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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豪斯百年:德国建筑的源与流

包豪斯百年:德国建筑的源与流
作者:forca | 编辑:李菁琳;校对:杨春(实习生) | 2018.07.26 20:09

本文为学术领队唐杰(forca)为“包豪斯百年:德国建筑的源与流”考察所撰写的旅行前言。

 

一.

2019年, 一个令人激动的年份——包豪斯的百年华诞。  

 

100年前的1919年,“一战”遮天的硝烟和血腥的空气刚刚散去,一个德国建筑师在德国魏玛成立了一个旨在用新式教育来培养新型建筑与设计人才的学校,这就是“Das Staatliche Bauhaus(国立包豪斯学校)”。 这个建筑师,就是被誉为现代主义建筑学派奠基人之一的Walter Gropius(沃尔特·格罗皮乌斯)。

 

格罗皮乌斯(左五)与包豪斯的大师们

百年似乎弹指一瞬,使得一切归于沉寂。包豪斯如今给我们的印象,一如德绍那栋著名的包豪斯校舍,那栋建筑里,曾经热火朝天的工作坊,成为如今寂静空荡的博物馆,仅供游人前来朝圣和瞻仰。

 

徳绍包豪斯校舍

罗兰·巴特曾经说过:“尸体作为尸体,是活生生的。”被如茵绿草包围的校舍似乎也在提醒着我们,不要忘了曾经的包豪斯,是多么一个元气淋漓的存在。那里曾经是一片热土,充满社会改良的“乌托邦”式理想;那里曾经是一个乐园,让一群梦想家尽情驰骋。就像在《包豪斯宣言》里振聋发聩的发言那样:“......让我们来创办一个新型的手工艺人行会,取消工匠与艺术家的等级差异,再也不要用它树起妄自尊大的藩篱!让我们一同期待、构思并且创造出未来的新建筑,用它把一切建筑与雕塑与绘画都组合在一个单一的形式里,有朝一日,他将会从百万工人的手中冉冉地升上天堂,水晶般清澈地象征着未来的新信念。”[1]

 

从包豪斯开始,星星之火开始燎原。现代主义设计正式从娟娟细流慢慢变成了滚滚洪流,最终席卷全球,改变了我们眼中世界的模样。

 

也正因如此,德国被称作现代主义建筑的发源地,同时因为对后者的巨大贡献,让德国建筑时常被先入为主,或多或少地和现代主义建筑画了等号。

 

 

二.

包豪斯的100年,在另一个平行的时空里,对于德国却是一个波谲云诡的100年。

 

在包豪斯成立的同一年的8月11日,魏玛共和国成立。这并不是个值得纪念的百年诞辰。这个诞生于血与火之中的政权,是“一战”失利后的德意志帝国,崩盘而产生的一个畸形的“副产品”。正是在这个别扭的政权里,一个狂人和他邪恶的政党获得了这个国家的统治权,把德国拉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万劫不复的深渊。

 

“二战”的失败让德国满目疮痍,战败的德国不得不接受英法美苏分区占领的痛苦,国家分裂长达半世纪之久。

 

真正的复苏源自1990年的两德统一。随着柏林墙轰然倒下,这个国家重获新生。德国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规模建设。在过去的近30年时间里, 一批重要的建筑和城市项目在德国各地拔地而起。而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些大兴土木的烟尘里,不仅有德国本土建筑师 ,还有一大批来自德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建筑师的身影。

 

矫枉难免过正,在经历孤立与封闭的时代后,战后为了向世界展现一个开放、透明和民主的“新德国”,德国政府愿意以身饲虎般把一大批重要的公共项目,甚至包括类似国家形象的政府办公大楼,交由外国建筑师来完成,这种做法在欧洲其他国家是极为罕见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负责的德国国会大厦改建工程。

 

德国国会大厦的玻璃穹顶,诺曼·福斯特

 

三.

