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院长、光启讲席教授阮昕，是他为归国后的首本文集出版事宜而来有方。一件事、一卷书稿、一个斜挎的公文包，自沪来深、事毕自往机场直接返回，加之言谈间对编辑一事的在意，都很有些旧时文人的气质。这也让人不禁对这位交大设计学院的创建院长，有了好奇。

阮昕，1989年获东南大学建筑设计与理论硕士学位，1986至1991年师从齐康先生、实践于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其后赴新西兰攻读博士，并自此任教定居于大洋洲近28年。是出于怎样的契机，决定回国并参与交大设计学院的创建？在经年的建筑教育实践中，有何突出感受？作为交大“设计教育理念国际研讨会”召集者、“2019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规划建筑板块”策展人，在两个事件背后分别有何思考？……在此次有方专访中，一一回顾。

交大设计学院的创建

与人生的一场场邂逅

有方   您1990年代即于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获得了建筑学博士学位，自东南硕士毕业后便出国并选择大洋洲的原因为何？

阮昕   我是1991年离开南京，1997年拿到博士学位，那时候我已经离开新西兰、在澳大利亚的大学里教书了。人生没有办法计划，计划跟现实总是不一样，但现实也不一定比计划差。

出国前我在齐康先生的建筑研究所读硕士，后来准备读博的时候，非常偶然地有了惠灵顿这个机会，让我过去边教书，边读博。我记得出国之前，齐先生有次突然有些意识流地跟我说，“阮昕，你到了新西兰如果待不下去，那是不是会去澳大利亚”。就这样被他一语道中，1994年底澳大利亚正好有四个大学都在招人，我就试着一一申请，结果都录用了。所以我觉得澳大利亚是个好地方（笑），就这么去了，落户后一待就是25年。今年的上海空间艺术季让我们对“相遇”做个诠释，我对相遇的诠释就是“邂逅”，英文说“serendipity”。我想人生也就是这样一场场邂逅吧。

有方   又是哪一年及为何，决定回国？

阮昕   2017年底，上海交通大学决定把学校里所有跟设计有关的科目整合在一起，成立综合的设计学院。那时林忠钦校长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问“你能不能到交大来任设计学院的院长”。后来林校长派了一个团队，由奚立峰副校长带队，到我当时任教的新南威尔士大学面谈了一次。很快，2018年大概三四月份的时候，我就决定回国、到交大来，2018年中就正式入职。

“大学教育”和“职业培训”的界限

正愈发模糊

有方   从科廷大学、悉尼科技大学到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正式教职，在多年的建筑教育实践中，有什么突出的感受？

阮昕   我的建筑教学经历在此前基本上完全是海外的，主要是澳大利亚的经验。目前最突出的一点感受是，“大学教育”和“职业培训”之间的界限，正愈发模糊。从专业培训的角度看，建筑教育往往会承受很大的压力，要求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对于工作能马上上手，在实践中有足够的技巧、技能。因此国外的许多大学，会宣扬说“我的学生毕业后找工作最容易，最employable”。

但在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大家可能渐渐遗忘了，大学教育的初衷并不是培养一个能对工作直接上手、有专业技能的实用型人才。在大学教育萌芽之初，注重的是对人综合素养的培养，是西方古代人文时代所讲的道德教育。塑造人格与道义，才是真正的大学教育之本。所以起初的大学学科都带有很强的理论性、修养性；只是17世纪现代科学出现后，尤其在德国等国家，“大学教育”与作为一种职业技巧的训练，才日益混同。所以我觉得建筑教育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我们紧张于学生工作后是否能马上画好施工图、上工地的时候，有时往往就会忽略，我们是不是培养了一个有良好素养及很高的道义准则的，建筑师。

有方   同样关于建筑教育，在《无用之用——建筑教育札记》中您曾写到，“自从建筑师受学院教育的两百年来，建筑设计应该教什么，其实一直都不甚清楚”。则，什么是您个人在多年实践后能够认可的建筑教育内容？

阮昕   如果想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一个比较简单的切入口，是回顾建筑作为学院教育的起点，即为何要将建筑师放在学院里培养。

