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间，智利的现代建筑“史诗”

山与海，诗意与现实，稳定与变幻无常。矛盾的组合使得现代主义对于智利建筑师而言，将无法成为一个“完结”的游戏，而只能是一种即时的响应，不断探索物质场所中的生命或灵魂，尝试确定当下的自身。

继上一期好评不断后，“山海之间：智利与秘鲁建筑”第2期现正招募！

下文为本次学术领队裴钊撰写的旅行前言。

智利是一个长而狭窄的国家，从南到北长达4500公里，而最宽的地方却只有418公里。它的一面是难以逾越的安第斯山脉，另一面是消失在天际线外的太平洋，其间的平地却又处于两个大陆冲击板块裂缝之上，地震频繁。

这样的状况或许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处于永恒的确定和岌岌可危的不稳定之间的状态。

因此，圣地亚哥大学英文教授Galvez曾说道：“夹在这样的海洋和山脉之间生活的人们怎么能没有诗歌?”诗歌是一种智利人进入生活和环境的方式。

对智利现代建筑而言，《阿美瑞伊达》（Amereida）这部长诗集是无法回避的，其名字来源于两个词语组合：“America”和“Eneida”（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作品《埃涅阿斯纪》），描述了一个从北到南的横穿旅程，从智利的帕塔哥尼亚到玻利维亚的圣克鲁斯市，由建筑师、诗人和各类知识分子组成的一场远行，寻找真实的本地文化，反击那些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基础上而构建的虚假故事。对于这部诗集的作者，哥伦布踉跄地发现美洲仅仅是一个误解，一个他寻找东方过程中的绊脚石。这些远行者沿着将这个国家一分为二的轴线，穿越他们称之为“内陆海洋”的地区。《阿美瑞伊达》是一个关于文化被重新发现和复生的诗集，最终成为瓦尔帕莱索建筑学院丰富的理论基础。

然而，与诗歌相对的是，在一片地震频繁、充满各种极端气候的大陆上——面对南部的洪水和北部的沙漠，建筑除了从大地的诗意中获得灵感外，还需要一种更为现实的态度给予栖居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以安全感和确定感。为了对抗这种恶劣的外部环境条件（低预算的制约、先进技术手段的匮乏和频繁地震的威胁），智利转而产生了一种高度现实主义的建筑：将建筑和大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极端的整合，建筑成为大地景观的一部分，或者说让建筑成为一种人造地景。

山与海，诗意与现实，稳定与变幻无常。矛盾的组合使得现代主义对于智利建筑师而言，将无法成为一个“完结”的游戏，而只能是一种即时的响应，不断探索物质场所中的生命或灵魂，尝试确定当下的自身。

智利的建筑职业传统可以回溯到18世纪晚期。这种传统的建立与华金·托斯卡（Joaquin Toesca）有关，他出生和受教育都在意大利，并在西班牙作为弗朗切斯科·萨巴蒂尼（Francesco Sabatini）的合作者开始实践。1780年，托斯卡来到智利，负责几个重要的项目，包括铸币厂（la Moneda，如今的总统府）、马波乔河大坝，以及三十年前由巴斯克斯·德阿库纳（Vazquezde Acuna）开始的新大教堂改造项目。在这个项目中，托斯卡引入了新技术，使用复杂砖石建筑和简化的古典建筑手法唤起某种巴洛克建筑中的有序的变化。一些受到托斯卡影响的门徒，主导了19世纪初的智利建筑实践，在智利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独立后，依然延续了这一传统。

19世纪中叶，一种新的建筑手法伴随着新的审美被引入智利。这一改变是由法国建筑师克劳德·弗兰科伊丝·布鲁内特·德贝内斯（Claude Francois Brunet de Baines）带来的，1848年他被总统曼努埃尔·布尔内斯（Manuel Bulnes）任命为政府建筑师。布鲁内特曾在法国接受教育，并在一个文化相对繁荣时期抵达智利。他的职责包括政府委托的行政建筑，以及创建新一代智利建筑师的教育体系。布鲁内特亲自负责指导和教授职业建筑师课程，直到1855年去世，期间完成了一部关于建筑学的教科书，这很可能是拉丁美洲最早的建筑教科书之一。

