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四十年等于内地城市多少年？

从1979到2019，哪些认识必须改变？

作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未来能“示范”什么？

……

12月1日，以“深圳时间”为题，一场时长近12小时、将时间维度与城市设计相结合的别开生面的讨论，于深圳市人才研修院智汇中心举行。

这是由深圳市土木建筑学会城市设计专业委员主办、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二届深圳城市设计论坛。在这场“日夜兼程”的论坛中，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建筑设计大师孟建民，出版人、深圳自然与历史研究者南兆旭，世联地产董事长陈劲松，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学会城市设计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朱子瑜，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建筑学会城市设计专业委员会主任朱文一，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军，社区治理跨界研究者、深圳市公众力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范军，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深圳城市设计专业委员会顾问朱荣远八位专家学者，依序带来主题演讲。讨论关注着深圳40年征程中自然、城市、设计、社会、文化的种种面向，每当或直率或诙谐的“会心处”出现，伴随着的，是全场观众自发而热烈的掌声。

在随后的“麒麟夜话”上，朱荣远、朱文一、王军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教授孙一民，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宋丁，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建筑学院执行院长、深圳城市设计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宋聚生，深圳大学本原设计研究中心研究员、深圳城市设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晓东，AECOM中国区建筑设计副总裁、深圳城市设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钟兵进行对谈。对谈由朱荣远与孙一民主持，在仪式性的“掌灯”环节后，聚焦于“深圳的可能性”。

1979—2019

时间仍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可能是每个深圳人都烂熟于心的信念。就像童年每次外地亲朋来访时，必然安排的国贸早茶与一次次重温的“深圳速度：三天一层楼”，“时间-速度-向前”的关系链，就是深圳的血液。

然而当40年间“马拉松一轮轮完成“后，论坛上反复被提及的，是“把深圳被资本拨快的时间，拨回到正常的人性的时间”。又如范军在演讲中所言，“公平正义才是今日的‘金钱’，我们需要回到24小时的正常城市，不必付出那么多的竞争才能得到基本的体面与安全”。

在有方专访中朱荣远表示，“时间就是金钱”是曾经的深圳对当时贫穷状态的回应，而在今日，时间就是生命，我们需要注入更多人的附加值。“‍5+2、白加黑，实质是对时间的不尊重，缺乏人性的关怀。在40年的冲刺后，我们能不能停下来歇口气？但好像GDP的魔咒依然如影随形，这是今日我们要自己解决的问题”。

1979—2019

从“经济特区”到“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关键词已变，而深圳将“示范”什么？

论坛上一个同样突出的特质是，讨论已明显离开“深圳-经济特区”的程式。2019年8月中央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成为今日深圳的核心关键词。

如果说40年前，深圳的任务是寻求新的制度可能、向贫穷宣战，那么“先行示范区”带来的挑战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层面。如夜话中宋丁所说：“‘先行示范区’意味着市场和国家两种力量的高度整合，意味着深圳要探索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区，向全球证明中国道路的希望。”

演讲中陈劲松表示，“若想达到‘先行示范区’的标准，未来的深圳必须是国际友好、儿童友好、青春友好、艺术友好、租客友好、底层友好的……在40年后再继续往前走的一步，才是中国实现城市化的最关键那一步”。而南兆旭则提及“示范区”非常接地气的3个目标：包容人也包容深圳的丰富物种；制定中国范围内对自然环境最严苛的保护；成为中国内地最长寿的城市。

夜话环节上钟兵提问，“当深圳承载的国家意志再度加码，城市的自我修复能力是否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孙一民则补充，“当‘示范区’指引向无数可能，在这种丰富性下深圳要选择什么？”……新的关键词，无疑也意味着自省的必要。

2019—

“归零”与沉淀

在深圳的2019，已获得的经济成绩在心态上无妨归零，40年突进留下的社会问题却亟待解决。而又如朱荣远、陈劲松、范军、王晓东等嘉宾指出，深圳成功的关键或未来的动力，一直在于怀揣希望集聚此处的人，以及积淀下难得的移民社会。在这场以城市设计为基本学科背景、引入时间与社会两个维度的大讨论中，深圳是交锋的对象，也是学者构想中未来理想城市的一个指代。

对于城市设计与深圳时间轴上过去、未来的种种细节，我们整理了前日会上50个精彩论点，带你回顾这场别开生面的讨论。城市设计即未来想象，而设计，也必须带来改变。

核心讨论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建筑设计大师

孟建民

1.

