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轶辰：校园与城市，一个有关开放性的对话

陆轶辰：校园与城市，一个有关开放性的对话 | 有方专访

编辑：胡康榆 | 2018.08.08 13:43

编者按：纽约 Link-Arc 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深圳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科华学校，经过两年半的设计与施工，于今年9月正式开学。有方围绕项目设计，对 Link-Arc 建筑事务所主持建筑师陆轶辰进行了专访。

陆轶辰

纽约 Link-Arc 事务所创始人及主持建筑师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有方：校园类的项目往往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您在这个作品中想要回应什么，或者传递什么？

陆轶辰：社会性的确是学校类项目无法回避的问题。每个项目都像是一部电影、或者一本小说，它“表达了什么”并且能否被“读”出来，很关键。小项目因为从头至尾都在做一件事，很容易从开始就明白要做什么；但是一些稍大些的项目，比如这个学校，周期长，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多，一扎进去就是几年，建筑师容易忘了最开始的初衷。整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提醒自己，无论多复杂的项目，其实只在做某几件事，甚至就是一件事。

那么这件事是什么？很简单：对话。这个学校被围合在这片钢筋混凝土森林里的飞地中，我们需要让它成为一个社区的中心，而不是一个边角。我们希望这个学校用开放的态度与这个快速发展的城市、高密度的社区对话。所以，就有了这组像水一样流淌在这些高楼之间的线型建筑群。你如果看过我们最早在竞赛概念阶段的方案，和现在这个校园几乎是一样的。将最初的概念落地——这是我们觉得做建筑最有意思的地方。

△ 科华学校鸟瞰摄影：苏圣亮

有方：这个建筑给我的第一感受是形式本身就挺特别，它是如何生成的？

陆轶辰：形式对我们来讲，只是结果，不是设计的目的。这个学校之所以长成这个样子，也是非常理性的推敲结果。基地周围高楼林立，因为日照规范的限制，我们必须把普通教室区（也就是中学部和小学部）挪到场地的北侧，南侧场地用作操场、体育馆、图书馆、办公楼、特殊教室等。我们希望学生可以非常便捷地来到室外活动，所以尽量把建筑做得矮一些（三层为主，局部四层）；因为基地东西跨度长，南北进深浅，我们就把建筑直接东西向拉长，顶到东、西红线的尽端，进而创造出了便于师生与公共环境、社会交流的空间，其水平向的校园与周围高密度、垂直、封闭的社区环境形成了一种对比。所以这些形式都是判断的结果，建筑长什么样，其实不是建筑师需要太操心的问题，顺其自然就可以。

△ 日照分析与模型 ©Link-Arc

有方：看平面确实觉得很理性，但走在中间又觉得空间很丰富，这是如何实现的？

陆轶辰：这个学校是按4000个学生的标准设计的，你可以想象一下需要多少走廊、公共空间。我有次去清华附小考察，正好赶上他们做完早操，所有学生跑回教室。整个学校地动山摇，就像是在非洲草原的一群野象通过。这个体验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回到纽约跟我的团队说，见过机场么，这个学校得照着机场来做（开玩笑）。所以你看到我们的走廊，包括楼梯的尺度都非常大，其实就是得有个地方来燃烧孩子们的能量。

当然这样做会带来许多问题，比如单跨柱廊的结构处理、流线交汇处的空间处理，疏散楼梯的间距和数量要求等等。我们花了一些时间，通过挖洞、穿插植物，让楼梯有雕塑感等等来梳理公共空间。但教室的排布仍然非常理性，只是在公共空间，通过廊道、坡道，还有剖面关系等去打造。其实最初的方案比现在更激进一些，不同楼层在东西向、南北向都有错动。比如一楼的走廊顶部是二楼的露台，但也会导致另一个方向巨大的挑出，这在结构上的代价非常大，所以最终我们只保留了东西向的错动。

△ 小学部二层平台摄影：苏圣亮

有方：我也注意到建筑的剖面相比平面排布要复杂很多，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复杂的剖面？

陆轶辰：其实很有意思，对一些建筑师而言，剖面是一个by-product（副产品），而对另一些建筑师而言，剖面是一个driver（驱动器）。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汤姆·梅恩的剖面就巨复杂，他的房子从外形上看很难明白，但一切剖面，你就特别理解他想干嘛；盖里也会花很多时间做一些剖面上的研究，但斯蒂文·霍尔就特别不愿意看到这些东西，对斯蒂文来说，整个建筑就是很多异常灵动空间的穿插转换，每个人都处在感知的空间中——所以建筑师对剖面的看法是非常不一样的，对有的建筑师来说，剖面这东西其实不存在。