在西方古代，有匠人和文人的区分。而到17世纪末期，太阳大帝路易十四有一个宏愿，希望让匠人也在学院里受学院教育，以此把他们的地位向文人、哲人提升。这就是在学院中教授建筑的初衷。当然，路易十四当时也有其政治目的，即通过学院削弱中世纪行会力量，不过这点可另论。

在把握住学院建筑教育的初衷后，再来回顾我们今日面对的矛盾，那么很重要的一点是去思考：建筑需要防范风雨，建筑师也需要技术方面的技能，这都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技巧和技能之外，建筑师存在的真正目的和价值为何？除了防蔽风雨，建筑还能够做些什么？

对于这个答案，我觉得秘鲁作家略萨（Mario Vargas Llosa）讲的一句话非常好，他说“Life is a shitstorm, in which art is our only umbrella.”（生活之家长里短尤如令人厌烦的风暴，唯有艺术方可提供一把保护伞。）只有当建筑上升到艺术的高度，我们建筑师才有存在的价值——这就是建筑教育的初衷，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坚守的东西。但是今天在各种各样纷杂的情境之下，我们往往要么会觉得自己无用，要么假装自己是个全才，而最终失守了最重要的阵地。

在建筑学科的艺术之所在中，很根本的一点是建筑设计的能动性，也就是建筑师构思了一个空间格局后，它对人的行为、对人的生活会产生哪些影响。建筑是一门综合的社会性的艺术，我们该经常反思的一点是，我们学科的艺术所在到底是什么。

交大设计学院的设立格局

有方   上海交大为何决定整合全校设计学科优质资源、成立综合的设计学院？对学院架构与课程设置，有哪些考量？

阮昕   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对学科本质、艺术之本的坚守，以及学科间的合作与交叉，基本上就是交大设计学院思考的格局。 

交大有四个板块：工程、数理、生命医学、文科。而归属在交大文科体系中的设计学院，成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学校做出文化上的贡献。我们希望毕业生能有雄心壮志，成为学术大师、治国英才、业界领袖和文化精英，而人文素养无疑是此中重要基础。在发达国家目前的话语体系中，谈到精英教育、精英文化往往会谈虎色变；但在中国的一流大学中，对于“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还是旗帜鲜明、高举高打的。

设计学院是个“新的老学院”，在它于2017年底成立之前，其中各具体学科是划归交大的不同学院。整合后，在这个大平台上的所有一年级学生，都要修习设计教育的通识课。这跟人文学科的通识课异曲同工，旨在为学生打好基础。

“学科打通”不意味各具体专业就不存在了。恰恰相反，正如建筑学科应该反思我们的艺术之本，风景园林、工业设计、视觉传达都应该思考自己的学科之本是什么，要坚守什么阵地。同时，交叉也意味着学科之间要相互影响，要受对方的刺激，这也是我们成立设计学院的一个重要目的。

有方   到目前为止，设计学院有哪些关键节点？

阮昕   交大的风格基本上就是扎扎实实做事，所以并没有刻意思考，需要什么样的里程碑。但目前在做的有几件事情是比较重要。其中之一就是在人才引进和晋升机制层面，“实践型教授”的设立。

目前的大学迫于国际、国内排名的压力，都重视能够提升排名的论文、基金、出版，所以学院里往往只有所谓的“研究型教授”。但对于设计这种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学科来说，这一制度就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培养的人才有很大一部分最终需要投入实践。交大现在的国际排名已比较靠前，也意识到要从过去以量为主的发展，转向量质并举、以质为先。所以学校现在鼓励，有的老师是不是可以沉下心来，十年磨一剑、二十年磨一剑；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我们也得以在设计学院里引入“实践型教授”，以作品为衡量的标准来引入人才，他们在学院中主要就是教设计课，同时把实践做好。设计学院是一个有着知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双重性的“社区”，在这个社区中有两种人，一种是一流的学者、科学家；另一种就是一流的设计师。实践型教授是我们学院体制建设的重要一步，我可以很欣慰地说，这个事情做成功了。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即将开设的一系列国际项目，包括面向全球招生的全英文授课专业硕士。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交大即送了一个四十多人的代表团到美国访问了48天，从那时起就奠定了走国际化道路的办学方针。在今日，国际合作已是交大的常态，而在此基础上，我们计划在明、后年就新设一个能满足中国专业硕士两年半学制的国际项目，一半的课程由交大老师完成，另一半则在夏季设立短学期“国际学术季”，由多家国际顶尖设计院校集中授课，实现真正的多元交流。我觉得这就是交大现在要推行的一个国际化方向：多元并举，但是渐渐做到“以我为主”。

