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舍建筑柏林Aedes个展，讲述当代中国建筑的另一个故事︱专访

编辑：原源 | 2023.05.30 18:14

“大大小小的工业建筑遗迹是可以被整合并重获新生的。新的文化地标可以从以前废弃的建筑和构筑物中出现，这不仅涉及历史方面，而且能赋予它们全新的意义，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可见的社会变革。”

——展前言

△ 例园茶室参展模型

△ 大舍西岸办公室参展模型

△ 龙美术馆西岸馆参展模型

△ 艺仓美术馆及其长廊参展模型

△ 上海民生码头8万吨筒仓艺术中心参展模型

△ 边园参展模型

△ 台州当代美术馆参展模型

△ 金山岭上院参展模型

大舍建筑@柏林Aedes建筑论坛

“共有风景：工业旧址的新生”展览专访

采访：莫万莉，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助理教授、Architecture China编辑

受访：Eduard Köegel，历史学家、策展人

Q 您在什么契机下开始了解大舍建筑的实践？对它的第一印象又是什么呢？

A 我不太记得与大舍第一次见面的确切情形了，但我们肯定是在2005年第一届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上认识的。当时，大舍介绍了他们的一些项目，我记得有一个位于青浦的幼儿园。2005年，我出版了一本书《中国制造》，其中收录了他们的一些作品。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建筑师事务所，也已经有了一些可展示的项目，我想我必须要关注他们的发展。

△“共有风景：工业旧址的新生”开幕现场 ©大舍

Q 这次在Aedes的展览最终重点呈现了一系列黄浦江畔的工业建筑改造项目。在当代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您是如何理解这些项目的意义的呢？

A 这些改造项目的重要性在于几个原因。首先，今天的建筑业是造成当下非常糟糕的温室气体状况的主要因素之一。作为建筑师，我们必须承担责任，尽可能多地保留现有结构，这其中蕴含了我们所说的“灰色能源”的概念。第二，城市中的工业遗产十分关键，它们是当代的见证者，对城市历史有着巨大的意义。由此，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使用建筑遗产、使它们的历史意义依旧可读，是极其重要的。第三，今天，在像上海黄浦江沿岸以及中国其他城市，需要伴随旧有工业场址的改造而来的公共空间。江岸向居民开放，并为城市创造了某种生态效益。这三点对城市的整体发展以及对社会的意义都非常重要。

Q 工业建筑改造项目在欧洲亦十分常见。在您看来，大舍的策略是否有一些独特之处？

A 本次展出项目非常特别的一点是，它们几乎都位于同一座城市的江岸两侧，并且由同一个事务所设计。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机会，它使得一个项目与另一个项目之间能够形成策略上的连续性和学习的机遇。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旧有的建筑并未消失、完全隐藏于新的增建和改建之后，而是与新的部分几乎处于平等的位置，并行存在。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建筑师在每个项目中都对场地进行了非常全面的分析，以为这一地方找到最佳的设计解决方案。对地方的关照创造了可见的成果，就如在城市环境中扎入船锚一般。对我来说，这一切都很特别，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建筑事务所没有机会在一个如此巨大的城市的主要河流两岸，完成如此之多的项目。

至于与欧洲建筑师的比较，这很难回答。我认为真正特别的是大舍与和作结构建筑研究所的共同工作。这确实为项目带来了新的想法。我认为这是一种独特的方式，并且在中国建筑的发展过程中是相当必要的。如果我们回顾过去近20年的时间，往往是建筑师做了一些决定、但结构和施工团队做了另一些决定，最终酿成了非常糟糕的空间，结构和建筑之间毫无关联。但在大舍的项目中，两者形成了非常明智的结合。

△ 展览现场 ©大舍

Q 您刚刚提及了大舍更早期的、位于上海郊区新城的项目。从实践的连续性上来说，您如何理解这些项目与展出的黄浦江边的系列项目之间的关系？

A 在大舍建筑的实践中有两条线索。早期的时候大舍并未涉及改造项目，后者只是在最近几年成为了大舍建筑工作的重点之一。在更早的时候，大舍的项目只是处于如上海等大城市边缘的新建筑。这显然与我们最终决定在展览上展示的内容有所不同。

