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方报道 | 罗杰斯40年后再谈“蓬皮杜”：当年很不受欢迎，得知我是它的建筑师时，一位女士用雨伞攻击了我

10月23日，普利兹克奖得主、英国建筑师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在深圳规划大厦报告厅带来一场简短但有趣的讲座，并与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等人在讲座结束后进行了对谈。

1933年出生的罗杰斯今年已经85岁，这是他第二次来深圳。他坚持站着讲完了讲座，思路清晰，还带着一点英国人特有的幽默感。

40年后再谈成名作巴黎蓬皮杜中心，罗杰斯不忘自嘲当年它是世界上最不受欢迎的建筑，还曾经因为说出自己是这座建筑的设计者，而被一位女士用雨伞进行攻击。

追求现代

讲座开始，罗杰斯先展示了一张图片，将原始人搭建的居所、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1967年世博会美国馆的玻璃穹顶放在一起，表达了他所理解的好建筑的概念。

所有好的建筑，都是它们所处时代里的现代建筑。植根于时代的艺术、技术与经济，好建筑能够诠释时代的精神。

建筑的和谐，如果不是通过保持与现有建筑的一致性来维持，就是通过与其互相补充来建立。建筑要满足使用者的需求，也要满足过路者对它的期许。建筑要满足这个世界一直不断变化的需求，所以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罗杰斯也一直在追求更加灵活可变又充满活力的建筑形式。

40年后再谈蓬皮杜

讲座的题目——“全民共享的场所”（a place for all people），实际上是1971年罗杰斯和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竞标巴黎蓬皮杜中心时的竞标语。40年后再谈蓬皮杜，罗杰斯依然感慨：“我们想创造一个全民都能共享的场所，无论你年长或年轻，贫穷或富有，无关你的信仰或国籍。这应该是一个既拥有纽约时代广场那般活力，又拥有伦敦大英博物馆那般深厚文化底蕴的建筑。”

1977年建成的蓬皮杜艺术中心，与周边古典建筑毫无关系可言，它单纯又复杂，裸露得动魄惊心。建造技艺的大胆，体现在外部巨大的支柱与彩色管道的外露上：外部用28根支柱支撑，做到让建筑内部的十层展览空间都无柱可寻；暖通管道外露，并被涂上各种抢眼的颜色，蓝色是通风管道，黄色是电气管道，绿色是输水管道，而红色则用在强调交通运输的自动扶梯与电梯上。

管道与设备用房的外移，解放了建筑的内部空间。内部巨大的展览空间，主要用于展出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里的展品以及一些临时的展览。除此之外，蓬皮杜中心还包含有一个公共信息图书馆、一个研究中心、礼堂、议会厅及两家电影院。

讲座现场，一张古典建筑的立面图被放置于蓬皮杜中心照片旁，用以对比两者的区别。都说建筑是凝固的艺术，古典建筑有其永恒经典的美，但却不可变。与此相对，罗杰斯表示“可变”（flexibility）是蓬皮杜中心最重要的特质，因为在时代洪流里，“改变”是连续不断存在的。

“刚建成时，它应该是世界上最不受欢迎的建筑之一。”罗杰斯回忆起，有一次他走在蓬皮杜中心外面的广场上，遇见一位打着伞的太太询问他是否喜欢这栋建筑，在罗杰斯回答“我就是建筑师”后，太太用雨伞打了他。

就是这样一栋在建成初期遭受了广泛反对的建筑，没过多久，却逐渐被巴黎民众接受，如今已成为法国甚至全球最受欢迎的文化中心之一。2017年是蓬皮杜中心建成第40周年，迄今为止，它已经开门迎接了超过1亿5千万的来访者。

从最高到最矮

蓬皮杜中心完成之后，罗杰斯回到英国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他们在伦敦完成的第一个重大项目是劳埃德大厦（Lloyd’s Building）。罗杰斯打趣“劳埃德大厦建成的时候是伦敦最高的大楼，如今却变成金融城里最矮的4栋大楼之一”，即便如此，它的现代性与先锋性依旧清晰可辨。

谈起这个在金融城里至今都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的建筑，罗杰斯表示：关注点依然应该放在“改变”（change）上。

劳埃德大厦位于伦敦建筑密集的金融城片区，为了解放内部空间，附属服务设施也如蓬皮杜中心那样从内部被转移至了外部，这样不仅能够根据不同部门的需求，更为灵活地分割内部空间，外部电梯等服务设施也更容易进行维护。三个主塔各自连接着一个附属塔，共同围绕着建筑中心60米高的中庭，每层楼都可以俯瞰这个壮观的中庭。中庭间设置有串联内部交通的扶手电梯，这里也是不同楼层的人之间交流的场所，为整个空间带去活力。