正是由于“新德国”这个框架的开放性, 让德国建筑师在这片土地上面对着来自全世界的同行的激烈竞争,在各说各话的语境中,进行着百花齐放的建筑实践。这让德国当代建筑呈现出一种迷人的多样性,并产生了若干重要的典型“派别” 。

 

理性主义的方格网

 

就像德国这片土壤,从来盛产思辨的伟人一样,在康德、黑格尔、尼采、马克思等伟大的思想家和他们思想训导中,也在建筑界形成一种理性主义的洪流。 德国建筑师努力在建筑中寻找秩序,尊重秩序,反映秩序。虽然以温格斯(Oswald Mathias Ungers)为代表的建筑师笔下的作品,多是以严谨的方格网面目呈现于世人前,然而这种方格网却绝不是简单粗浅的单调,它背后是适度的精简和功能的灵活多用,以及一种禅修式的美学。温格斯的同事、后辈如迪特·保美维尔特(Dieter Georg Baumewerd), 汉斯·科尔霍夫(Hans Kollhoff)又将这种理性主义的思想继承并发扬光大。而这种思想也深深影响到如瑞士的马克思·杜德勒(Max Dudler)等一大批外国建筑师。

 

汉堡艺术博物馆,温格斯

 

表现主义的浪漫

 

20世纪20年代,如同春夜的惊雷,表现主义在德国这沉沉的铁板上开始敲击,振聋发聩。蓝骑士(Der Blaue Reiter),这个发源于德国慕尼黑的艺术家团体(代表人物有弗兰茨·马尔克(Franz Marc)和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等),就如同惊雷后的春雨,沁人心脾。 同样在建筑界,布努诺·陶特(Bruno Taut)和埃里希·门德尔松(Erich Mendelsohn)给德国表现主义建筑在青史上树立了第一座不朽的丰碑。虽然随后的20年里,纳粹的恐怖统治压制了一切不同的思想,黑暗时期里的建筑只是国家主义的纪念物。但当战争结束,一种矫枉过正的诉求,让表现主义在德国立刻重获新生。战后,斯图加特的建筑师刚特·本尼师(Günter Behnisch),以凌乱的平面、破碎的形体和通透的材料,如同非此即彼般表达对国家主义建筑的抛弃。本尼师也被视为战后德国建筑师的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民主建筑师”。而出身于巴伐利亚的格菲尔德·波姆(Gottfried Böhm)——德国第一位普利兹克奖的获得者,和他身后那伟大的建筑师家族,用充满雕塑感的混凝土和壮美的空间,向世人展现着德国建筑师毫不逊色任何民族的造型能力和艺术表现力。

 

如今,新一代建筑师在表现主义这条路上也不乏佼佼之者,代表者之一是于尔根·迈耶(Jurgen Hermann Mayer)。他们用令人震惊的作品,展现着德国人的艺术才情。 

 

施特拉尔松德海洋中心,刚特·本尼师

 

技术主义的成就  

 

如同日本一样, 糟糕的自然资源,缺乏产品倾销的出口地和殖民地, 注定了德国工业发展从始至今走在一条以注重精密加工水平和优化产品质量来在竞争中获胜的技术主义道路上。因祸得福般,锻造出德国强大的工业基础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产业。这也客观保证了建筑业在技术主义这条道路上的非凡成就。德国建筑师设计的火车站、机场、桥梁等许多基础设施建筑,如同德国工业流水线生产出来的精密仪器般,不仅注重结构功能性,更充满了技术美学。

 

50年前,当弗雷·奥托(Frei Otto)在1967年的蒙特利尔世博会德国馆和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体育场等项目中,开发出结构先进而又空间宏伟的锁网结构时,技惊世界。直到今天,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的芳草缤纷中,轻盈而透明的屋顶在起伏的地景上蔓延生长,看起来依旧先锋,依旧高技。奥托之后,斯图加特的维纳·索贝克(Werner Sobeks)接过了轻型结构的旗帜,代表在技术这条道路上一群德国建筑师的继续探索。而这其中,不应该忘记了一个伟岸的身影:来自德国汉堡的gmp事务所。作为设计大型跨度结构建筑起家的公司,他们在体育场、机场等类型建筑上的杰出成就,正是源于他们在技术美学上的不懈追求。

