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荣远：疫情前后，我所理解的好城市 | 有方专访

2020年近过半，新冠疫情对全球带来的影响却远未消减。在最初严峻的“非常时期”之后，当我们的生活回到一种与病毒谨慎共存的“迭代后的平常”，此次疫情留下了哪些警示，在建筑与规划专业领域，又要求着怎样的反思？

本文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深圳城市设计专业委员会顾问朱荣远专访视频及全文，关于以建筑的临时功能提升城市规划的防灾弹性，也关于疫情前后，他所理解的好城市。

△ 专访视频  ©有方

有方  今年春天因为疫情的封城隔离期间，城市发生了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变化？

朱荣远  今年春节是在深圳过的，就在房间里待着，宅居了快两个月。往年有可能会去重庆，北京，石家庄，但今年就基本没动。

特殊时期，隔离突然成了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它给城市生活、城市空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区块”或者说“单元”强势出现，而且单元之间完全是互相独立的。过去也有人宅在家里，但我们通常将“宅”理解为略微负面的状态；这次突然所有人都不得不宅了，就会出现一个“从平常到非常”的转变，而且不是一个短时间内的非常。武汉封城76天，其他城市也有各种隔离措施，“非常”最后也就慢慢变成“平常”了—— 一种迭代后的平常。

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互联网。过去在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当中，是不涉及虚拟空间的，但这些虚拟的物理空间，事实上会给人们带来心理影响，某种程度上，它们就是“平行世界”的另外一个社会环境。很多年前我就想招个研究生，专门用玩电子游戏等方式研究虚拟空间。因为游戏有各种仿真的社会场景，但在虚拟空间里没有重力，所以什么房子都造得出来。而这一次，在强制性的隔离之后，虚拟的社会环境就成为了更为重要的主体。当实体单元之间被隔开，联系只能靠虚拟社会来完成，那么过去被我们忽略的虚拟世界的社会交往空间，是否也需要被纳入设计呢？这就是一个话题了。

这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割裂。家庭和家庭之间，家庭构成的社区和社区之间，都是分裂开的。每一个群体都要保护自己的住民，与另外一个群体之间就会产生抵触。当城市之间、国家之间都产生了抵触，过去似乎已经习以为常的“全球化”就出现问题了。很多传统的约定俗成已发生了裂变，这都是值得检讨和研究的事情。

有方  疫情期间，世界各地涌现了许多不同的应急医疗空间。从武汉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到各地临时改建的方舱。这形形色色的案例，给您留下了哪些专业角度的思考？

朱荣远  其实这个事儿跟我们去年讨论过的“深圳时间”，是一脉相承的。因为“空间的时间性”恰恰就体现于，空间在不同时间段会呈现出不同的功能，有限空间会发挥更好的作用。但我们目前的大多数建筑太单一了，比如住宅就是住宅，法律上也规定了住宅不能用于其他活动。这都是建筑在多样性层面受到的制约，因此并不是每栋建筑、每个空间，都能在不同时间中做功能的转换。我们过去常说，建筑是“不动产”。虽然我不是建筑师，但也曾经想过，为什么不能把建筑做成动产？这次的方舱医院也好，其他临时建筑也好，其实某种程度上都是把一个不动产空间做成了“动产”，赋予了其他利用方式，这就是应对。

火神山、雷神山是一种固化的建构，它们作用很大，解决了当时很紧急情况下的一些问题；但是在快速建造之外、其后续使用怎么办，是目前出现的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建筑的多功能是值得研究的方向，需要去思考如何“再利用”，而不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后，又制造了新的问题。

同时需要提醒的是，我们要关注临时的建筑功能，而不是临时建筑本身。就像改为方舱医院的会展中心，就是建筑在特殊时期的功能转换，但是原来建筑主体的特征并没有改变。前阵子跟宝安区长讨论“哪些建筑可以作为方舱医院来使用”这个事情，酒店、住宿制的学生宿舍都有可能。目前这些建筑可能没有污水处理、隔离细菌及病毒的措施；但未来如果我们能在其中多设置一套备用系统，一旦出现了类似这次疫情的特殊情况，这些建筑就可以腾出来做方舱医院用。我觉得按照这种逻辑去做，我们可以节省很多。

