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群星05 | 森林的模数：一毫米

有方作者杨鹏 | 编辑：原源 | 2019.07.15 18:24

在百年现代建筑史上，实有价值却被主流话语长期忽视的“非著名”作品、建筑师，绝非个别。由此而有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设计系副教授杨鹏主持的有方专栏，「沉默的群星」，分12期介绍被建筑理论界遗忘或简化的现代杰作。

专栏第5期，走近芬兰建筑师毕耶蒂拉（Reima Pietilä，1923—1993）。他就像林间的猫头鹰一样熟悉芬兰的森林，那里无处不是清晰的模块、灵活的组合；他30余年的建筑实践，贯穿着一条清晰可循的线索：在包豪斯、柯布风格的纯净模数与盖里、扎哈的“无模数”之间，存在无限灵活的模块体系、无穷丰富的多样性......

森林的模数：一毫米

文杨鹏

你可曾享受过这样的美好时刻? 在夏日黄昏走进芬兰的森林，微风吹拂树叶，斑驳的阳光在苔藓和野果上跳动，不远处就是一片波光粼粼的湖水……无需特意的周末远足，无需几年一次辛苦地积攒假期，森林就是普通芬兰人的生活日常。毫不夸张地讲，森林不仅维系了这个民族持久的生存，并且帮助它从落后的极北小国跃升至发达国家的前列。

起跑线上的芬兰，是怎样的情形呢？数百年来，受到瑞典和俄国先后的殖民统治；尽管殖民者都相对宽厚，但毕竟从未建立过自己的国家。1917年趁俄国革命之际才宣告独立，当时的总人口仅有三百多万，讲着和欧洲几乎所有国家都没有亲缘关系的奇特语言。没有丰厚的历史遗迹，也没有铁矿或石油，芬兰最大的财富就是森林。从作曲家西贝柳斯到设计师阿尔托，变化无穷的森林是他们最值得信赖的导师。而芬兰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正是归功于这些创造独特文化的人。

以某国文化输出的世界影响力作为分子，人口数作为分母，在当今大约200个国家当中，芬兰（2018年人口约550万）稳居这个“软实力指数”的前几位。如果把比值中的分子，进一步缩小到建筑与工业设计的影响力，甚至可以断言，芬兰就是“设计实力指数”的冠军。芬兰的设计风格，与美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相比自有其独特的清新。即便和它的邻国丹麦、瑞典相比，也足以跳出笼统的“北欧风格”，称得上“芬兰奇迹”。

在阿尔托身后，尽管无人如他那样在建筑、工业设计领域同时绽放天才，但是自1960年代起，后辈芬兰设计师们的成果已经足以延续芬兰奇迹。工业设计方面，维尔卡拉（Tapio Wirkkala，1915—1985）的玻璃器皿、阿尼奥（Eero Aarnio，1932—）的“球椅”，问世不久就成为教科书中的经典。建筑方面的标志性成果，是阿尔托曾经的助手瑞威尔（Viljo Revell，1910—1964)，赢得1958年举办的多伦多市政厅国际竞赛。来自芬兰的方案，截然不同于当时“主流”的市政厅或高层办公楼。令人惋惜的是，瑞威尔在杰作落成前一年就因病早逝。

同样在1958年，“二战”之后的首次世界博览会在布鲁塞尔隆重上演。当时的多座展馆，例如飞利浦企业馆、南斯拉夫馆等建筑都值得称道。只不过盛会落幕之后，它们都被匆匆拆除，今天只留下著名的原子球熠熠闪光。木质表皮的芬兰馆，造型极富节奏感，建筑手法既有活力又很成熟，而它只是青年建筑师毕耶蒂拉的第一件实施作品。

