建筑师。Vedran笑说，”库哈斯可能不会允许我公开他的这个观点，但这确实是他当时的思考：‘在新自由主义制度下持续的地标生产中，我们得到了巨大的关注和曝光，但愿意严肃地看待我们的人却越来越少……在明星建筑师受到大量关注、取得了社会的认可后，却可能因为不再参与住宅等社会性项目，反而与社会相脱离。’”

9 在今日，如何理解贝尔拉格？

某种意义上，这次讲座并不是一场知识性的、对于贝尔拉格的“讲解”。在两位”贝尔拉格当事人“——Vedran与朱亦民——陈述或翻译阐释的字里行间，讲座触及的是对这重要机构或许朦胧感性，但无疑立体真实的气质。

讲座尾声，Vedran提及贝尔拉格在最后一个阶段，试图跨越“mapping”与“投射”（projective），找寻出口的努力；而就如朱亦民最后的总结，“Vedran一直在通过一些具体的发言和观点，来孵化这样一个线索：贝尔拉格始终在试图讨论最前沿、根本、关键的问题，没有完全陷入技术官僚的层面。不把教育当作纯粹工具性、仅解决自己专业问题的存在，可能是理解贝尔拉格时始终的背景。这样一个基本价值观，我认为22年都没有改变过；对于社会、城市、建筑的关联性，贝尔拉格一直在发出自己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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