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第16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让两位来自爱尔兰的主策展人——女建筑师伊凡娜·法瑞尔(Yvonne Farrell)与谢利·麦克纳马拉(Shelley McNamara)一时间获得了很高的关注。
既不是明星建筑师,也不是德高望重的理论家,法瑞尔和麦克纳马拉自从一起组建事务所Grafton Architects后,就一直长时间、低调、坚定地做着最本分的工作——建筑设计。
尤其在教育建筑领域,从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到米兰博科尼经济学院,再到远至拉美的利马工程技术大学,Grafton Architects的表现都让人无法忽视。
成长在爱尔兰
麦克纳马拉曾用“石头居民”与“沼泽居民”来形容自己与法瑞尔,因为她来自爱尔兰多石的西部地区,而法瑞尔来自泥泞的中部地区。这种打趣地形容对方的相处方式,很好地体现了两人自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成为都柏林大学同学开始的情谊,到1978年一起成立事务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
说起事务所的名字“Grafton”,源自都柏林市中心的一条街道,她们的第一间办公室就开设在那里。这个名字表达的是一种合作的倾向,没有选取两人名字中的任何部分,而是选用了街道的名字,因为比起个体(individuals),她们更加相信场所(place)的重要性。
爱尔兰,一个在当代建筑届似乎知名度不高的国家,正是法瑞尔和麦克纳马拉成长、接受教育以及正在实践、教学的地方,对塑造她们的建筑师性格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个国家一方面在地形上由原始的海岸线、景观构成,另一方面则由基本的传统建构定义。
麦克纳马拉曾表示:“那些你深爱着的地方,会悄无声息地潜入你的意识里面。”爱尔兰的土地,就是这样不经意间影响了Grafton Architects的思考方式。在做方案时,为了从定式的建筑平面、剖面、立面中抽离出来,她们需要在一些不同的建筑语境中思考。这时候她们就会问自己:“这是一个悬崖吗?还是一个漂浮着的东西,像一朵云?”这些特殊的语境,在一定程度上会将Grafton的设计从她们自己定义的范围带到另一片思考的领域。
法瑞尔则表示:“爱尔兰也有非常棒的关于城镇、街道的建筑遗产。我小时候在城里生活,但总想跑到田野里去——爱尔兰有一种在城镇与郊野之间的二元性。”被毁坏的修道院、塔楼,以及站立在风景中的构筑物都令人难以置信地强烈,麦克纳马拉坚信,这些景象具有某种元素主义,尤其是在终年面对狂风肆虐的大西洋的西海岸。“我们可以感知天空,可以感知风,我们住在一个事物终日在变幻着的岛屿上,因此我们对天气、对里里外外的变化都非常敏感。”
她们经常谈起James Joyce(爱尔兰著名诗人与小说家),用一本书的文字来表达都柏林。她们认为自己其实也在做类似的事情,先从词语上进行想象,再将其建造出来。项目不只关于一个故事或一段独白,而变成可以被居住的物理现实。“就好比你去读托马斯·哈代(英国诗人、小说家),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建筑师。对我们来说,文学、语言、想象与构建,都是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最近十年,这种方式也逐渐成为世界理解爱尔兰建筑的方式。与其说是一种审美,它更像是一个价值体系。在爱尔兰的建筑学院里,学生脚踏实地之上,眼睛却会关注着星空。这种文化受到学院院长们慷慨的鼓励,他们会给予年轻建筑师教书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法瑞尔和麦克纳马拉从学校毕业一年后就开始教学工作了。到现在为止,她们已经有25年实践与教学并重的宝贵经验了。
为秘鲁建造一座“当代马丘比丘”
Grafton Architects的代表作之一,就是近年来在国际上屡获大奖的利马工程技术大学教学楼(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Lima),其中包括2015年的第一届RIBA国际奖。
这个被喻为“当代马丘比丘”的教学楼,很好地体现了她们的建筑设计理念,就好比她们自己说的:“你去读马尔克斯的书,就能体会到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教学楼有着非常戏剧化的造型—— 一个高耸、弧形的混凝土结构,呼应利马处于悬崖之上的城市地形。
利马海边巨大的悬崖切断了海水与城市的联系,并产生了一种戏剧性的视觉变化。海洋和城市通过一片绿色的谷地进行连接,这种特殊的地理造就的空间变化是设计的起点。工程技术大学就位于利马巴兰科区的滨海地带,垂直的混凝土墙贯穿了整个设计,并由此划分出教室、实验室、办公室和空中花园等不同的功能区域。建筑外形类似人造的悬崖,与近处海岸线上的悬崖遥相呼应。绿地和花园穿插于不同的楼层间,形成了多样的公共空间。