对我们国家来说，“城市设计”是一个自西方引进的舶来品。我最早接触到它，是1980年代初齐康先生写的《城市设计提纲》，然后全国逐渐开始出现城市设计研究。齐先生常跟我们强调的一点是：做建筑设计，必须要懂城市。

城市设计的实施过程不仅是技术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它和政府意志、开发主体的城市资源、土地环境与历史文脉及社会阶层的各种协调，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其中多方利益的平衡，是个非常复杂的动态过程。

2.

我们总院团队在深圳湾超级总部片区两年的总设计师制探索，发现了许多矛盾与问题：面对专业壁垒，协同设计如何纠偏？面对规划理性，建筑感性如何调适？面对规划管理，建设运营如何衔接？……

我们过去的一些规划规定得太死，比如在单体项目招标过程中，现有的城市设计空间方案对塔楼的位置、体量都有明确要求，这些管控对建筑设计形成了刚性约束，不利于建筑师发挥创造力，也不利于丰富“超总”片区的城市形象。所以我们就想通过总设计师的动态管理来调整，弱化这种刚性管控，为建筑创作留下空间。

3.

传统城市设计工作机制的单线模式，满足不了复杂案例的管控需要，复杂的城市设计必须采用创新的工作模式。总体上，我认为总设计师的工作可以总结为两个词：平衡、提升。

总师团队不是设计院，也不是政府的下属部门，而是一个第三方技术团队。我们既要平衡行政力量与市场开发之间的多边博弈，同时还要平衡各职能部门及专业团队之间的协同关系，最终提升城市建设水平。这就是总设计师制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4.

城市设计是“一群人的一个过程”，而我们的理念就是要“站在未来，思考现在”。规划师、建筑师、城市管理工作者，都应该在未来的视角下，提升工作方法，这样才能与各领域的探路者汇成一股促进城市进步的积极力量，为将来做好准备。

出版人、深圳自然与历史研究者

南兆旭

5.

我想先从1899年开始对“深圳”做一个简单介绍。英国人很早就对深圳当时所属的新安县感兴趣，派了大量探险家来考察。这个区域从1840年后就不太平，不断地打仗、冲突，不断把地划出去。而在1899年3月17号，清政府和英国最后一次勘探深圳和香港的边界，中方官员是王崇善，英方是洛克。

勘探完边界线后，洛克回去就写了一个报告，说“把深圳留给清政府，会留下很多问题”。于是1899年英国就出动了约2000个军人，分三个方向从香港进入、占领了深圳，升起英国国旗，宣布深圳这片土地归大英帝国管辖。当时清政府在军事上是没有任何反抗力量的，但李鸿章在保留深圳的态度上非常坚决，一遍一遍交涉，不允许英国人留下。我查阅了来来往往的电文和信函，其中说的最重的一句话，是“如此种种行为出乎意表”。由此，1899年11月2日，英国人撤出深圳。深圳成为一个和殖民地相邻的县城，一个人员与资金交汇的商业中心。

6.

深圳的另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是1949年解放军与英国政府之间的三点约定：“香港不能作为国民党反攻的基地，不能作为破坏新中国的基地，新中国的公民在香港必须受到保护”。这在地理上确定了不同制度的毗邻，商业上给后来的经济特区播下了基因，而在生态层面则带来了良好的空间储备：1949至1979年，深圳一直是一级边防禁区，盖4层以上的楼都要给国务院打报告。严格的驻区保护，维系了良好的生态。

所以于此我也想纠正一下，“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为现在的国际化大都市”这一表述，并不准确。从前的深圳不是一个小渔村，从原则上说，它是有着发达商业基因、毗邻香港的边防县城。这措辞才更为严谨。

7.