毕耶蒂拉（Reima Pietilä，1923 –1993) 出生的那一年，正是芬兰建筑界关键性的时刻——老沙里宁举家移民美国，阿尔托在于韦斯屈莱市开设自己的小事务。毕耶蒂拉作为建筑师的“起跑”，可谓非常迟缓。他的家庭并无文化和艺术方面的优厚条件。父亲经营自家的杂货商店，后来转做会计。毕耶蒂拉在图尔库度过少年时代，22岁才进入赫尔辛基理工大学——包括阿尔托在内的几乎所有著名芬兰建筑师，都由这所本土学校培养，是否也算芬兰奇迹的一部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从军以及种种拖延，毕耶蒂拉直到1953年（30岁）才本科毕业——1956年就通过竞赛赢得了世界博览会的芬兰馆。

接下来的几年里，毕耶蒂拉和同为建筑师的妻子共同创办了事务所，迟缓的起跑之后，是异常迅猛的加速。几乎没有摸索和迟疑，毕耶蒂拉就形成了自己成熟而又灵活的形式语言。位于芬兰中部坦佩雷市的“卡勒瓦教堂”（Kaleva Church），1959年竞赛中标，1965年建成。平面内二十个尺寸各异的不规则折板，拼合成抽象的鱼形整体。清水混凝土墙围拢成高耸肃穆的空间，当管风琴奏响巴赫，向室内凸出的不规则墙面产生无可挑剔的声学效果。信众席的木座椅，剖面延续建筑平面的折线母题，也出自毕耶蒂拉的精心设计。

毕耶蒂拉1961年赢得竞赛的学生中心（昵称“Dipoli”），置身于阿尔托规划的赫尔辛基理工大学校园的核心位置，比邻他设计的教学楼和图书馆。学生中心的空间组织和材料组合，都显露出这位前辈的影响和比前辈更强烈的自由灵动。教室、办公室部分的曲尺形空间，以及门厅、报告厅的不规则扇形空间，二者沿着斜向轴线缺乏“理性”地粘合为一体。铜（芬兰的铜矿储量远大于铁矿）、混凝土、天然木材和石材，多种材料毫不“纯净”地组合。不加雕饰的天然石块，包裹着建筑外观的基座，也点缀在室内的重点区域。数百扇尺寸和比例各异的长方形窗、曲折的楼梯、天花板上星星点点的灯具和天窗，所有这些细节，都在提醒建筑师们不必向拉斯维加斯学习，就能实现“多才是多”。“Dipoli”在2015年经过修复性的改造，如今是阿尔托大学的会议中心，一如它1966年落成时候那样活力饱满。

不必在此罗列，和“Dipoli”大致同时期有哪些建筑经典落成；常见的现代建筑史教材、研究生入学考试大纲，都可以给出详实的答案。值得强调的是，两位毕耶蒂拉的同龄人在1960年代的代表作：文丘里（1925—2018）的母亲住宅、斯特林（1926—1992）的剑桥大学历史系楼。虽然各有其建筑手法的创新，然而在更深的层次，它们仍然遵循主流的价值观，和尼迈耶的巴西利亚公共建筑群、路易·康的理查德医学中心一样，渴望严整的空间秩序和古典的仪式感。

举目当时的建筑世界，除了阿尔托略显老态的晚期作品，只有夏隆的柏林爱乐音乐厅和“Dipoli”遥相呼应，孤立于主流的价值观之外。晚年的毕耶蒂拉毫不讳言自己“光荣的孤立”：“我和罗西、博塔这些同行，并不在同一个舞台上。”而这种“不在同一个舞台”的建筑师同行名单，还可以开列很长。

1963年竞赛中标的芬兰驻印度大使馆，延续着毕耶蒂拉不规则折线的手法，但是模块的曲折变化从建筑的平面转移到了剖面，实现平面规整的办公空间，同时呼应炎热气候下的地域特征，强调舒展的折板屋顶。该项目的命运实在是坎坷多难，直到1985年方才建成！同在新德里的其他国家大使馆建筑，几乎都是严肃持重的姿态。瑞士驻印度大使馆（1963年建成），是接近马赛公寓的地道柯布风格。同为北欧国家的丹麦和挪威的大使馆，都是比例优雅的方盒子。更不必说著名的美国大使馆（1959年建成），一派雍容典雅的大国风范。