我认为位于新城的早期项目属于另一个类别。这些新建筑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与周边的建筑、与那种边缘地带的情况相抗衡。通常，处于这些边缘地带的建筑并不具备任何强烈的建筑表达。在这一背景下，大舍的早期项目与随后位于黄浦江沿岸的项目相比，形成了完全不同的角色。在黄浦江沿岸，建筑策略是将庞大的工业建筑场址融入现有的城市；而在城市边缘地带，则是借助新的建筑，在无边的房屋和基础设施的海洋中创造出一些有意义的点。

Q 的确。在此之外，柳亦春的建筑写作也暗示出另一条贯穿不同阶段实践的线索：中国古典园林。

A 中国园林有着丰富的历史，是一种深厚的灵感资源。园林内有着许多空间元素，而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后，今天它们能够激发新的设计策略。对我来说，这显然是建筑师需要研究的重要资源。大舍建筑的项目可能潜藏着一个从园林设计中获得灵感的概念路径，但对我来说，这不是最为首要的一点。

Q 那么，您认为大舍的作品中存在一种“中国性”吗？

A “中国性”这一概念是中国建筑师近百年来一直在努力探索的事业。没有一个中国建筑师可以回避这种挑战。一种通常的方法是再现中国建筑的形式，比如说大屋顶。我认为这种方法从一开始便注定会失败。我们必须要解构它的内容，再用当代的手段对之重新组合。大舍在项目中展现的方式基于了中国或谓亚洲的空间表达，这也包括了中国园林这一非常独特而强烈的空间组织元素。如果我们观察金山岭上院，新的材料和基于开放与围合的当代平面组织方式构成了它的空间要素。这些手法开辟了一处立足于传统的、能够与自然进行对话的空间。

我想最终这也将取决于使用者，他们是否也认为这一空间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建筑。在任何情况下，建筑师都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提议，留下了丰富的阐释的可能性。对我来说，这是今天唯一可以激发中国性的方式。如果我们以日本为比较，当我们谈论当代建筑中的日本性之时，这与他们的传统并没有什么关系。或许它受到了传统的启发，但已经经历了许多层次的解构和重构。我认为大舍的工作正在沿着这一方向展开，这可能会令我们在未来几年内寻得一种可以谈论中国性的具体方法。

△ 金山岭上院 ©苏圣亮

Q 就在一个欧洲语境中展示和传递这些理念而言，您认为这次展览的策略是成功的吗？

A 是的，我认为项目的展陈方式对于参观者来说是非常易于理解的，模型制作精良，而由社会媒体上收集的图片而制成的影片非常有趣。它们展示了游客有多么喜欢这些地方，以及他们如何与这些地方互动。这种方式令参观者易于理解展览，也会看到与欧洲的不同之处。

△ 参展媒体视频封面

△ 展览现场 ©大舍

在2003年，我们做过一个关于宁波的展览，但因未集中于一位建筑师、而是试图展示这座城市中不同的建筑策略，而更难为观众所理解。在这次展览中，我与大舍建筑共同选择了这些参展作品，使得它们互为支撑。上海的城市背景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参观者可以清楚地意识到这些项目与城市的联系——它们是如何属于这个城市，又如何共同影响沿江两岸的整体公共空间的。

因此可以说，这些项目沿着黄浦江形成了一个标志性的走廊，人们时不时地前来此地，参观这些改造后的建筑。以这种方式，它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家建筑师事务所能够在黄浦江边完成如此之多的重要项目，并且通过如此，改变了这样一座大城市的文化景观，这在欧洲是完全难以想象的事情。

△ 部分展出项目在上海的分布 ©大舍

Q 目前展览展期已经过半，您是否收到了来自德国或是欧洲的观众对于展览的一些反馈呢？

A 5月1号画廊上午开馆时，我正好又去了，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已经有约50位观众在那了。他们互相讨论，并饶有兴趣地翻阅着展览材料。这真的出乎我的意料，因为那是一个公共假期，人们通常会慢慢开始一天的工作。我十分欣喜看到人们真的在尝试理解这些概念。

到目前为止，新闻界的反应也非常积极，特别是强调了这些改造项目中的可持续性方面。相关报道和评论还进一步围绕什么样的建筑可以被保留、以及如何保留进行发文。通常情况下，这些工业建筑是相当难以被保存的，但通过这次展览，我们可以理解为何要保存这些建筑以及它们对于社会的新的价值。媒体还试图了解上海的年轻人们对这些工业历史的看法，因为今天的城市已经完全改变了，如果我们不能把它们作为公共空间的一部分保留下来，那么这段历史将会完全消失。