1979年后的历史我就不说了，在座的老师们都很熟悉。下图是我在香港买到的一张明信片，是1978年前、中国还没有对外开放的时候。当时西方游客不能随便拿护照申请来中国，所以他们到香港后，会特别想看红色中国是个什么模样，于是香港就在离深圳最近的地方、皇岗口岸的对面，修了一个观景台，安了望远镜，让人能看到红色铁幕背后的中国。对面的山就是深圳。

2018年我又去这个地方，拍了一张对面的照片，两方是下图这样。右边的红圈就是当年的观景台，发生的变化非常巨大。

8.

在气候上，深圳是北回归线以南的生态福地。这里有680岁的细叶榕，也有朝生暮死的蜉蝣，在深圳生长的生命超过3万种。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四个一线城市里物种最多的，而人只是其中的一种。希望将来做城市规划的时候，可以多考虑一下其他两万多种生命（全场掌声）。

9.

对于深圳的未来，我有三个期待：一是“亚热带雨林城市”的延伸，要包容人和这里丰富的物种；第二是，深圳能不能独立立法、制定中国对自然环境最严苛的保护；最后一个期待是，作为“先行示范区”，我们能不能也将“成为中国内地最长寿的城市”等社会目标，纳入我们努力的范围？

世联地产董事长

陈劲松

10.

我在30年前读了一本书，《仅次于总统的职位》，是一个美国汽车推销员写的。我说这职位好，所以就没干设计，选择了房地产销售。到了销售行业却发现，其实自己离开了设计这个仅次于上帝的行业。然后在过去这信心满满地追赶着的30年，在我们这帮“仅次于总统”、“仅次于上帝”的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城市走到了今天。

现在回想，30年中我们最大的专业判断失误是什么？扪心自问，即使是我们中最专业的，也想象不到‍‍30年后深圳房价会进入这个水平，中国城市化能达到今天的程度。刚才南兆旭老师说，在深圳生活的人口在短短不到40年间从35万上升到2300万，那当时在35万的时候我们凭什么规划的这个城市？未来30年，又还会发生什么？

11.

我们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就是每当经济碰到问题，就做城市基础设施，就做硬的重资产。像内蒙古阿拉善没有车的八车道，为农民运动会盖的每夜都亮灯的万人体育场，村村通电、村村有4G信号，再到完全不考虑回报的高铁修建……我们城市化的快速进程，在全球都没有先例。

我们这代人面对的现实来自“仅次于上帝的人”的设计，加“仅次于总统的人”的推销，再加政府经纪人的努力，以至于什么理论都通通无力。但现在我要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这一套逻辑有没有边界？能不能按它继续往前走？

12.

我觉得边界一定是有的，比如人口就是我们的边界。中国的建筑总量已经达到最起码‍62%的城市化率了，非农人口占就业人口比重已超过78%。大规模农村人口已经进城，除去留守的老人和孩子，这数字到头了。此外，有些地域是人口净流入，有些是净流出，这是第二大问题。第三是流民问题，农民工无法再回去扛起锄头种地了，那么他们能在哪儿生活、在哪安顿下来？这些挑战都不是以前的做法能解决的。

13.

第二大边界是财务杠杆。中国房地产商的杠杆，不是财报上体现的那么简单。我们是加了三重杠杆，第一财务杠杆，从银行借钱，走到边界后加第二层经营杠杆：开发商拖欠、设计完拿不到钱、施工单位垫资等等；第三个是“表外杠杆‍”，‍“明股实债”，表内看不出来。但这些加速器的边界是什么呢？当房价不涨了、甚至往下跌一跌，这双刃剑就会反过来碾压，就会爆仓、爆雷。杠杆就是我们的边界，那么在边界顶头的时候，过去的发展套路和逻辑会变吗？我认为会。

14.

以前的逻辑就是“炒”的逻辑：新城提出概念，政府卖地，行政想办法拆迁一部分，然后加市政投入，然后再来一块地同时这么干。这种逻辑下房子是为了“炒”，这种“价值”体系是生活在未来：当下不好我们都能忍受，根本就不在乎，因为我们坚信未来牛啊。比如我们深圳，忍辱负重都是为了辉煌明天，这就是我们过去的价值观：明天会更好。

然而我认为，所有从事房地产行业的人，从价值观上应该有个根本性的扭转了：真的还得活在当下。

15.