 

慕尼黑奥运会体育场,弗雷·奥托

 

可持续性发展的未来

 

可持续(Nachhaltig)一词,正是德国人首创的概念。1713年面世的这个词,最早是用来表述正确的林木采伐策略。如今可持续性设计和绿色建筑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而作为发源地的德国,自然是这个行业翘楚的存在。德国可持续建筑委员会的DGNB绿色建筑评价系统,也是整个行业最顶尖最严格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之一。

 

早在2000年的汉诺威世博会上,官方就提出了“人,自然与技术”的口号,提倡在生态建筑、零耗能住宅、被动式房屋、绿色能源技术等诸多方面进行探索和研究。当年汉诺威世博会的标志性建筑——巨大的木构屋顶,就是新绿色建筑的典范和象征,尽情释放了木材作为可再生建材的潜力。木构屋顶的建筑师是来自慕尼黑的托马斯·赫尔佐格(Thomas Herzog),正是在绿色建筑领域的大师之一。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新生代的建筑师更加注重绿色建筑的全套性能标准的实现,以及功能技术与美学的平衡统一,很少有单纯炫技般的手法堆砌。柏林的建筑事务所索布鲁姆·胡顿(Sauerbruch Hutton)和杜塞尔多夫的事务所因格霍芬(Ingenhoven)就是其中的代表, 他们的作品在新型的造型与合理的功能之下,是许许多多可持续技术的深度整合。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德国经济支柱之一的能源产业,为整个建筑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和行业支持。在2011年东日本“311大地震”之后, 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德国,最先痛定思痛,强行关停德国所有核电站,以国家层面的力量强推绿色新能源产业,这种充满勇气的前瞻式的行为,影响必定深远。

 

徳绍环境中心署,索布鲁姆·胡顿

 

四.

正如克罗齐在他的著作《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所提到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以没有当前的生命,就没有过去的历史可言。”[2]

 

百年之后,我们回望包豪斯,是立足于我们在当代语境中对建筑的理解,重新写入包豪斯当时的历史情境。反之,当我们审视当代德国建筑,其实也是用包豪斯的理念来做当代框架下的推演和印证。

 

历史语境中,包豪斯所提倡“艺术与技术,新的统一”[3],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手工艺和机器工业大生产的结合。时过境迁,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统一早已经变成了如今的媒体、视觉等艺术与新型工业、网络、生物、能源、绿色环保等新技术的结合。并因为结合点和侧重点的不同,衍生出了多种不同风格的类型流派。

 

这种变化,一如当年《包豪斯宣言》封面上的玻璃哥特教堂,100年后的今天,可能教堂还是那个教堂,而版画印刷的招贴画早已经变成了3D打印的实体模型。而最大的区别是,100年后的我们再也不会把包豪斯挂在最明显的地方,大声疾呼做口号式的宣讲,因为包豪斯的思想已经深入了当代设计的骨髓,无论是设计师还是使用者,无不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了。

 

左:《包豪斯宣言》 右:《包豪斯宣言》封面的玻璃哥特教堂

当今天我们穿梭在德国当代建筑之间时,尽管身边的建筑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然而按图索骥,不难发现他们背后有序的传承。包豪斯100年后的德国当代建筑,已经从百年前单一源头发展出来今天这么一个百花齐放的混合体系,以至于这种复杂的多样性已经很难用一两个词,贴标签般一言以蔽之地形容。然而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从包豪斯开始至今的德国建筑,对创造的态度,对多样性的追求,对未来的热情,从未改变。

 

当年包豪斯的学生们在校舍的阳台上

参考资料:

[1] Bauhaus manifesto,1919

[2] 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晁天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16日

[3] 包豪斯大展中格罗皮乌斯演讲“Kunst und Technik, die neue Einheit”,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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