做学校这样功能性的建筑，其实没法用剖面来做主导设计，但剖面会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来帮助我们梳理空间逻辑。这个房子从东到西是一个线性的状态，拉得特别长，但如果不断切剖面，你会发现剖面是在不断变化的。那么我们在剖面上的梳理和考虑，师生身处在这个空间中是可以读出来的。

△ 南北纵向剖面 ©Link-Arc

比如综合楼其实是四层高的建筑，同时由于我们的走廊出挑很深，部分空间就会比较暗。从剖面你能看到，其实从三层开始，就有一个特别深的采光井，把光线从三层带到二层的教学走廊，再通过二层的天窗带到一层的礼仪前庭，外部的自然光穿过建筑的剖面，带入室内。

△ 综合楼剖面研究模型 ©Link-Arc

△ 综合楼天光走廊摄影：苏圣亮

有方：补充一个问题，刚刚聊完平面和剖面，这个项目的室内也是你们做的。建筑师有时候会控制到室内，有时候不会，你们如何考虑的？

陆轶辰：中国的项目常常因为尺度太大，速度太快，建筑师很难把所有事一下子都收干净。建筑扩初图交完之后，还有无数个问题需要去解决。在美国其实建筑和室内是不分的，建筑师从头到尾都参与。所以这也是我们的观点，跟建筑相关的空间，我们都要去梳理。这次也是因为业主信任，这个学校除了景观之外，建筑、室内、幕墙、灯光、VI设计都由建筑师来设计、控制、完成。

很多时候，室内在完成一个帮建筑收头收尾的工作。比如走廊屋顶，你很难界定它是不是室内。但因为室内要比土建工程更细一些，我会把一些需要做得更精致的部分划到室内的范畴去。这样工程的整体完成度也会更高一些，其实也是一种策略。我们在方案、扩初图完成后都飞过来与业主、LDI、工程部交底；项目完成后，也在学校与所有的老师开了个讲座，聊学校设计过程中的故事和今后的使用事项。这样其实更像设计总包的概念，业主其实也很乐意这样做。而且即便我们其它项目的合同没有签到室内和景观，我们也会做相关的概念设计，去把控大的方向。

△ 小学部校园摄影：苏圣亮

有方：三年前您在有方的讲座中提到，一个项目中最重要的是解决最核心的问题，这个项目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如何解决的？

陆轶辰：这个项目的核心问题是找到符合、超越现有教育机制的建筑类型。建筑师经常讲概念。概念产生形式。对我们来说，概念之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学校的机制是什么？很重要一点在于整个教育理念的变革。举个例子，我小时候读的上海天水路小学，就是一个类似于社区学校的小学。印象很深刻，学校有五层楼，低年级在楼下，高年级在楼上，学生的年级越高，课业压力越大，楼层也越高，学生越没有时间出去玩。这类的教学板楼在中国大行其道，其实就是在应试教育机制下产生的一种建筑类型。所以我们认为，教育机制指导教学理念，而教学理念赋予学校建筑形式。

现在的教育机制一直在倡导新的素质教育。评价一个学生是否优秀，除了成绩之外，还要看他是否有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是否有社交、沟通能力、体育成绩等等，需要把学生从教室里吸引出来，去接触社会——这种素质教育的机制变革给了我们契机，来创造一种更加开放的校园形态。

△ 基地策略分析 ©Link-Arc

△ 科华学校鸟瞰摄影：苏圣亮

有方：所以核心在于机制而不是解决某个具体问题？

陆轶辰：解决问题是建筑师基本的功课。当然，建筑师经常关心的问题其实是cliché（陈词滥调），好像除了建筑师，没人会关注。但真正对问题的定义却需要对社会的批判性观察和态度。周边的高容积率、高密度塔楼，如何解决这些高层建筑对教学楼采光的影响，它是一个客观的限定，可以用理性的方式去解决。但我刚才说了，在此之上，所有的决定都应该依从一个更全局的目标。我们希望在这个学校中能够做一些教学机制和理念上的突破。