深圳走到今天，城市再升级的基本动力就是科技和现代服务业，而二者的关键都在于“人”。如果我们希望达到“先行示范区”的标准，那么未来的深圳必须是国际友好、儿童友好、青春友好、艺术友好、租客友好的。以此为目标，我们无疑需要修正目前的价值标准，房价高已经不是好事了，要靠不断地再设计、再规划，把人当下的需求真正满足——在过去40年结束后，若我们能继续往前再走一步，才是中国完全实现城市化的最关键那一步。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学会城市设计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朱子瑜

16.

城市设计的好用之处让我体会最深的，是北川新县城项目。在20‍08年的灾难后，中规院开始主导新县城在震后的选址、规划、设计。最后干活的人都走了，我们还在那交钥匙。我们从山水的格局着手，来确定城市的格局、城市的空间。城市设计无疑是有用的，而我们的长期努力就是让它更好用，能真正服务我们的社会。

17.

此外，城市设计能不能服务于管理？因为规划控制+设计控制，才能算是比较好的开发控制。上海、天津都已有这方面的实践，而在2015年12月20日，时隔37年后，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再次召开。会议希望城市大力开展城市设计，提高城市设计水平，并以此管好建筑设计、解决“奇奇怪怪的现象”。为了让城市设计‍“管用”起来，建设部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后着手起草《城市设计管理办法》。

18.

经常有人问，《城市设计管理办法》到底解决什么问题？我认为，就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告诉大家城市规划里有城市设计这件事，不要认为设计可有可无，要明确城市设计的技术定位；第二是确立城市设计的管控地位，比如能不能用城市设计来管几个地块？这算不算增加了行政许可？应该是不算的。第三，是加强城市设计的专业补位。我们的城市空间往往在许多不同单位的管理之下，比如北京市做过一个统计，一个道路断面上有27个单位在管。那么这些事情在做的时候，能不能找到一个共同的平台、不要各做各的；将各分项设计，比如轮廓线、灯光、屋顶，在城市语境下统一考虑。

19.

其实从教学上看，不管是清华的还是同济的教科书，对于城市设计，我们一直是这么教的。虽然之前没有这个专业，但教学中却没有忽视其实质内容。但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了一个大学，开设了城市设计专业，就是北京建筑大学。城市设计，一直是规划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20.

很多人希望，城市设计能解决城市风貌的问题。然而风貌要靠“养”，得有点“包浆”才行。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让城市设计真正起到作用，形成制度，且能够“管用”。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建筑学会城市设计专业委员会主任

朱文一

21.

1996年，MIT教授尼葛洛庞帝（Negroponte）提出“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预言了人类未来的数字时代。2007年，iPhone手机的诞生使“数字化生存”成为现实。而这将对建筑与城市设计带来什么影响？我认为明日之建筑，将是万能视角（上帝视角）优先，是“完全的”建筑学体验。

我将Google Earth视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的发明：人们可以快速直接看到自己的家，通过万能视角获得体验建筑与城市的全新路径。在今日，越来越多的建筑体验首先来自智能手机，这也带来了对于建筑体验的新的要求。比如，传统意义上的绝对地标、高828米的哈利法塔，由于没考虑到万能视角下的体验，在卫星地图上完全踪迹难寻。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

22.

我们目前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了60%，但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城市里有些局部实际是完全没有城市化的。比如说大部分商场的屋顶，完全被设备占据，形成了一个荒芜的地表。而像欧洲中世纪留下来的传统城市，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级别的村镇，还有我们老北京的故宫，都完全考虑到了第五立面、考虑到了屋顶。

在我们大量的以方盒子建筑为主的现代城市中，建筑师普遍在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将屋顶让给了结构设备、水暖电。在每平米房价超过10万的CBD，屋顶毫无利用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在未来，我们肯定无法接受这种建筑师的缺席，无法接受这高度的浪费。屋顶需要城市化。

23.