1857—1872年，布鲁内特的同胞卢西恩·赫诺特（Lucien Henault）接任他的职务。布鲁内特和赫诺特给智利带来了明确的巴黎美院学院派建筑语言，当涉及建筑的复杂性和规模变化时，这种语言会根据本地情况加以调整。从19世纪下半叶建成的城市剧院、议会大厦和智利大学建筑物中，可以轻易地辨识出与法国建筑的联系。而私人建筑和住宅方面，如建筑师帕拉西奥·佩雷拉（Palacio Pereira），也采用类似的审美标准建造。但只有很少一部分的智利建筑师接受过布鲁内特或赫诺特的指导和教育，很多智利人前往国外学习建筑，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

19世纪末，更多的外国建筑师到达智利，如来自法国的保罗·拉索德（Paul Lathoud）、埃米尔·多伊尔（Emile Doyere）和埃米尔·杰基尔（Emile Jequier），来自意大利的谢利（Chelli）、普鲁瓦索里（Provasoli）、布鲁哥洛尼（Brugnoli）和克雷莫内西（Cremonesi），来自德国的伯查德（Burchard），以及西班牙的福特扎（Forteza）。他们有的受到政府雇用，有的则成立私人事务所，为智利带来了新形式和新技术，这些变化体现在许多公共和私人建筑中。最终，智利成为19世纪拉丁美洲拥有最有趣和最复杂建筑风格的国家之一。

1910年前后，智利庆祝百年独立过程中所建造的建筑，展示了受欧洲建筑模式影响的全盛面貌。当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政治独立的一个世纪后，智利不断加强的民族认同意识催生了很多纪念性尺度建筑。诸如Mapocho火车站和新艺术博物馆，代表着一种重新创造的希望和与欧洲国家首都相媲美的努力。纪念性公共空间，如森林公园（Parque Forestal）也在那个时期落成，这些项目为圣地亚哥建立了一种新的城市秩序，部分与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密切相关，例如河流渠化和新污水处理系统的应用，改善了首都的健康标准。其后，很多提议试图学习法国奥斯曼改造巴黎的方式，但大部分都没有得以实施，这表达了圣地亚哥在世纪之交的一种梦想。

在不可或缺的国外建筑师支持下，19世纪90年代，天主教大学和智利大学分别创立了正式的建筑学课程，早在其他拉美国家意识到这一点之前，建筑学职业教育在智利成为了现实。后来逐渐形成了建筑系和学院，这不仅为智利提供了建筑专业教育，也塑造了重要的本地建筑文化。因此，到了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从专业化的教育中受益的智利建筑师们开始建立起一个新体系。

1924年，智利作家/艺术家胡安·埃马（Juan Emar）受勒·柯布西耶《走向新建筑》一书启发，发表了《关于建筑的不同观点》。可以说，现代建筑理念是以文化和诗歌作为中介传入智利的。1930年代，大量赴欧洲的智利艺术家和建筑师体验到了欧洲大陆的前卫艺术运动，其中包括赢得了1929年西班牙塞维利亚举办的伊比利亚美洲博览会中智利馆的建筑师胡安·马丁内斯（Juan Martinez），亲自赴基地监控建造过程；建筑师塞尔吉奥·拉腊因（Sergio Larrain）从智利天主教大学毕业后，多次前往欧洲拜访前卫艺术运动的核心人员。他和豪尔赫·阿特亚加（Jorge Arteaga）合开了一家事务所，在欧洲之行之前，他们的设计大多是传统建筑风格，而欧洲之行后，开始尝试现代建筑设计，代表作有Oberpauer（1929）和Santa Lucia建筑（1932）。