这是一个有着大尺度设计却在细节中处处体现亲密感的建筑。大胆的形式设计是为了让教学楼安静的一侧不受高速公路噪音的影响。它也像一摞巨大的书架,大学的基本功能被松散地布置于期间,留下空隙以捕捉微风,并为人们提供见面和交通的空间。
在一次采访中,当麦克纳马拉被问及在未来最惧怕的是什么时,她认真地说道:“现代社会的焦虑实际上是对每个个体的一种孤立与隔绝,其实这与未来城市也是紧密相连的。肯尼斯·弗兰普顿(Kenneth Frampton)曾说,当今建筑师在逐渐失去一种能力,即创造可以把大家聚在一起的空间的能力,公共空间正在被商业空间所侵蚀。”工程技术大学独特的公共空间设计,就表达出两位建筑师对这个问题的探索。
这种大尺度与自由的结合,正是粗野主义——这一在当下被重新发现的建筑风格所追求的目标。虽然这个建筑有着向拉美混凝土大师们如巴西的丽娜·博·巴蒂(Lina Bo Bardi)和阿根廷的克洛林多·特斯塔(Clorindo Testa)学习的倾向,但他们的主题已经被Grafton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重新设计。
与周围城区及繁忙街道相临的建筑北侧是建筑主要的外立面,起到与外部嘈杂环境隔离的作用,而南部则是由一系列水平错开的屋顶花园构成,形成一个逐渐融入社区的谷地形态。项目也因此成为一种模拟自然环境形态的人造自然,模糊了建筑、景观和城市的界面,创造出了一种高度整合,却又具有清晰的公众意向的建筑。
Grafton Architects自己评价:这个项目是太平洋和安第斯山脉之间的一个“人造悬崖”,一侧是层叠式的花园,另一侧则是混凝土浇筑而成的城市“断面”。
建筑要有在场感
慷慨(Generosity),是Grafton Architects两位建筑师最喜爱的一个词语。她们近期几乎所有的项目,包括图卢兹大学的教学楼、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新教学楼,都能够体现这个词语的含义。她们还喜欢谈论流动和移动,人、空气、光线和氛围。她们计划为都柏林建立的新城市图书馆(用她们经常使用的自然图像来说)就是:“让城市穿过底层”。
这种关于开放性和流动性的概念本可以有多种表达形式。例如,它可能表达为不确定的,具有无限灵活性的空间。但Grafton Architects选择了另一种表达方式。她们的作品非常强调结构,物理属性非常强烈,是属于你走在街上也绝不会错过的那种房子。她们相信建筑构造所拥有的决定性力量,以及它的细节和组织方式,以此去打动他人,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意味着在她们的作品中,存在着一种介于固定与灵活之间的推动与拉动,或者说给予和获取,这会让她们的作品在各方面潜在地变得更强大。
她们将自己的建筑形容为“让人有在场感”,或者说“试图让你感知到自己身在何处”。 如果不是Farrell和McNamara真正将其转化成为了结构的力量和创造,那么这句话就仅仅是听起来很不错而已。她们谈起去印度拜访勒·柯布西耶设计的昌迪加尔议会大楼,以及它如何做到让人“头发都在脖子后面立起来了”的那种感受。
“岩石居民”与“沼泽居民”,带着她们最好的作品,正一步一步走在让自己的作品也能实现这种力量的道路上。
Grafton Architects成立于1978年。主持建筑师Yvonne Farrell和Shelley McNamara都是都柏林大学的毕业生,爱尔兰皇家建筑协会研究员,是英国皇家建筑协会的国际名誉研究员,并当选为爱尔兰艺术组织Aosdána的成员。1976年至2002年,她们任教于都柏林大学建筑学院,并于2015年被任命为兼职教授。她们曾任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丹下健三教席主席,耶鲁大学路易·康教席主席,并一直在瑞士洛桑的EPFL担任访问教授。2013年,她们被任命为瑞士门德里西奥建筑学院正式教授。她们曾在剑桥大学和伦敦大都会建筑学院等多所大学担任外部考官。除了爱尔兰与英国,她们在欧洲和美国的建筑学院都有广泛的演讲经历。
Grafton Architects精选作品年表
参考资料
[1] Architecture biennale 2018: all hail the new queens of Venice, Rowan Moore, The Guardian
[2] Understanding Grafton Architects, Directors of the 2018 Venice Architecture Biennale, James Taylor-Foster, ArchDaily
[3] http://www.graftonarchitects.ie/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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