在国内外许多大城市，都面临着已无可开发的用地，但又想提高城市空间品质、增加公共空间的矛盾。这种情况下，滨水地区的水面上空，以及屋顶，就有着巨大潜力。我将“屋顶城市化”再细化为屋顶建筑化、屋顶公共化、屋顶公园化三个方面。我2017年的一个纽约可支付住宅设计竞赛方案：“曼哈顿水线”，即是一个案例。

人们有可能游泳上下班吗？答案是肯定的。“曼哈顿水线”方案将游泳当成通勤的一种方式，在曼哈顿中间做了个30公里的长条形泳池。这一基础设施改造借鉴了古罗马输水道的方式，从街道看则参考了水族馆的结构（全场笑）。方案中还有3600套胶囊住宅，是对基础设施城市化、屋顶建筑化的一种探索。未来，我们对城市空间的利用，不能局限在地面，还要利用到空中。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学研究所副所长

王军

24.

在古代，我们是以天地自然环境为整体来考虑我们的建筑、城市形态。“二十八宿绕北极，北斗健行其间，银河从中穿越，春夏秋冬、阴阳五行由是而生”，这是古人理解的天道。

敬天信仰对古代人居形态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套空间法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它直通种植农业的原点。

25.

时间，就是中国古代的规划师。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东南西北即春夏秋冬，而这套空间法式，在故宫的表现是最为充分的：秋天肃杀，刑罚杀人的部门就都在西边；而主生养的部门全在东边。

26.

在梁思成先生的《中国建筑史》中，有这样几句话：“建筑显著特征之所以形成，有两因素：有属于实物结构技术上之取法及发展者，有缘于环境思想之趋向者。对此种种特征，治建筑史者必先事把握，加以理解，始不至淆乱一系建筑自身优劣之准绳，不惑于他时他族建筑与我之异同。”

一定要研究的环境思想，具体是什么呢？梁先生也说了，就是“政治、宗法、风俗、礼仪、佛道、风水等中国思想精神之寄托于建筑平面之分布上者”。提出这个研究体系后，他没有机会再做下去，而我们现在的工作必须重视这套体系。我们文化中的这套时空观，以及得到时间的方法，是值得我们深入理解的。

社区治理跨界研究者、深圳市公众力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

范军

27.

深圳不仅有国际大都市的景象，还有草围城中村农民房里的义工之家，园岭老旧小区内的日常市井，以及存在近10年的“三和大神”聚居区：三和人才市场……深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城市，是谁的城市呢？我们好像真的不知道。

我们能感受到的，是深圳的“四分五裂”：“四分”指深圳社会阶层基本四分法，即“深户/非深户”“有房产/无房产”“有高学历/无高学历”“体制内/体制外”。以上种种是一系列区分与落差，虽然和北京上海相比，深户的含金量不算太高，但有户籍的残障人士与没有户籍者之间，一个月仍有五六千元的差别；而体制内的官本位科层制，与体制外的丛林法则竞争体，更是制度迥异。

28.

深圳现在出现了一种迷幻感，好像已后继乏力。很多人已经在准备离开深圳，很多原来极抢手的城中村已租不出去，福田这样的地方都空置了。我们怎样去保证深圳底层居民的生活？而当原来金字塔底部的人都走了之后，原处于中产的人就会变成塔底。这都是很可惜的状况。

29.

在发展的焦虑和“高房价、高成本、高风险”的氛围中，深圳的时间是快的。我们不是24小时，甚至可能是28个小时，因为基本上没办法去休息。很多时间都要加班，一天要做很多事情才能维持体面的生活，这是一种安全感的缺失。

深圳现在的价值观已不该再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了。公平正义才是今日的“金钱”，才是真正值得去守护的地方。我们的时间不要那么快，我们需要回到24小时的正常城市，不需要付出那么多的竞争才能得到基本的体面。我希望能真正回到这个“公平正义”，就把它作为“先行示范”的起点。

30.

“‍走向示范区”不能让“班长”说了算，因为班长是走在前面的。这一定要“副班长”——就是在深圳发展中靠后的那批人——说了算，看他们有没有得到身处“‍先行示范区”应有的幸福感。在“先富起来”的那一小批人之外，深圳还面临着新的城市价值观的考验。

31.

按道理说，深圳这样一个特大城市是会出很多问题的，但是我们没有。深圳整体的治理水平是在高风险、高压力的情况下，还能保持快速地往前奔跑，没有掉链子。深圳“驾驶员”的水平，真的是非常高。

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整个社会的自理、自治能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防范机制。深圳是一个自治程度非常高的城市，大多数来深圳的人都觉得我不要靠政府，我不要靠别人，我要靠我自己。来了之后，觉得自己可以去做很多的自主选择，自主流动，在自由市场里自己承担后果。

32.