1927—1929年，建筑师鲁道夫·奥亚逊·菲利佩（Rodulfo Oyarzun Philippi）在维也纳见到了城市规划师卡尔·布鲁纳（Karl Brunner），布鲁纳和德国著名城市规划师维尔纳·黑格曼（Werner Hegemann）有着相同的现代城市发展理念。1929年，奥亚逊带着布鲁纳前往智利，布鲁纳随后在智利召开了第一次拉美城市研讨会。罗伯特·戴维拉·卡森（Roberto Davila Carson）是智利大学建筑系的教授，他于1931—1934年在维也纳美术学院学习，在这里他认识了荷兰艺术家特 奥·凡·杜斯伯格（Theo van Doesburg）和比利时艺术家乔治·梵顿格勒（Georges Vantongerloo），并在柯布的工作室协助其在阿尔及尔的规划项目（1932）。但其中最非同寻常的欧洲经验是自1929年，26位来自美术学院的教授进行了为期3年的欧洲旅行，由当时的政府资助。

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建筑以一种非官方形式全面渗透到建筑教学中，因为学校并不教授现代主义建筑。直到20世纪40年代，新一代建筑师明确地迈向了现代主义理想。埃米利奥·杜哈特（Emilio Duhart）、阿尔贝托·克鲁兹（Alberto Cruz）、费尔南多·卡斯蒂略（Fernando Castillo）、赫克托·巴尔德斯（Hector Valdes）和马里奥·佩雷斯·德阿尔塞（MarioPerez de Arce）是这群智利建筑师中最重要的人物。

大量涌现出的本地建筑师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专业协会中，建筑中心协会和智利建筑师学会是这一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产物，后者于1942年在总统的主持下成立。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组织一样，这些机构不仅提供了一种手段维护职业利益，也建立了一个讨论建筑和城市问题的平台，通过期刊和会议为传播新建筑理念提供了媒体工具。

这一时期智利现代城市和建筑的扩展受到两个事件的推动，分别是1938年智利人民阵线（Frente Popular）的佩德罗·阿韦利诺·塞尔达（Pedro Aguirre Cerda）当选总统，以及1939年的地震摧毁了奇廉和周边地区，导致3万人死亡，震后重建工作加速了建筑和工程行业的现代化进程。为了平复灾难，政府建立了重建救灾部，该部门后来负责社会住宅项目，产业促进部也被创建以提升整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对于新城市的规划，布鲁纳的追随者反对那些支持柯布极端观点的人作为重建规划师，他们已经提出了方案，但尚未被采纳。

智利大学和智利天主教大学分别于1945年和1949年改革了建筑学教学大纲，现代建筑理念的传播从教育到实践两个方面同时展开。教学改革在1952年瓦尔帕莱索天主教大学重建建筑系时达到高潮，这所大学采用的可能是拉美最极端教育方法，建筑师克鲁兹（Alberto Cruz）、阿根廷诗人果多弗雷多·罗米（Godofredo Iommi）和一群在圣地亚哥天主教大学接受教育的年轻建筑师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教育方法，学生在这里被要求以旅行和观察城市作为专业训练的起点，培养一种现实的诗意观察能力。

1950年代是智利实践建筑事务所快速发展的时期，诸如BVCH在圣地亚哥设计的波塔莱斯之家（1955—1968），还有在阿里卡（Arica）北部城市设计的一系列作品，新克罗住宅（1955—1956）和艾斯达迪奥住区（1956—1957）两个综合体，前者是一个带中庭的集合住宅项目，后者是组合公寓和底层住宅项目。北部地区还有佩雷斯·德阿尔塞和哈米·贝萨设计的撒拉·德尔卡门住宅，这个住宅项目被很谨慎地布置在沙漠之中，因为当时的政府鼓励这些边远地区的项目开发。1953年，政府建立了住房部，将原有的重建救灾部和公共住宅基金并入该部， 希望实现住宅产业的现代化。