建筑学其实需要一个共识，比如我们设计一个学校，可能有的人喜欢开放，有的人喜欢封闭，有的人需要有私密感等等，那么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需要一个概念来获得大家的共识。我们前段时间做了一个公众号文章提到这个设计中的三个关键词：最舒展、最温暖、最开放，也代表了我们在这个学校设计中希望取得的一种共识。

有方：您说到开放，这如何体现在校园的物理空间中，比如说围墙？

陆轶辰：项目基地北高南低，这个学校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围墙，东西向你看到的立面其实是剖面。比如东侧的建筑顶到了红线，所以“墙”是一次性“切”出来的；南边所谓的墙，是车库的入口；另外我们选择的这些围网，都是特别细的，在一定距离看过来，是一个完全通透的效果。当然，通透却依旧能不影响学校基本的安全性。

我记得有一年高考的议论文题目讲的是北大的围墙。说在所有的学校都有围墙的时候，北大第一个把围墙拆掉开店；而等到所有学校开始拆墙开店了，北大又重新把自己的墙修了起来。围墙的兴废像是表达着社会文明程度的转变，它不只是物理性的事，有的时候还是一件社会性的事。从建筑上，可能你需要一个屏蔽，但是从形式上可以去消解它。它可能不是一面单独的墙，而是有厚度的建筑；可能是一个建筑在不同层高上的错动；也可能是一个篮球、足球场的围网，用另外一个更积极的方式来跟周边社区互动。

在国内，这个年代大家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直接反应，在建筑上就是保守、循旧、不去别人的领地，别人也别想进来——中国有太多形形色色的“围墙”，我们想让学校打开。举个例子，我在东京看到人家的幼儿园，直接推开门就进去了，孩子们在里面上课，门口也没有保安。看着那帮小孩在操场玩，孩子还时不时跑过来给你鞠个躬；在意大利米兰的一个住宅区，我闲逛的时候听到旁边好像有操场的声音，像是个学校，我就跑进去转了一圈，看看体育馆的结构，摸摸混凝土材料，没人拦你，特和谐。

有方：项目的文本有一页讲项目用地范围，以及十年来城市肌理的变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页内容？

陆轶辰：因为我们对城市非常感兴趣，进行中的每个项目其实都是我们观察城市的机会。针对每个项目的特殊性，我们会有非常不同的策略来应对，最后来观察这些策略会对城市带来哪些变化或结果。

比如我们在小径湾刚完成的华润集团档案馆，一共只有8000平米，很大一部分的档案库房都藏在山体里，露在山顶的部分只是一个两层楼的小房子。这个小房子也是在一个大规模开发的一个范围里，旁边是大海，但是我们的策略没让它去看海。它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孤立的，在山顶上用灰砖砌筑的一个小建筑，但它和场地的关系会变成一个有意思的态度，以一种“物”（object）的方式存在。

南外科华学校所在的深圳南山大涌是很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很多当年闯深圳的人应该对大涌城中村有很多共同记忆，据说曾经还有条美食街，很多当年携手穿着拖拉板在这里撸串的青年男女，现在可能都是上市公司老总了。我是在2013年第一次来大涌，这边的城中村刚拆，基地上什么都没有……5、6年过去了，这里也从原来一个破败但开放的城中村，变成了现在次序井然，但封闭、自私的社区环境。在这个快速变化且充满矛盾的环境中要修一所学校，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场”（Field）的问题，如何让这个“场”更加开放？它向社区开放，对自然开放，对上部的天空开放。建筑师更多时候是在场地中编织，把各种社区的线头、边角连起来、补上。所以回到刚才的话题，城市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建筑更有意思的事儿。

△ 曾经的城中村 ©Link-Arc

△ 高楼间的校园摄影：苏圣亮

有方：在三年前的讲座上你还提到，一个好项目的三点前提：设计、时间、资金。这三点在这个项目中都具备了么？

陆轶辰：这三点是我从贝聿铭那边的一个“老法师”那里听来的。其实是一个大项目最后以一定标准完成的三个前提条件，但不代表所有的项目一定都是这样的。比如乡建的项目，可能它的规则就不是这样。

这个项目从设计到施工完成，时间上只用了两年半。我们2015年10月份参加招标，12月份中标，到现在其实是很短的；但业主的专业度、执行力、工程方的配合、还有校方的支持力度都很大，弥补了这个缺陷。我觉得应该说我们非常幸运，遇到了好的业主和学校的管理方。当然，我们也从来不觉得一个好建筑就意味着昂贵，有资金上充裕的做法也有平宜的做法。

