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勒·柯布西耶到文丘里：手法主义的暗流及对现代建筑设计的影响

2018年9月18日，罗伯特·文丘里于家中因病去世，享年93岁。作为后现代主义建筑的重要人物，文丘里以其设计实践与理论著述，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对其所处时代建筑实践的再思考。本文由有方青年作者潘玥授权发布，对16世纪以来建筑设计领域的“手法主义”建筑形式进行了介绍，并论述了文丘里如何引入手法主义的基本观点，以此反对现代主义单一的建筑形式。文内亦附柯林·罗对现代建筑与手法主义的关系进行的阐述。

问题的提出

现代性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性，现代性的危机就是对主-客体的二分法。在建筑领域，现代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把建筑创作与社会物质生产条件相结合。而在形式上，反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搞的是新的折衷主义和手法主义，是表面的东西，是绝然对立于现代主义的。柯林·罗认为，通过对拉绍德封的分析表明，如果现代建筑可能含有类似手法主义要素的话，为现代主义建筑寻找某种对应的参照框架就十分关键（见其文《手法主义与现代建筑》）。那么手法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到底有无联系？若有，有何联系，又是否了触及现代主义的本质？一般所认为的“后现代主义在形式上运用了手法主义”这种看法，是否混淆了它与现代性之间的对立？对于手法主义的内涵，我们又是否缺乏更深层的理解？

关于文丘里的手法主义

手法主义（Mannerism）本来是1520—1600年间欧洲艺术、建筑的一种形式，它反对文艺复兴鼎盛时期所强调的均衡与比例。而文丘里显然为手法主义赋予了更深层的含义。

首先，文丘里为我们列出了一张窗体，鲜明地摆出了他所引入的手法主义的基本观点：

这些手法主义者们主张：

1. 谦虚朴素

不同于历史上的手法主义，现在提倡的手法主义是谦虚朴素的。它不那么反对比例与均衡，因为它更看重的不再是形式，而是形式要传达的信息。这一点至关重要，信息交流是手法主义的核心。之所以说它谦虚朴素，是因为它将建筑形式通俗化，而不是通过令人费解的抽象形态搭建起自己高高在上的宝座。其使用的方法是图示化。

2. 图示化（conography）

这并不意味着反对现代主义的经典建筑，但纯粹表现自我的东西不是为21世纪设计的。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信息的时代，建筑义不容辞地要担负起交流信息的一部分任务。早期的拉斯韦加斯为我们做出了在汽车时代传递信息的好榜样，那就是沿着公路的大幅霓虹灯商业广告牌。通过这个手段，建筑作为符号，起到了传递信息的作用。这就是图示化，让我们向拉斯韦加斯学习。

用建筑物传递信息至少可以有两种方式。比如要传达一只鸭子的信息，我们可以把房子盖得像一只鸭子；另一种方法是直接在普通的房子上插个大广告牌，写上“我是鸭子”。显然第二种方法更简单实用，这正是我们提倡的方法。可见我们确实是谦虚朴素的。

用具像的图标化方法传递信息是很早就有的，反而抽象的形态只是最近的事情。比如意大利教堂内部的叙事性的绘画，古建筑中经常出现的叙事性的浮雕，巴洛克时代蕴含丰富情节的彩绘玻璃窗，都是建筑中信息交流的好的先例。而我们的信息交流与它们有一个内容上的不同，即我们的信息更贴近日常生活。

3. 日常生活（The glory of everyday）

建筑要有明确的主题。比如一个住宅，就要把它做得像一个住宅，而不是一间厂房或别的什么东西。把日常生活的东西，比如旗帜、树叶，或者人们口头的语言等等充满了人情味儿的东西二维化，放到建筑中去，让他们交流信息。不要形式追随功能。因为那样会剥夺建筑物通过形式交流信息的权利。因此我们必须抛弃从内向外进行设计的思路。外形与功能的设计应该同时进行。这正好能体现建筑设计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外形保持基本不变时，应该可以不断的变换内部空间的使用功能，这是建筑持久生命力的来源。

4. 演进、进化

先看两个不正确的先例。首先是柯布为巴黎老城岛做的规划。他把包括巴黎圣母院在内的经典建筑统统拆掉，在废墟上建起自己的整整齐齐的理想城市。然后是赖特的“有机城市”，他推翻了大城市集中的繁华，幻想用直升飞机把相隔甚远的独立住宅联系起来，形成一座以农业为基础的现代化城市。他们都犯了放弃历史、推翻重建的错误。而现代谦虚朴素的手法主义者们主张演进的、进化的建筑。

我们大呼：不要原创，不要英雄！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基罗的圣彼得大教堂并非原创。在他之前已经有人设计了极为相似的尖顶教堂。但他的圣彼得大教堂仍然是伟大的。

5. 电子化图标

东京为我们在电子时代交流信息做出了好的榜样。我们要合理的混乱而不是极少主义者们鼓吹的秩序。我们不妨把密斯的“Less is more”略作改动，使它成为“Mess is more”。计算机屏幕般的大立面为我们的建筑完成信息交流的任务创造了前有未有的条件，让我们为此而欢呼。东京的银座，正是靠着这样大块大块的似乎混乱不堪的电子屏幕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繁华。纽约曼哈顿街头的股市报价牌也是很好的范例。它给人们提供有用的信息，并把享受这些信息的人纳入一个社区。在9·11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纽约的一块巨大的电子立面上一直展示着飘扬的美国国旗，它把人们的心凝聚在一起。这是建筑中信息交流的成功范例。