尽管1950年代智利建筑职业体系已经很成熟了，但是能被称为经典之作的还需要再等十年。1960年，圣地亚哥联合国总部分支竞赛吸引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建筑师参赛，最终奥杜哈特（Duhart）和其他几位建筑师合作赢得了这个竞赛。这个项目于1966年建成，随后转交给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CEPAL）， 其优秀建筑设计和先进的建造技术使其成为智利上世纪中期最好的建筑。

此时，另一种建筑实践模式也出现了，一种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带有实验主义性质、远离传统建筑事务所的模式。胡安·博彻斯（Juan Borchers）、伊西德罗·苏亚雷斯（Isidro Suarez） 和 胡苏斯·贝尔梅霍（Jesus Bermejo）都以其理论著作而闻名，诸如博彻斯的《建筑制度》（Institucion arquitectonica，1968）和《元建筑》（Meta-arquitectura， 1975），这些理论在他们所设计的奇廉电力机构（COPELEC，1964）中得到了体现。

瓦尔帕莱索学派这时已经建立了十年多， 也在准备建造一些建筑，包括位于圣地亚哥复杂的克鲁兹住宅（1958—1962），以及一个竞赛作品，瓦尔帕莱索的海军学院（1956—1957），但没有获得项目委托。加布列·瓜达（Gabriel Guarda）和马丁·科雷亚（Martin Correa）两位当时还不知名的建筑师，也是两位本笃会教士，设计了位于拉斯孔戴斯的教堂（1963—1964）。他们将光线作为整个建筑的主角，沿着礼拜路线行走，可以感受到建筑师营造的朴素的宗教氛围，这个设计一建成就立刻获得了国内外的一致赞誉。

此时社会住宅被提上了日程，从豪尔赫·亚历山德里政府时期（Jorge Alessandri，1958—1962）开始，在爱德华多·弗雷 政府时期（Eduardo Frei，1964—1970）和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时期（Salvador Allende，1970—1973）得到了继续深化与执行。现场建造和预制技术同时被应用到社会住宅建造过程 中，尽管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由于大量农村移民进入城市， 社会住宅量依然不能满足需求。1965年都市改善部修建了一些都市更新大尺度项目，包括San Borja地区的更新，迁走老的市中心医院，还有城市东部郊区的圣路易斯综合体项目（San Luis，1970—1973）。

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早期，极端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使得建筑行业几乎停滞，公共和私人项目都急剧减少。1977年，由智利建筑师协会组织的第一届建筑双年展开幕， 为建筑师们提供了一个珍贵的呼吸新鲜空气的机会。然而这次双年展却意味着现代建筑社会和美学两方面的断裂，对于历史和文脉的凝视将主导以后几十年的智利建筑发展。

讨论拉美时，政治永远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二战”后，由于冷战和恐惧共产主义对拉美国家的渗透，美国对拉美推行全面干涉主义，从多方面支持各国军政府，以便消除任何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的倾向，并控制各国共产主义化的趋势。1960年代后，各国独裁军政府陆续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一方面对内迫害和封锁言论，绑架杀害知识分子、 学生和政治异见者；而另一方面实行极端的民粹主义来笼络底层大众，盲目推行高福利的公共政策，这一点在智利更为突出。

1973年智利将军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攻击总统府，左翼倾向总统阿连德坚持抵抗而遭杀害。这一事件震惊了全世界，随后而来的是极其恐怖的军事独裁和政治压迫年代。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筑一直被抑制。

直到1980年代初，拉美各国陆续结束了军政府统治，逐渐恢复到民主制度，并采用了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然而拉美殖民时期遗留下的社会问题，例如土地分配、贫富差距和产业体系等，依然没有被解决。随着毫无约束的国际投机资本的涌入，看似一片繁荣的地区和国家经济背后却布满了陷阱和灾难的种子。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0年左右，拉美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和货币不停在崩溃和重新开始之间往复循环，整体社会动荡。因此上世纪80年代被拉美人称为“丢失的十年”。