深圳现在有13,000多家社会组织，非常活跃。在其他地方，肯定是先有产业、再有企业、再有协会，但我们不是。深圳往往是先有概念，再有协会，再有企业和产业。比如说区块链现在很火，但是在三年前就成立了区块链协会，之后开始去找科技企业里可能与此相关的人、把他们变成会员；然后再去研究行业标准、游说政府出台支持政策，最后带来一个产业的发展。深圳是善于用社团模式去改变政府的，这样一个社会。

33.

今日的深圳已是3.0版的社会，即以利益相关者为核心。每个人都是“有关系”的人，不可能独善其身。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之后，一定需要外面的支撑；而人和人的关系，就是考验我们这个“先行示范区”能不能往前走的地方。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深圳城市设计专业委员会顾问

朱荣远

34.

时间是很公平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地位、职业，是有钱还是没钱，时间都是一样滴滴嗒嗒地往前走，再往前走。

但时间也可能带来不一样的附加值。深圳40年，和内地其他城市的40年，某种程度上内涵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需要思考时间背后的价值，以及我们如何理解、发现时间资源。

35.

1979年深圳“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宣言，是当时的我们在确实很穷的时候，面对中国社会、中国低生产效率的思维。但在这40年里，价值观在改变；今天我们说，时间就是生命。我们需要在时间中注入更多的人的附加值，让生命有意义。

我认为“深圳时间”要打引号，因为它显示了中国现代化的可能性，在40年里证明了现代化的种子在中国的土壤里有可能长出东西来。

36.

“深圳时间”是一种特殊的度量单位，衡量着某一历史时期的特征。它是中国人的生命在长期压抑之后的一种爆发，又恰逢制度上的好环境和移民而来的特殊人群——这群人敢于改变自己的现状，改革开放让他们“知时差而后勇”。抽象来讲，深圳性就是人性。

37.

目前中国的各地区，是处在一个“时差鸡尾酒”的时代。中国地广，东西南北的社会状态都不一样，但又处在同一个时代、同时面对着中央出台的政策，“大哥大和华为手机的对话”这种冲突，就在中国大地上发生。这种“价值时差”的一个例子是，比如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每个字都很精彩，民主、自由、平等、法制都在里边。但是这个话放到南方或是北方，上海或是西部，“时差”下理解的方式都可能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面对的”时差“带来的焦虑，矛盾，纠结。这当中同时又包含了希望，包含了各种可能。

38.

我们做规划、制定政策的人，需要去识别不同地域、文化土壤之间的时差。然后利用设计和规划去填补时差所带来的沟壑，再引领更大的市场。地域之间的很多差别在于理念，而设计和规划要做的事，就是与夏虫语冰，与井蛙语海。

39.

某种程度上，做设计就是要用心地去想一些事情，也由此有思想启蒙的责任。去思考社会进步的可能性，是我们这个职业的标准。

当我们把一个设计规定下来，未来就有可能变成设计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不要放弃每一条线，每一个文字，每一笔方案所传递的价值。

40.

“不中规矩何以经天纬地，固守藩篱焉能革故鼎新。”‍

这句话是中规院深圳分院成立20周年的时候，我们写的一句服务价值观，改革和创新也一直是在沿着这种思路往前走。然而不仅是中规院深圳分院，深圳很多的设计者、政策制定者，也都是这样做的。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教授

孙一民

41.

从经济特区到先行示范区，对于深圳，我听到的好像一直是“北京想让我们干什么”“让我们学什么”，然后深圳就在想这两个问题。而广州就不太一样，第一，不要给我什么任务；第二，我也不想做给别人看，我就做自己的事情。这个区别是很大的。

42.

关于“可能性”，在我做学生的时候，有次有个同学跟我们一位老师说，“老师您高兴什么呢？方案都让人批成那样了。”老师说，“没有啊，我这个方案很有发展前途”。

“很有发展前途”就是说你现在做的还不够好，未来怎么做都有前途。深圳是不缺可能性的，但是在这种丰富性下你究竟要做什么？这个需要提前想清楚。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宋丁

43.