我理解这三个前提条件中所说的“设计”，其实更多指的是指做设计的时候，你有没有把工程问题充分考虑在内。这也是我们做设计的一个特点，对我们来说，从方案中标那一瞬间，就不仅仅是一个设计问题，而是一个设计和建造如何结合、如何动用所有资源，让项目落地的一系列实际问题。做建筑之所以难，是因为它牵涉到太多的capital（资本）、资源、人力和管理。建筑师其实是要大家帮忙才能做出一个建筑，经常需要鼓动所有资源，大家一起往一个方向努力才能有一些成果，建筑设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 半室外空间节点摄影：Roland Halbe

有方：之前您在一篇采访中说，要盖好一个房子，三分之一是设计，其余都是设计之外的事，设计之外都有哪些事儿？

陆轶辰：那还是我2015年的想法，我现在觉得哪有三分之一哦（笑），可能只有五分之一。因为中国建筑师其实就是个babysitter（保姆）的命，什么都要过问。但我也和我的同事说，没有什么是业主的问题，所有问题都是建筑师自己的问题。如果事情没有协调好，没有实施好，我们会自己反思如何提升建筑师的控制力，而不是去埋怨业主和工程队。找替罪羊很容易，但长此以往，建筑师永远不会成长。

我一直认为设计不是画图，是个在地的“脏活”。我们事务所这几年成长最快的建筑师，一定是去现场最多的。比如，我纽约一个哈工大毕业的同事方春骐，就跟着我把整个项目从头跟到了尾。有一天，他跟我说发现很多工人不看图的……其实工人做事的方式和建筑师画图的逻辑经常就是两回事儿。建筑师在办公室里描眉画眼弄得太过了，工人可能看不懂你画的剖面图甚至完全不看。这个项目施工最后半年，我有三个深圳的同事每天都在现场巡场。她们都是我在米兰理工或者清华的学生，还都是女生，一毕业就被我发配过来了，成长也很快。

有方：我听说您在2015年米兰中国馆的现场砸过一次墙，这个项目您也砸过，当时是因为什么？

陆轶辰：没忍住，具体什么就不说了，其实来来回回都是那么些事儿。

跟三年前的区别是，那时候我会把一些现场很焦虑的情绪带回家，现在在现场我有时也会很愤怒，但一回家，我能把它消化掉。该干嘛干嘛，生活还要继续。做一个工程，常常会在快结束的时候有个可怕的阶段，所有问题一夜之间突然间都跳出来，你会感到非常绝望。但从那个时间点之后，每天能好一点，每天能好一点，直到完成。虽然到最后仍然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但你发现其实比最坏的时候已经要好很多了……哈哈，其实是挺自虐的一个过程。

有方：最后一个问题，您在这个项目里带着多少从盖里或霍尔那里受到的影响？或者说，这个项目的完成，您觉得可以沉淀下来的收获是什么？其实是两个问题。

陆轶辰：很多好的建筑师有许多共通的地方，比如对细节的无止境追求和标准，比如独特的工作方法和判断方式。盖里和霍尔都会用很多三维的工具来推敲设计，只是他们各自使用的工具，以及做决定把握的度不太一样。这对我们影响也很大。在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有一个参数化的团队在配合把所有的细节都建起来。这样也保证了我们即使没有在现场，所有的事情也都在建筑师的控制中。我们一直是以三维的思维在做设计，非常排斥用平面去做判断。即使摆一块砖，我们都要做个物理模型先试一下。草图我们也不怎么信任。

说到这个项目中的收获，其实每个项目都是一个特别好的学习机会。我们做中国馆的时候，就木结构和屋面竹板的安装，出了一本安装手册，给到意大利工人；这个大涌学校项目，我们也出了一本有关标准化的小册子，就像是一本学校设计的资料集。标准化涉及“放”，而重点空间打造就是“收”，下一个学校项目（如果有的话），收、放之间的度，我们就可以把控得更好一些。

另外一个收获就是，通过这个项目，更坚定了我们要参与城市的方向。乡建什么的，我们搞不懂，城市就是我们的“主场”。每个项目都是一个社会问题或者城市问题的集中反映，用建筑来激发周边和社区，而不只是在红线内做一个“好看的房子”，这是我们做完这个项目后更加坚定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