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再读110 | 特拉尼宫：意大利理性主义建筑杰作

编辑：李菁琳；校对：李菁琳 | 2021.07.20 11:43

特拉尼宫

Casa del Fascio

建筑设计：朱塞佩·特拉尼

建成时间：1936年

项目地点：科莫，意大利

1920-30年代的意大利理性主义建筑（Italian Rationalism），是现代建筑史上一段较为特殊的时期。建筑与政权结合，产出了一批带有特殊历史背景的现代主义建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是朱塞佩·特拉尼（Giseppe Terragni）设计的特拉尼宫（又名法西斯宫，Casa del Fascio）。

1930年代，当时先锋派的建筑师纷纷开始采用现代主义设计风格，并试图让现代主义成为政治权力审美的一部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柯布会去莫斯科参与斯大林宫的设计竞赛）[1]。在意大利，墨索里尼上台之后输出的政治理念之一就是通过在全国上下主要城镇中心建设一座建筑来稳固统治。年轻的特拉尼被选中，将自己所认为的先锋与意大利传统城市府邸相结合，来物化现代的、人民的宫殿。他将混凝土框架理解为抽象的格网，既满足了现代建筑对于结构特征的探索，又使得传统比例划分仍起作用；他以意大利府邸平面为基础，又通过植入“一座人人能够看透的玻璃屋”的理念，采用大面积玻璃、通高中庭等手法，打通室内外，颠覆与转化了府邸的意涵。这座建筑的建成，标志着特拉尼设计手法的纯熟。[2]

一座新建筑

科莫市总体规划提供了一个新政治中心的建设方案，大教堂后面分布着一系列建筑，如政府宫、工会之家、米莉兹之家和经济宫。但最后只有两座建筑建成，特拉尼宫是其中一座。这座建筑在今天获得了许多当代建筑师的认可，但同时关于它的历史背景争议也从未停止。

建筑占据了一个矩形地块的一部分，另一部分留给面前的城市广场。作为现代建筑的基石，它代表了看似不可调和的文化矩阵的综合：城市建筑的传统类型与钢筋混凝土的现代网格结构系统。

建筑外覆白色大理石，四个立面没有附加装饰，彼此独立处理，有不同的开口和划分，为柱梁结构网格的展示留下充足的空间。建筑在主立面和侧面的层次结构中，尊重了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比如面对广场的主立面，其特点是大型的凉廊，柱子和横梁强化了“空心”的感觉。

最终的项目围绕着一个紧凑的四层楼实现，有一个正方形的平面，中间是一个通高的大厅——长33米，高16.5米；所有元素都按照1:2的比例，并基于黄金分割来布置。由玻璃砖构成的平屋顶，从上方为建筑带入自然光线。沿着大厅周围布置了所有的书房和会议室，它们面对着街区一侧的立面。

建筑前面的广场可看作贯穿建筑的外部空间，作为中央大厅的自然延伸；通过大厅边上的楼梯，再将上下、内外空间连续成为一体，至少在理想情况下不间断。当四个不同的立面和18扇玻璃门同时打开，广场和庭院之间可以直接连接。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型玻璃表面有利于空间的连续感知，不受内外之间的限制。

一层，以连接政务办公室，主任室，政务秘书办公室的走廊而著称；二层是其他办公室、行政部门、图书馆。阁楼层可以通过次级楼梯到达，为大学团体设计的单元、档案馆和管理员宿舍通过游廊分布。

工程于1933年7月开始。作为一位专注于项目和实现每一个施工细节的建筑师，特拉尼对现场进行了系统的控制。在施工期间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包括外立面的大理石板和中央大厅周围的表面被分解成玻璃砖。随着立面的修改，窗户和门也进行了修改——最初计划都是铁的，然后与木框架整合。[3]