这一国际项目的工业设计方向招生现已开始，风景园林和建筑学都会随后展开。早期希望能吸引国内的学生，让中国学生于此受到一流的国际教育；而长远来看，也希望让更多的国际学生融入到这个格局中。在知识阶层，大家都很清楚，我们面对的一定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否则就不会有人类的未来。

设计教育难道只是美学品位的问题吗？

有方   为何及针对哪些现象，决定召集此次“设计教育理念国际研讨会”？是否也与交大将设立的国际项目相关？

阮昕   是的。设计学院的每个学科都有自己常年合作的国际伙伴，都是排名非常靠前的优秀院校。这次正好在学院成立近两年之际，把我们接下来要展开教学合作的伙伴聚集到一起，来讨论设计教育理念。

为什么一定要探讨教育理念？因为我们既不能把自己视作专业培训的技校，也不能像现在一些非常时髦的设计、艺术院校一样，把设计教育归为小众品位，好像说你受了一定的熏陶，加入了一个小众的集团，就有了设计师的素质，用这个来建立一种圈子。这从表面上看好像很高雅，但实际是非常缺乏雄心、缺乏远见的做法。所以此次研讨会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探讨对于今天中国和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些重大挑战，设计教育可以做出什么样的贡献。设计教育难道只是美学品位的问题吗？设计教育难道只是建立起懂设计或不懂设计的区分吗？我觉得我们要超越这个层面。

同时，此次会议并非封闭的内部研讨，而是完全向对设计教育感兴趣的师生、公众免费开放。我回国这一年多以来，发现国内的会议特别多，但基本上都是以演讲为主。演讲可令每一位有专长的专家集中呈现他的研究，但一个弊端是，当演讲太多，大家精力难以集中，而且难以实现讲者和听者的互动，可能带来资源的浪费。

所以本次会议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非常欢迎听众加入对话。一天半的研讨会中只安排有三个演讲，其余都是圆桌讨论：每场有一个议题、一位主持人，然后用主持人和大家对谈的方式，把听众引入谈话当中。我们希望能有自由、热烈的探讨。目前，会议公告及注册机制已经发布，在交大师生之外，也希望其他院校和社会上对设计教育感兴趣的同事都能前来。会议有针对不同议题的分会场，有一定的接纳能力。 

建筑的实质

是道德和责任的实践

有方   您认为的中国或世界在今日必须回应的挑战，具体有哪些？

阮昕   一个大家公认的严峻挑战，无疑是气侯变暖和建筑、设计行业所说的可持续性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改变观照这一挑战的角度，要把它抬高到道义的高度，从伦理层面进行探讨。目前对环保的讨论在很多时候就仿佛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一谈及可持续，就说引进先进技术，或者在设计的时候打打勾，看做到了绿色几星的标准。如果不以道德伦理为标的，我们往往就会陷入非常危险的技术万能的幻象。

纵观人类技术发展史，没有哪一种技术的出现是纯粹的自发，技术一定是在人类愿景、在文化趋势下出现的。比如，大家都知道现代建筑里会大量使用玻璃，恨不得从地板做到天花。但我们现在意识到，一味用大玻璃实际上带来了很多问题，在气氛、文化之外，还有技术层面，因为大玻璃对于环保始终是一个严峻挑战，吸热放热都很厉害。然而玻璃材料在当时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比如密斯，他最早说应该用玻璃把室内的和室外的世界打通，实际上这是当时对“现代性”的象征性、文化性解释，认为人对空间和对世界的征服可以是无限的。所以当我们今日需要反思、改变，就无疑也需要考虑技术、伦理和美学的关系，将围绕可持续性的讨论抬高到伦理层面进行。