“先行示范”，就意味着深圳要探索的不再是单纯的经济路线，而是要建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区，向全球证明中国道路是有希望的。这个任务很艰巨。

44.

深圳为什么会成为“先行示范区”？我认为就是因为华为的“备胎”芯片。因为国家意识到扶持了那么多的城市，只有深圳靠市场化这个因素，真的能起来。但是单纯靠市场力量没有办法面对中美目前的框架，没有办法面对香港目前的困局并解决它。所以让深圳成为“先行示范区”，让市场化继续推进。

如果你仔细去读《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下简称《先行示范区意见》），4000余字里有一半在谈的是为深圳赋予国家力量，比如让你承办全球著名的外交活动。如果讲可能性，我认为深圳的下一步很简单，就是市场和国家两种力量的高度整合。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建筑学院执行院长、深圳城市设计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宋聚生

45.

确实，从某种层面上可以说，深圳的可能性是国家意图的实现。《先行示范区意见》中强调了很多国家意志，强调了充分利用国家授予深圳的立法权，强调了深圳可以整理、总结需要国家支持的项目，打包报告中央。所以对于深圳的未来，我个人觉得乐观肯定是前提，但也要理性认识到我们拥有的条件，以及需要克服的问题。

46.

然而在政策之外，这座城市更大的信心从哪来呢？就是在深圳这块土地上，目前生活的和将来要加入的人群。和传统的“闯关东”“走西口”不太一样的是，来到深圳的人大多希望能创造新的生活，所以不管哪一个阶层的人都怀揣着希望。未来的不确定性就是最大的希望，而先行示范区也好、国家意志也好，带来的是可能性，不是单一指标。

深圳大学本原设计研究中心研究员、深圳城市设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王晓东

47.

在我的认识里，深圳最关键的一个词就是“实践”。它在中国最早地实践了一种制度的可能性，而到后来，大家的思想都变过来之后，有些输血的东西就不必要，所以深圳才开始自己找出路。

这个实验田集中了一批敢于尝试的人，我们的知识基础、人的基础，是深圳最大的优势。前面几十年我们在补课，补得很快，到现在深圳已在第一线上。我认为现在深圳不再是要做一个香港，或一个比香港还繁华的城市，这是表象。现在我们要做的，是继续实验、调整配置——那些目前社会没关怀到的方面，比如给城市提供了大量支撑的低收入阶层，他们的生活，我们要不要提前去关心？

深圳的可能性在于敢试的思想，而试的东西一定是要变化的。对更大范围该说的话、该做的影响，也要负上责任。

48.

我认为深圳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做一个“好起来”的社会，没有人从心底里感到需要抱怨。我们如果能率先做一个这种方面的社会压力最小的城市，就非常理想。至于回到我们具体的专业，带着这个大理想，该怎么努力就很明确了。做该做的事去。

AECOM中国区建筑设计副总裁、深圳城市设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钟兵

49.

当“先行示范区”让所有人都开始亢奋，我们更要意识到，可能性也许恰恰建立在某种限定性或敬畏心之上。如果我们在狂飙突进了40年以后，还有那么多对数字的追求、对赶超的追求，我觉得可能并不是一个最好的社会环境。深圳的某一个轮子走得很快，另一个轮子已经落下得很远。我们未来的可能性恰恰是把弱项补齐。

我希望深圳的未来是一种“有限的可能性“，越有限、越有理性的思考，实验才有价值。我们的实验并不只是希望建立起一个好城市，而是希望能摸索出某种能够推广的模式。

50.

一个城市的生命力，就在于自我纠偏、自我修复的能力。对于新形势我比较担心的一点是，深圳如果是自由成长，它自我修复的能力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但如果国家意志过于关注这个城市，也许你就被绑上了一架战车，这就不是深圳人或这个城市本身能掌控的了。这件事有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强心剂”，也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兴奋剂”，我们要特别关注。

过去40年，也许我们在某个层面上真的成为了全国甚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标杆，但未来在其他层面是不是也有可能成为标杆？从人类的普世价值观来讲，如果只有经济数字，你很难说服别人。幸福指数，生态指数，可持续发展指数……如果我们的评判标准能更多元，这个城市会更健康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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