这座建筑试图保留一种新建筑理念，这种理念在今天仍然盛行。在平面上，建筑完全融入场地，试图与城市环境建立对话；在立面上又通过透明度，让与大教堂的视觉对应得到加强。

阿尔贝托·诺瓦蒂（Alberto Novati）和奥雷里奥·佩佐拉（Aurelio Pezzola）在《不变的永恒：特拉尼和科莫理性主义建筑师们》一书中如此描述特拉尼宫：“就像Novocomum公寓楼一样，建筑向我们展示了对地块的接受，这是一种寻找与城市历史连贯性和同理心的方式。”它是一个方形建筑，就像罗马城市的街区一样，它是一个庭院建筑，就像在罗马城市中经常看到的那样。从方向（东西轴）及类型学的角度来看，特拉尼宫不仅仅是一个庭院式结构,也是一个带有三处“船式”空间的建筑，两侧走廊可俯瞰中央庭院（大厅）。建筑西立面（主立面）有一个微妙的任务，即与现存的纪念性建筑（大教堂）建立直接的对话。对着17世纪大教堂的柱廊，特拉尼进行了一次亲密的操作：他“释放”了一个带有梁和柱的骨架，从而赋予了一个能够显示其结构本质的建筑生命。框架采用钢筋混凝土，上面熟练地覆盖着大理石板和白色的波提契诺石材，他赋予了作品伟大抒情的纯粹本质。另外三个立面，特点是“实体”与“空白”之间的平衡度及透明度，分别强调了与城市的不同关系。四个不一样的立面，也充分体现了特拉尼的特点——“在布局的平衡和多样性中不断变化”以及“动态不对称”。对对称的寻求和否认（正如立面所示），同时与古典传统相联系，在功能理性主义可能会导致冷漠和枯燥的考虑下，特拉尼开启了一种具有张力的探索，为建筑引入诗意的自由[4]。

特拉尼给予自己作品的关注是真正极端的：所有室内元素都由他设计和规划，从墙壁表面，到门、把手、踢脚板，从地板，到饰面、灯具、桌子。其中包括人们所知的拉利亚纳椅（Lariana chair）和贝尼塔扶手椅（Benita Armchair）。

对于从业建筑师，更重要的也许是特拉尼将一个极端抽象建筑落地的能力。建筑门口的三级台阶，其滴水设计展示了高超的匠作。南立面的遮阳，这种脱模于乔治亚窗的构造在今天仍然被广泛采用。更不必提对玻璃的使用，入口开门时重叠的玻璃映像，透过玻璃砖倾泻而下的天光，对于一个1930年代的设计而言，何种赞美都不为过。[1]

关于特拉尼

为黑衣者设计白色建筑，这是对朱塞佩·特拉尼的刻板评价，在他短暂的15年职业生涯里，留下了一批现代、宏伟的建筑。在他努力表达一种新的艺术和政治秩序时，将建筑的卓越与极权主义的好战性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这是让“二战”后历史编纂工作者们不可避免地陷入尴尬的原因。特拉尼于1904年出生，1926年至1940年期间一直是一名建筑师。在俄国前线作战15个月后，身心俱伤，于1943年7月19日，也就是法西斯主义垮台的前6天，在科莫死于脑出血。不幸的是，他过早地消失了，尽管他的作品与墨索里尼政权联系在一起。但这也为他在战后的关键救赎提供了便利。特拉尼在他最后日子里戏剧性的结尾，使他得以从政治承诺中解脱出来。

1956年，公众舆论的强烈抗议阻止了特拉尼宫被拆除的命运，这变相证明了这位来自科莫的建筑师已经进入了神话的领域。不久后，年轻的彼得·埃森曼（Peter Eisenman）发现了特拉尼，为英语世界带去了关于他的启发。1961年，埃森曼在他的导师、形式主义评论家科林·罗（Colin Rowe）的指导下，前往了意大利。这是一次启蒙之旅，它的成果滋养了美国1970年代的先锋派建筑师。在此过程中，埃森曼构思了一本关于特拉尼作品的书，并确定了标题为《转变，分解，批评》。40年后，这本名为Giuseppe Terragni : Transformations, Decompositions, Critiques（Monacelli Press, 2003）的书才终于面世。[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