1960年代末开始的数年里，毕耶蒂拉参加的多个竞赛都没有中标，除了水准平平的科威特政府大楼项目，几乎没有项目落成。这一阶段他的主要成果，是任教于芬兰北部的奥卢大学建筑系。直到1978年赢得坦佩雷市立图书馆的竞赛，开启了他事业的第二个阶段。毕耶蒂拉开始使用圆弧作为形式模块，并且灵活地同时用于建筑的平面和剖面。大量圆弧组成的坦佩雷图书馆（1986年建成），抽象地模拟一只羽毛蓬松的大鸟，由此得到“松鸡”的昵称。从某些角度看，它似乎又像一只蜗牛或一只鹦鹉螺，而事实上深层的设计灵感，源自古代欧洲凯尔特人的装饰图案。坦佩雷市郊的赫尔万塔商场（两期分别于1979年、1989年建成），是包括商场、体育馆和教堂的大型综合体，它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功能复杂的公共建筑完全可以在满足实用的同时，实现私家住宅、小教堂那样的建筑游戏。

1983年赢得的芬兰总统官邸项目，让毕耶蒂拉最后一次尽情发挥。在赫尔辛基郊外的海滨，建筑与坡地、森林和海岸线一道蜿蜒曲折，恐怕只有芬兰的民众能够接受国家元首住在这种模样的官邸里。1993年建筑正式投入使用，设计者也在同一年去世。

就在总统官邸正在施工的1988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正在举办声势浩大的“解构主义”建筑展。正如1932年在此举办的“现代主义”大展一样，它将把建筑界的主流引向一个崭新的方向。毕耶蒂拉貌似狂野的作品，属于被遗漏的“解构主义”吗？在我看来，他远离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解构潮流的程度，丝毫不亚于远离半个世纪前的白色方盒子。

毕耶蒂拉三十多年的建筑实践，贯穿着一条清晰可循的线索：从卡勒瓦教堂、“Dipoli”到坦佩雷图书馆、总统官邸，从不规则的折线到圆弧，从平面到剖面，都是模块的灵活变奏和组织。这种规律性极强的模块组织，容易被误解为随意或者解构，那只是因为许多建筑师和评论家不曾想到，在包豪斯、柯布风格之外还有无限灵活的模块体系。

1957年初春的某一天，一位印度青年建筑师来到赫尔辛基拜访阿尔托。作为柯布的虔诚追随者，他在芬兰大师的工作室刚刚坐定，第一个问题就是：“这座建筑的模数是多少？”阿尔托笑而不语，身旁的一位助手会意地替他答道：“大约一毫米吧。”

如果你认为舍弃了包豪斯、柯布风格的纯净模数，就只能皈依盖里、扎哈的“无模数”门派，如果你难以想象这两极之间无穷丰富的多样性，难以理解何为“灵活的模块”，你只需要走进茂密的森林——无论日本的还是挪威的森林。环顾四周，森林的设计者显然是摆弄模块的绝世高手，大树、灌木、岩石和苔藓，都是清晰的模块、灵活的组合。难道会有一片森林让你觉得单调、觉得混乱？在造物主和人类同行之间，哪一方的“设计”手法值得优先借鉴呢？

建筑师毕耶蒂拉，就像林间的猫头鹰一样熟悉芬兰的森林。“我们这些生活在极北地区的人，似乎保留了更多动物的本性……我所感兴趣的是建筑固有的气味，而我毕生工作的目标，就是为建筑添加一点儿芬兰独有的芳香。”

接下来，就让来自芬兰的音乐帮助你，瞬间置身于芬兰的森林，呼吸那里独有的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