△ 展览现场 ©Erik-Jan Ouwerkerk

Q 当媒体关注到可持续性之时，您认为展览在过去关于中国快速城市化和“批判的地域主义”两种叙事之外，讲述了关于当代中国建筑的另一个故事吗？

A 我认为这次展览表明了中国当代建筑发展的新方面。虽然很难概括地来谈论中国建筑，但我认为有许多当代的、个体的方法，植根于中国文脉的整体中。这种个人立场可以很容易地与日本、西班牙或欧洲的发展相比较。当然，大的环境和建筑人物非常重要，但最终的创意仍旧源自个体。这可以在过去几年在Aedes画廊举办的许多展览中找到。我想，对于柏林的参观者和媒体来说，他们已经对于来自中国建筑师的高质量作品有了一定的期待。可以说，所有的这些建筑师都在全球话语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而不仅仅是在中国语境中。

Q 您策划了20多年前的“土木”展览，大舍的主持建筑师们也恰好在当时拜访了这场展览，并且参与到了关于它的热烈的网络讨论中。在您看来，回顾这20年，大舍建筑的实践是否映射出当代中国建筑的一种转变或趋势呢？

A 从今天回看，"土木"展览可能正好出现在了正确的时机。在当时，没有人了解中国的建筑发展，甚至在中国国内，亦是如此。所以，当我们在中国驱车拜访这些建筑师、并在现场考察他们的项目时，我们很快意识到，即便这些建筑师的少量作品并不能为一个如此巨大的国家留下印象，但展出的建筑师依然显示出建筑质量的潜力。与之相比，西方媒体以前仅仅谈及中国建筑的大量性和一致性。“土木”展览的出现，第一次展示出在中国也有个体化的设计策略。今天，至少在西方，这些建筑师和他们的设计策略被公众认为与国家型设计机构的具有不同的价值。毫无疑问，大舍建筑属于这一在全球话语中极富重要性的建筑师群体，其项目也引发了全世界的兴趣。

当我们谈论中国建筑时，他们帮助定义了我们所讨论的内容。如果谈及一种转变或趋势，我认为包括大舍建筑在内的这批建筑师在中国和海外均实现了一种观念的转变。事实上，这远远超出了人们在20年前的预期。我们需要知道，当建筑师仅仅在他们之间进行讨论时，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些讨论很难触及到社会的另一部分，即上海或中国任何其他城市的普通市民。除非建筑质量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不然他们很难认识到这其中的差别。教育社会，这是一个缓慢、但又必须持续的过程。例如，位于柏林的Aedes画廊，作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的网络的一部分，它不仅希望触及建筑师，也希望触及普通人，令他们更为贴近建筑文化。

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欧洲对于中国的感知变得十分困难，但我认为这都是表面现象。这与人无关，与内容无关，而是一种整体氛围。在这次展览中，我们也试图创造一处空间，让大家基于最棒的设计解决方案展开积极的对话。我认为，作为文化发展的一部分，建筑使得改善生活成为了可能，建筑师也因此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Q 此次在Aedes的展览，是大舍在RIBA展览之后的又一次海外个展。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建筑师开始走向全球化实践，您对大舍是否有什么建议或期待呢？

A 在近年来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积累了如此丰富的经验之后，这可能是一个或多或少的自然过程，中国建筑师所积累的专业知识在海外也有相当的需求。但很可能中国建筑师并不总能立即意识到他们在过去几年中积累了怎样的专业知识，因为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但如果从外部视角来看，这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不仅仅是因为整体意义上的巨大发展，也因为诸多项目的极大进展以及它们的推进速度。

因此，在我看来，当下中国建筑师试图将他们的专业知识带到中国之外的新项目中，不仅是重要的，也是合乎逻辑的。如果我们看一下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活跃在中国的外国建筑师们，那么迈出国门、将新的专业知识引入不同的文脉中，这确实十分重要。但为了能够成功，外方业主也必须有更多的勇气，接受新的实验。在欧洲，这些业主可能与日本事务所有合作经验，但尚未有与中国事务所的类似经验。与日本建筑师相比，一些业主在不了解中国建筑师的情况下会比较谨慎。这也是为何需要建立品牌以获得人们的信任。这通常并非关于概念的质量，而是关乎信任，即一家建筑事务所是否能妥善解决所遇到的问题。

我认为同样重要的是建筑师必须努力建立关系网络，与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的业主建立联系，有时候一些竞赛需要业主与建筑师共同参加。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更可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