有方  我国目前对于这种多功能性的关注和研究，大致处在什么阶段？

朱荣远  其实这个话题一直都存在，空间属性和利用方式的灵活度是永远的话题。这个意识是从算账开始的，最早是在和万科聊天的时候，谈到他们早期在东莞的一个商业综合体项目，建好之后跟需要没能完全匹配，会有很多空间闲置。他们当时就在想，能不能把建筑变成上午是一种功能，下午、晚上又是另一种功能，这样空间的多样性就产生了，租赁的时间也可以更灵活。如果经营管理能跟得上，因为租赁的“零售单价”永远是高于批发，空间也就能拥有更高的时间性价值。

但不是所有建筑都能这么做，另外让空间适应多种功能需求的考虑，应在建筑设计初期就被纳入。无论是管网、楼梯还是隔墙，都要尽早考虑怎么变化，考虑哪些地方不能随意更改，可变与不变之间是怎样的比例或者何种配合方式……建筑毕竟跟地球引力有关，一些基本模数是有规律的。

有方  在您的观察中，针对类似此次的传染病防治或其他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我们目前的城市规划是否预留出了足够弹性？具体采用了哪些机制？

朱荣远  这些内容在规划中都有硬性规定，但碰到这次新冠这种近年几乎从未见过的大规模急性传染病，还是措手不及。医院床位的常规配置，在这种突如其来的大规模爆发面前显得太过有限，就跟我们的城市道路满足不了每个人都开小车的道理是一样的。那么如何满足短期的需要、又能不建太多固定的医院，就是硬件设施和软件运行之间需要解决的关联。就像国外很多地方在社区层面就解决了基本的看病需求，大病才会前往医院，就是让每个层级的医疗服务都能承担相应的分流作用，用政策和机制化解床位有限的问题。

城市规划中有一个“韧性防灾”的内容，就是这方面的考虑。但弹性都是相对的，是在一个区间里，超过了这区间就会失去。所以还是预防为主，“防”在前面。其实“城市规划”的诞生，也是因为污水等公共卫生事件，城市规划的理性，就在于尽可能避免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从饮食到废气、废水、爆炸、火灾等等。建筑规划学科需要不断强化这些内容，面对新的突发，学习新的方法，思考新的应对。

有方  在您已谈到的对多功能建筑的重视之外，本次疫情还提示了哪些增加城市防灾韧性的方法？

朱荣远 城市及城市规划的内容，不只是针对空间的，也不应局限在规划界或者规划局的领域。这次疫情期间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来约束人们的生活方式。城市空间是提供生活方式的场所，但对于生活中不属于规划专业的内容，国家可以通过社会治理的软性方式进行改善。生活方式是泛规划专业需要考虑的问题，但不是我们直接发力的地方。

这次疫情后，大家可能会形成勤洗手等很多新的习惯，这都是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学习和改变的事。回想历史，古代的许多生活方式和现代的差别大了去了，都是在进步。这是文明观整体的事情，而空间只是其中一个内容而已。

有方  在您2018年发布的《我所理解的好城市》一文中，细述了“好城市”的判定标准。在这段疫情之后，经历过“两个平常之间的迭代”，您对于好城市的理解是否有了变化？

朱荣远  好的城市依然是要以人民为中心。因为城市的主体还是人，满足人的需求是最关键的事情。《我所理解的好城市》那篇文章原来的题目叫《彼此》，“彼此”就是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写那篇文章的起因，是当时北京在驱赶所谓“低端人口”。好的城市，需要包容。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面举了一个澳门的例子。我们去澳门做城市设计的时候，把它走遍了，体会特别深。澳门有些区域是本地人的区域，有些则是本地人和外来人混杂的区域、活动会交织，还有些基本就都是外来的旅游者。澳门知道没有外来人，它自己活不下去，所以对外来者的态度就很包容，因为知道背后的利害关系。而北京当年，因为很多原因要疏散人口，然后又采取了一些极端的方式，这就是文明的态度了。一个城市的人性是怎么样，就决定了你的文化态度。