文丘里引入的手法主义对现代建筑的发展很有帮助。他用极端的情绪狠狠地扎痛了现代建筑的追随者们，提醒他们进行反思。现代建筑把建筑带上了现代工业化的道路，并不断地试图取消建筑的个性，发展到后来的国际风格，更是试图取消建筑的地域性。这甚至可以看作对人性和自然的叛逆。建筑需要有自己的重心、主题，甚至精神。文丘里用一种“粗俗”的方式把这些缺失的东西重新加了进来。

手法主义和现代建筑

柯林·罗在《理想别墅的数学》一书中的文章《手法主义与现代建筑》中写道：

“文艺复兴早期的敞廊和府邸立面，窗洞和镶板的交替出现并不罕见。到16世纪，这种交替越发频繁，以至镶板和窗洞的地位几乎同等重要。镶板可以表现为空白面，或是一系列匾额，或作为绘画的边框。然而，无论作何种特定用途，成熟的镶板布局系统与同样成熟的开窗系统的交替，看起来总会引发立面的复杂性和双重母题。这种特性一定为伯拉孟特之后的一代建筑师提供了极大的愉悦。比如，在塞利奥的著作中，镶板的滥用几乎到了令人尴尬的地步。有时，镶板被用在典型的交替变化之中，或者在另一些情况下，占据整个墙面。它们还会以细长的形式与整排的窗子形成交叉关系，或者作为凯旋门或威尼斯府邸的顶部母题。塞利奥也许是把镶板用作立面趣味中心的始作俑者。在一些例子中，他在经过简化但却意味深长的趣味中心两侧布置窗户的组合；不过可能只有两个案例将镶板明确作为立面的中心形象，就像拉绍德封别墅那样。尽管此类比较常常有些片面和夸大其词，但是维琴察的帕拉第奥府邸和费德里戈·祖凯利的佛罗伦萨宅邸确实品质独特，足以作为对16世纪同一母题的注解。它们分别建于1572年和1578年，都是极具个人特点、品质上佳的小型住宅建筑。我们乐于将它们视为一种类型的代表，一种十六世纪末艺术家住宅的范式。……帕拉第奥对常规的颠覆，是在古典主义体系的框架中进行的，看似尊重古典主义的外貌；但是为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勒·柯布西耶的建筑就不能那样因循守旧。两者都手法精炼，对复杂的二元对立直言不讳。”

镶板与开窗的交替产生一种意义，非常容易达到双重母题的效果，从而引发立面的复杂性。塞利奥作为使用镶板的创始者，其兴趣似乎在于立面趣味中心两侧布置窗户的组合。随后帕拉第奥仍囿于古典主义体系的框架，试图在视觉上形成强烈冲击。柯布的建筑就突破了这一点。无处不在的二元对立就是为了形成反差，形成双重意义。而这立面又是含混的。正如作者再次提到：

“上述两个十六世纪的案例都是晚期手法主义的典型，恰到好处地记录了人们称之为‘普遍焦虑’的东西。在艺术领域，它一方面保持着正确的古典主义外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试图打破古典主义内在的一致性。”

“十六世纪的手法主义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心智状态，而不仅仅是一种破除陈规的渴望，它蓄意颠覆伯拉孟特确立的文艺复兴盛期的经典规范，将那种一旦事物达到完美就要将其付之一炬的人类欲望表达得淋漓尽致；……无疑，如果拉绍德封别墅的分析表明现代建筑可能含有类似手法主义的要素，那么为现代建筑寻找某种对应的参照框架、某种它能够在其中占据相似位置的谱系就变得十分关键。……纷乱，而非视觉的直接快感，这才是现代建筑的愉悦元素之所在。”

回到问题

所谓现代建筑和手法主义的关系，看来是存在的。那么真正能够与十六世纪手法主义相提并论的，并不是立面组织，而是现代建筑的空间布局。十六世纪的建筑师颠覆了古典体系隐含的结构功能的自然逻辑，然而本身还是在古典体系之内。但是现代建筑师并不是直接使用手法主义的操作方法，或者是参照任何古典体系，所以不能就操作方法来看手法主义和现代建筑的关系。

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这种新手法主义更多是在操作层面上表现出来，以显示“矛盾性”与“复杂性”。在现代主义理论框架内却绝对寻找不到这种直接对应。正如柯林·罗精辟的解释：  “真正能够与十六世纪相提并论的，是现代建筑的空间布局；而在立面组织方面，现代建筑的手法主义案例既不容易找到，也没多少价值去论证。手法主义建筑师在古典体系中运作，颠覆了该体系隐含的结构功能的自然逻辑；但是现代建筑师则没有明目张胆地参照古典体系。更概括地来说，手法主义建筑师的目标是破坏或者从视觉上消除体量，试图玩弄或者否定荷载的观念或显著的稳定性。他们挖掘立面元素的矛盾性，使用生硬的直线形式，强调拘谨的运动；但是，如果硬要说这样的倾向也发生在当代建筑的垂直面上的话，那么这样的比较或许只能是肤浅和无法清晰显示的那种。”

但是几个特点却是共通的，比如视觉含混与强烈冲突的细部。也就是柯林·罗之后就柯布的救世军大楼和米开朗基罗圣彼得大教堂的半圆室设计作出的结论：将不同尺度的元素直接并置在一起，从而产生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就是所谓“纷乱，而非视觉的直接快感，这才是现代建筑的愉悦元素之所在”——我们的时代似乎与手法主义的骚动不安更加情投意合，这不仅反映在我们时代的建筑设计作品之中，而且也反映在我们时代的历史崇拜之中。

参考文献

[1] 罗伯特.文丘里：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

[2] Colin Rowe, Mannerism and Modern Architecture, from “The Mathematics of the Ideal Villa and Other Essays”, The MIT Pres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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