罗杰斯接手这个项目时，需要拆除1928年的老建筑，但他没有完全拆除所有的历史遗迹，而是保留了部分原有立面作为致敬。原有的历史建筑与新大楼的高技风格并列在一起，看起来几乎是矛盾和被迫的，但两种风格似乎又以一种描述现代化伦敦的方式共存着。

除了安装在外部的机械和循环系统外，劳埃德大厦的立面并不是连续的，它看起来像是一个零件套件。但其内部空间实际上是模块化的，其看似分隔的立面加强了建筑在平面上的模块化，只不过从视觉上来看，模块化在立面上体现得更加明显。

旧想法才可怕

从建筑谈到城市，罗杰斯认为未来的城市会是智能的、可持续的，同时拥有实体以及虚拟的形态，被工作、玩耍、文化等各种重叠的活动所填满。

他与事务所的伙伴曾为伦敦国王十字（King’s Cross）片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做过城市片区设计方案。虽然由于某些缘故方案未能变成现实，但依然能够看出罗杰斯在城市设计上的态度很坚决。与不断吞噬乡村的蔓生型城市（Sprawling City）发展模式相比，他更支持通过强调城市中心、规整街区邻里、明确城市边界、保护乡村地带不被吞噬的紧凑型城市（Compact City）发展策略。

今年年初，罗杰斯的事务所中标了深圳前海新城市中心的城市设计竞赛。对此，罗杰斯先说了一句“嗯，你们很幸运（Well, you’re lucky）”，然后引用著名先锋实验音乐家John Cage说的一句话来作为讲座的结尾——

我不明白为何有些人对新的想法感到恐惧，我觉得旧的想法才可怕呢。

I don’t know why people are frightened of new ideas, I’m frightened of the old ones.

在讲座结束后的对谈环节中，罗杰斯与中国工程院何镜堂院士，这两位均出生于1930年代的建筑师，就主持人抛出的两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何镜堂院士被称为岭南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杰斯爵士则被称为高技派建筑的代表人物。两位如何看待这些加在自己身上的标签？

何镜堂  建筑都是具体的，没有抽象的建筑。既然是具体的，做设计时就一定会考虑到当地的地理、气候、历史、文脉等背景因素。我们常听到说不要把建设做得“千城一面”，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广州闷热潮湿，北京干燥凉爽，在这两个地方做出来的建筑是不一样的。就比如你要设计一个房子，在广州、北京或是洛杉矶设计，方案肯定不一样。背景的问题是所有建筑都要解决的问题。

罗杰斯  我非常同意何院士的观点，每一个建筑都会反映其所处时代、城市的气质与文化。无论是在欧洲、亚洲还是美国，我都可以一眼看出一个建筑是在什么时候被建造起来的。至于“高技派建筑师”，我觉得那只是人们给我的一个时髦的称号，谢谢你们，但我并不觉得这个称号有那么重要。

如何看待城市与建筑的关系，建筑可以解决城市的问题吗？一座建筑真的能改变一座城市吗？

罗杰斯  城市的问题各处都有，但随着世界正在变成一体，我想城市问题的差异化正在消失。

作为一个意大利人（罗杰斯有意大利血统，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6岁时随家人搬回英格兰定居），我热爱广场，我爱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也爱锡耶纳的坎波广场。然而当年我和伦佐在竞标蓬皮杜中心时，我们在基地附近走了一圈都没有发现一个广场。你知道，法国人有多爱散步......公共空间对城市来说是非常必要而且关键的。在700多份竞标方案中，（除了我们）没有人提出创造公共广场的概念。而我至今对竞赛任务书上说的话印象深刻，“一个灵活的，可以适应改变的空间”。

何镜堂  罗杰斯爵士的观点是要创造全民共享的场所，而我的观点是建筑让城市更美好。悉尼歌剧院，就是一个可以很好地体现建筑与城市关系的例子。很多人去那里都是看建筑，很少有人奔着表演去，包括我自己在内，去了好几次都没有买过表演的票（笑）。这座建筑对澳大利亚国家形象的宣传，其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建筑功能本身。

刚才罗杰斯爵士说他们竞标蓬皮杜中心时有700个竞争对手，我们在做世博会中国馆时也在和其他400多个团队竞争。中国馆是永久不拆的，我希望它能够体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就像悉尼歌剧院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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