如果回观历史，我们可以很快地意识到建筑的核心问题就是道义和伦理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古罗马的合院，要将前面的中庭建得富丽堂皇？在帕拉第奥的阐述中，当时在社会里占据高位的大法官、市政官员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平民百姓在门厅、中庭等待见这些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愉悦、消闲的空间。他将维特鲁威认为的“权势贵族的中庭门厅需要富丽堂皇的设计原则”，上升至道义高度，因其可供贫民路人享用。这是当时的高层对社会的责任，建筑的实质即是道德和责任的实践。而在东方文化中，也有孔子将门、庭、堂、室等合院元素，融合为“仁义礼乐”，这实则亦已将建筑视为道德实践。

展览，作为当代公共空间

有方   接下“2019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规划建筑板块”策展任务的契机为何？

阮昕   这也是场计划外的“邂逅”。当时空间艺术季学术委员会、特别是郑时龄院士，希望我能对今年艺术季整体的主题“滨水空间”作出有国际视野的诠释，而我之所以在没有太多经验的情况下就接受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对这个话题的兴趣。围绕“滨水空间，创造美好生活”，我当时有一种冲动，想将两个观念通过这机会与大家分享。

其一是，当我们讲“美好生活”，实则包括“美”和“好”两个方面，就像英文说的“good life”、苏格拉底式的“好”与孔夫子所谓“仁”，其中是有道义的成份在。我希望于本次展览把这个内义强调出来，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上海、威尼斯、悉尼这“三城记”展现水之魔力，看滨水的故事如何改变人的生活及城市空间。其二是，所谓“水的魔力”，实际无法离开的是“人的魔力”。无论对于自然元素、技术或是建筑材料，我们都不可以忽略物之灵性是人的赋予，一定有其文化内涵，也就是象征性。

有方   策展初始最希望实现的效果或者目标是什么，最终实现了吗？

阮昕   我不是专业策展人，但觉得展览如果要跟公众产生共鸣、能有一些价值，需要满足以下四点：有历史感，有学术性，有前瞻性，有公众参与。我们的策展工作即是基于这四点的努力。近日围绕艺术季的讨论已然很多，我想简单谈谈我对悉尼和威尼斯这两个主题展的感受。

我觉得威尼斯主题展完成后的优点在于，看上去不复杂，但非常美，做的很雅致。它的内涵在于将整个威尼斯的建造史、文化史，甚至是里面的人物与事件，用一个非常简单、优美的方式呈现出来，大家有可能学到东西。

对于“有人物”我举一个例子。因为我常去威尼斯，也在威尼斯建筑大学教过暑期课程，所以认识了当地一位名为Renato Rizzi的教授。我觉得Rizzi是一个建筑奇才，他不追求名利，但把自己做的事情看得比他个人更重，这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艺术家的品质。他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用石膏做模型，认为经过反复的制作，石膏最终也能有自己的灵性，就好像会跟你说话。他也曾用25年时间在波兰设计、建成了一个歌剧院，是一个非常有品质的建筑。这样的人虽不是建筑界大红大紫的明星，但这种精神现在非常少见。这次的威尼斯主题展将他的内容做成了一个板块，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教授，一位有追求的艺术家，一个建筑师。  

悉尼主题展跟威尼斯的就完全不一样，是个非常有氛围的围和空间。展览把悉尼的港湾分割成很多块，用非常精细的方式描绘出来、以装置展示。三十多公里的海岸线有很多的内容，我第二次去看的时候，发现甚至能找到我在悉尼的家。

对于悉尼海湾的品质，它的微妙性、气氛与植被，甚至是否能感受到它的光线与色彩，感受到桉树飘出来的清香，我觉得这都是需要有点心境去体会的。这种细致的程度和耐看性，是我们展览的一点追求，追求一种氛围，一种内涵。

有方   近年无论国际国内，建筑展览用“此起彼伏”描述或不为过。您认为，展览的本质及核心目标，应是什么？

阮昕   博物馆文化和展览在今日的欣欣向荣，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虽然有时候也觉得有些疲惫，有那么多展览要去看（笑）。但我们需要看到这种现象背后的语境，即在当代，博物馆和展览变成了非常重要的公共空间。它们慢慢取代了以前的市政厅、火车站前广场的功能，成为可承载大型活动的公共场所。像上海和其他全球化大城市，我们已习惯于跟朋友约在美术馆咖啡厅见面，见一见，喝杯咖啡，顺便看个展览。所以展览的背景在于公共性，但数量激增后，也要警惕流于形式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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