这一时期拉美各国经济方面的自由主义和建筑文化方面的自我隔绝之间呈现出矛盾而奇怪的关系。加之国际上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盛行，在一些建筑评论家和建筑师的推动下，拉美各国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992年，为纪念西班牙王国殖民美洲大陆四百年，西班牙举办了塞维利亚世界博览会。其中，巴西建筑师安杰洛·布奇（Angelo Bucci）、阿尔瓦罗·蓬托尼（Alvaro Puntoni）设计的巴西馆和智利建筑师何塞·克鲁兹·欧巴耶（Jose Cruz Ovalle）、海尔曼·德尔索尔（German del Sol）所设计的智利馆，被认为是标志着后现代主义在拉美统治地位的结束，以及晚期现代主义在拉美的开始。

这一次，走在拉美建筑最前端的不再是巴西建筑师，而换成了智利建筑师。在随后的二三十年里，智利建筑成为国际关注的热点，优秀而富有创意的作品频出。

塞维利亚智利馆之后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造就了一大批高收入者，在他们建造的大量住宅中，无论位于郊外还是城市中，都有相当一部分突出了对智利丰富地理条件的敏感回应，以及优良的建造质量，例如，史密里安·拉迪奇（Smiljan Radic） 的自宅（Habitacion, 1997），马蒂亚斯· 克 洛 茨（Mathias Klotz）在唐霍伊的克洛茨木屋（1991），伊拉拉萨瓦（Sebastian Irarrazaval）和阿库尼亚（Guillermo Acuna）的拉斯·帕尔玛 斯之家（1994），塞西莉亚·普加（Cecilia Puga）的蓝色海湾之家（2002）。

在经历了1970年代皮诺切特的军事独裁，以及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经济动荡后，1990年代末出现了对于智利当代建筑发展很重要的现象：智利的文化氛围变得开放和包容； 国家开始重新承担起公共事务的责任，以及恢复社会的基本福利，政府开始关注并大力投资公共建筑和社会住宅。

1999年，在政府赞助下，两位年轻的建筑师阿图罗·托雷斯（Arturo Torres）和豪尔赫·克里斯蒂（Jorge Christie）在圣地亚哥市中心的空地上，布置了一个全玻璃房间的装置，展示 一个女人的日常生活，包括洗浴和更衣等私密行为。这样的建筑装置在过去的智利是完全不可能被接受的，正是民主的社会环境允许了这种冒犯。1998 年，建筑师史密里安·拉迪奇和雕塑家马赛拉·科雷亚（Marcela Correa）在古里布兰（Culipra）设计了一个广场，广场上有三个圆球状的炭窑，带着泥浆随机散布在绿地里，这是对当地烧窑人的身份认同。这两个项目都非传统意义上的建筑，设计师大胆地将触角深入其他领域寻找建筑的灵感。

2003年智利天主教大学建筑学院、哈佛大学洛克菲勒拉美研究中心、科学技术发展国家基金和救助基金、智利住房与城市建设部共同举办了一次住宅竞赛。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Alejandro Aravena）的方案获奖，其团队Elemental重新思考了社会住宅的管理和建造策略，提出居民自建和自助作为协助的策略。这次竞赛的最大意义在于智利建筑师发现智利现实社会的真实问题，使用专业知识，并突破学科界限开始解决问题。尽管智利有着坚实的建筑学传统，然而智利最好的建筑一直是上流社会的独立别墅和宏大的政府建筑，社会底层和低价住宅一直被建筑师所忽略；而其他拉美国家也正在遗忘这一社会问题。