深圳这座移民社会就是包容性非常好的一座城市。就像我们在参与刘珩于德国Aedes的展览“深圳-ness：空间衍异”时的讨论：深圳的成功，就是人性的成功。所以要说未来的城市是否包容、是否有特色，其实都跟人有关系。一座城市除了物理空间的特色之外，背后还要看人活动的状态，人的生存状态。

附

我所理解的好城市

朱荣远，2018年

*附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城PLUS”（ID: caupd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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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理解的好的城市空间特征是：有秩序、有特色和有容量。

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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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一座城市在处理新旧秩序关系的方式，可以知晓这座城市的社会特色或文明的状态。

如果说拥有属于自己独特的城市特色是每一座城市的理想，那么建构一种与实现这个理想相关的城市生活与空间秩序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近几个月来，以法律的名义对当街或背街的开墙小店现象进行不留死角的清理行动，为了城市天际线拆除建筑物的广告标识，因为突发火灾而采取应激式的城市管理方法等，频频引发与城市特色、民生相关话题的大讨论。

——今天以人民的名义规划建设城市的社会观成为新的价值风向，作为一种“新常态”正在影响着人们意识和行为。

按照词义，“人民”是一个反映“集体”的名词，“人民”是由不同个体的人，带着他们各自所在地域的文化特征集群而成的。

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号召或诱惑下，这些被称为“人民”的人们从自己的家乡来到更大的或更先进的城市生活，于是被分为“本地人”和“外来者”。当下每个城市围绕着本地人和外来者生存空间和社会关系等采取清街巷、拆违建、治理社区等动作，都可以说是从现实走向预设的某种目标的理性人为，已经发生、将要进行或戛然而止，都成为认识那座城市的途径。观察一座城市在处理新旧人群带来的新旧秩序关系的方式，可以知晓这座城市的社会特色或文明的状态。

今天我们以城建执法、重塑秩序的名义去纠察“开墙打洞”的微改造行为，依法行政，恢复某种原状，让北京的胡同恢复了清净，街面巷里回到了整洁，也改变了城市中人们渐成习惯的生活方式。可因为“还原”而不得不消逝的那些东西是不是真的不应该存在？那本已多元化了的活力胡同，其实是一种胡同的后现代主义衍生的空间现象，这个现象反映了本地人和外地人新融合的社会关系，符合当下人们生活需要，相由心生。封堵之后让人又陷入了历史街区活化的老话题漩涡，而胡同似乎不应该仅仅是历史文化的皮囊，还能再有别的可能性吗？

中国城市化潮起潮落间一直伴随着文化排异，本地人已有的秩序、外来者入城需要的新秩序，二种秩序的融合并没有很快形成共识，在新秩序形成前的混沌时期，这种混沌而“无序”的矛盾开始在空间和人文关系等诸多方面出现了。现代城市的特色需要见物更要见人，人与自然的组合规律是物性之合，人与人的融合秩序是人性之和，经验告诉我们：最感动人的城市特色是那种拥有现代化物性与和谐的人性的特色。

“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需要将为人服务的承诺，落实在具象的物质场所中。因而从一座城市生活环境特征的演替、本地人与外来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变化中，就可以知晓这座城市的所作所为是否有悖于承诺，也可以感知城市秩序中公平、包容的成色。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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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价值在于社会的归属感和城市文化的辨识度。

城市特色是以可识别和可记忆的程度为标准的，前一个是入眼，后一个是走心。

可入眼的城市识别性，对于特色而言是最重要的。除去大自然天赐的山水环境作为识别的背景之外，还有城市人为的、或美或丑的各种建筑组成的场所以及“人民”在其中活动的现实现象。

今天的城市和建筑空间特色首先是本地人+外来人的增量带来的物理尺度变化，只变大不缩小，让有规模的城市入眼；其次是各种因需求自发的、多种多样的基层公共服务引发的破墙开店、城中村等“非正规”现象，更多元不简单，亦让人目不暇接……大小空间都在变，其空间规模的增量和公共服务的丰富性，反映的是在一个时期里，某座城市社会经济和政治格局尺度的大小。

可走心的记忆，常常超越空间形体，是一座城市生活的便利和社会人文的公平、包容留给人情感的综合体验。美好的记忆是留住人心，而不只是糊眼，老话讲：“此心安处是吾乡”，哪怕只是短暂客居。心不安是中国城市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人们会焦虑有无住房、工作，也会冀望能够在具有社会公平的环境中生活，大家都希望面向未来应该少一些不确定，而多一些可兑现个体梦想的社会环境。当然，也无奈地面对各种政策的“月亮脸”——初一十五不一样。如果界定城市生活的规则和秩序是非连贯的、不确定的，一定给社会秩序带来社会焦虑，可以试想：什么样走心的记忆才是身心健康的，本地人和外来者在城市共同生活中不断地改变着符合城市或建筑的特色与空间秩序。

让人纠结的是，“无序”往往是描述多样化的同义词。也许城市社会生态也像热带雨林一样，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其中要害：植物学界至今也没有对热带雨林生态动植物的相关性解释清楚或解码成功，科学家们只猜想：看似杂乱且低级的地衣和苔藓可能是雨林多样性的基础。

特色的价值还在于可获得社会的归属感和城市文化的辨识度。个体人之间的存在需要有差异，才能在社会中形成文化的多样性，进而形成空间的识别性。

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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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社会和空间特色是：给予所有人各种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

中国城市从小到大的变化，就是在本地人的社会中不断增加的外来者所促成的。开放的城市会面对城市规模扩大带来的若干问题，毕竟城市不是某个人的城市，是个体人、集体社会的空间，大家的共识是形成城市社会特色的关键。

城市特色需要多样化的集成，就好象一条河上只有独木桥是特色，有多条过河的桥也是特色，理所当然地要选择多座桥，因为走独木桥让人的关系只有前后与输赢，多架桥让人们有并行与共赢。

例如澳门，这座城市以独特的包容存在和发展着：

澳门小，城市的边界封闭，社会相对稳定，具有明显的熟人社会的特征，但澳门人知道自己不大的社会应该要多元化、流动性，才能小中见大。一面是半岛城密人安的澳门本地人常态生活的“平衡性”，另一面是“全球城市”呈现出来的对外来者的“开放性”，在澳门本地人和外来者的关系，既分又融。澳门的地方就那么大，密一点，就密出特色了，融合一点，也就融出一种包容的态度。在城市中的“彼此”活动互有交织、又各得其所，且相得益彰。

澳门人有自己的城市共识，他们知道对外来者友好，对自己才有机会，澳门在处理本地人和外来者的关系上是适宜的，这座城市释放出的善意也是有温度的，外来旅游者在澳门的客居生活体验是惬意的。澳门人对待外来者的心态也成为这座城市日积月累、平和的文明态度。澳门的建筑特色十分显著，而在我的心目中，其社会特色更加让人感怀。

好的城市社会和特色是给予所有来到城市的人们各种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好的城市文化是拥有对人的身心感知与文化异和的包容度。中国的城市化还没有停止，从小城市或乡村来到大城市，有许多人会再回到小城市或乡村，城市化或逆城市化，“人民”不断地这样在时空中交流着，在本地人和外来者的身份中转换着。中国城市化证明了：人，才是资源，“人民”来到城市在彼此陌生、冲突和包容的混沌关系中走进新时代，“来了就是深圳人”是那座城市文明承诺的一部分，敢承诺就要去兑现，在这方面南北城市有温差，我相信“以人民为中心”的好的城市才会有好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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