此后的智利优秀的当代建筑师的作品无论在设计理念方面，还是在建造品质方面，都如浪潮一般势不可挡。这批建筑师所面临的有一个老问题和一个新机遇。

智利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是任何智利建筑师在任何时代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任何建筑作品都会涉及地理条件的景观化和人工化问题。然而，智利当代建筑师对自然和景观，有着不一样的理解。这里的代表作品有：阿塔卡马沙漠博物馆（2009），建筑师拉蒙·柯兹（Ramon Coz）、马可·波里杜拉（Marcos Polidura）、伊纳基·博兰德（Inaki Volante）和埃乌海尼亚·索 托（Eugenia Soto）； 特 雷 莎· 穆 勒（Teresa Moller） 在 蓬 塔皮特（Punta Pite）设计的步道（2005）；开放城市建筑师 埃兰特·德·马努埃尔·卡萨努埃瓦（Herrante de Manuel Casanueva）的宁养中心（2001）；位于维拉里卡国家公园的几何温泉（2004），建筑师海尔曼·德尔·索尔；波利之家（2006），位于柯里沃姆半岛，靠近康塞普西翁，建筑师毛乌里希奥·佩索（Mauricio Pezo）和索菲亚·冯·艾奇绍森（Sofia von Ellirichshausen）；何塞·克鲁兹·欧巴耶和海尔曼·德 尔·索尔的爱克斯普罗拉酒店（2005）等项目。

为了庆祝智利独立二百年，政府决定在智利全国——主要是圣地亚哥——新建和改建一大批公共设施。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 出现了大量的优秀公共建筑作品，表达了国家意欲恢复其在城市中的象征性角色。从圣地亚哥阿玛斯广场翻修的公共竞赛开始，国家通过连续的项目建设显示出恢复公共空间的强烈意图： 圣地亚哥图书馆（2005），建筑师阿尔督拉·考克斯（Arturo Cox）、卡洛斯·乌卡尔特（Carlos Ugarte）和马蒂埃斯·科尔多瓦（Mattas Cordova）；莫内达广场文化中心（2007），建筑师克里斯蒂安·翁都拉卡（Cristian Undurraga）；二百年纪念公园（2007），建筑师戴奥多罗·费尔南德斯（Teodoro Fernandez）；康塞普西翁的城市社区（2007），建筑师史密里安·拉迪奇、爱德华多·卡斯蒂略（Eduardo Castillo）和里卡尔多·塞尔贝（Ricardo Serpell）；记忆博物馆（2010）， 由美洲事务所设计；GAM 文化中心（2010），建筑师克里斯蒂安·费尔南德斯（Cristian Fernandez）和横向建筑事务所；瓦尔帕莱索文化公园（2011），建筑师乔纳森·福尔摩斯（Jonathan Holmes）、马丁·拉贝（Martin Labbe）、卡罗琳娜·波尔图盖斯（Carolina Portugueis）、奥斯瓦尔多·史毕奇盖尔（Osvaldo Spichiger）；儿童二百年纪念公园（2012），由Elemental建筑事务所设计；国家体育场附近的市民公园（2014），建筑师戴奥多罗·费尔南德斯；以及最近的两个竞赛，比奥比奥大区剧院（2011）和圣地亚哥电讯塔（2014），二者的中标者都是史密里安·拉迪奇。

当细细品味这些当代智利建筑时，会发现尽管每个项目的基地、 环境条件、题材、设计手法、功能都不同，但所有的建筑都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地域感。而这正是他们的前辈和瓦尔帕莱索学派所苦苦寻找，却总是差之毫厘的智利身份或者拉美身份。年轻一代的智利建筑师放弃了宏大的宣言，不再寻找永恒的身份， 却最终在各自不同的道路上积累和奠定了一种集体特征，表达了一种共同的身份，也就是当大量极具个人化的实践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候，呈现出了某种集体意识。这也许是智利当代年轻建筑师给拉美甚至世界建筑带来的最大启示。

点击此处 了解智利与秘鲁建筑考察线路详情。

本文版权归有方空间所有，图片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或来源机构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