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克生物研究所：按计划优雅地老去

坐落在加州拉霍亚“最美的海岸与悬崖”边上的萨尔克生物研究所，是科学技术与建筑设计的完美结合。这个无数次出现在建筑学教科书中的作品，其设计历程堪称天时地利人和：既有着一位与建筑师趣味相投的甲方、一处绝妙的选址，亦出现了历史上闻名的“设备层空间”“不种一棵树的花园”等点睛之笔。

本文节选自Louis I. Kahn: In the Realm of Architecture 一书中的“萨尔克生物研究所”章节，对于这个伟大的作品，我们的认识之旅才刚刚开始。

趣味相投

1959年秋天，一位朋友在匹兹堡听了路易·康的讲座之后，把他的作品介绍给了乔纳斯·萨尔克（Jonas Salk）并引起了他的注意。卡耐基工学院邀请了康和其他八位小组成员一起讨论“艺术和那些真实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康在10月10日做了一个题为“科学和艺术中的秩序”的讲座，他在其中讨论了当时施工中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理查德医学研究所的设计。

讲座后的两个月，萨尔克在去纽约的路上拜访了康在费城的办公室。当时，他正在进行加利福尼亚州一个生物研究所的项目，想询问问康该如何挑选合适的建筑师。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提。

在他们的第一次会面中，康带着萨尔克参观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新实验楼。他们相谈甚欢，虽然萨尔克承认他对理查德医学研究所的印象没有对康本人的印象深，但是这个建筑给了这两人一个讨论萨尔克项目的基础。萨尔克说他要为每10位搞研究的科学家提供1万平方英尺（约为929平方米）的面积，建筑的整体规模和理査徳医学研究所差不多。接着他又说他想把毕加索请到实验室去。

萨尔克和康很快发现他们趣味相投。实际上，他们都认为对方是自己理想的合作者。他们工作关系的特点就像他们的某次谈话一样，会时不时地进入到抽象和哲学的领域。对于萨尔克来说，在生物科学的前沿工作必然会对人类的未来提出大量的问题——关于生命的意义、价值和人的本质。而康非常欢迎这些话题。萨尔克回忆说，“别人常常会看着我们，听我们说话，然后露出一脸的困惑，”但他们彼此之间却非常理解。实际上，康做第一版方案的时候，连书面的任务书都没有，“一切都来自对话”。康和萨尔克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谈到的所有概念都和严格的形式或者空间要求无关，“我们就是开始玩，”萨尔克回忆道。

这样的思想游戏并非没有历史先例。在他们早期关于建筑的讨论中，萨尔克经常会提到他在1954年参观过的阿西尼修道院。他后来说修道院的寺院——它的拱廊、柱子以及庭院，让他对新的研究所项目有了建筑上的想象，并且符合他关于社会和智力组织的理念。康对这些形象非常熟悉，因为他在1929年去过阿西尼修道院，并且画了几张教堂建筑和拱廊的速写。

拉霍亚最美的海岸与悬崖

1959年秋天，圣地亚哥市的城市官员了解到萨尔克要在他们那里建一个重要的研究院，于是提出有几个位置可供选择。萨尔克非常明智地从中挑选了一块位于多利松平台（Torrey Pines mesa）的场地。“它不仅仅是一块地，而且是拉霍亚最美的海岸和悬崖。”1960年初，萨尔克和康一起去那里做了第一次踏勘。萨尔克把确定基地形状的功劳归功于康，它被海边的一个峡谷所包围，（从生命科学研究的角度出发）萨尔克把它生动的地貌特征特点比喻成“脑卷积”。

康在一系列没有留下日期的草图中记录了他对基地的第一印象，这些草图应该是他1960年第一次到访的时候画的。同时他还勾画出了三组独立的建筑，这些建筑基本确定了设计的整体布局，在拉霍亚之行后不久，康把这些设想变得更加具体。他为两个主要的“论坛”确定了功能和要求，在基地西侧靠近海边的地方布置了一个会议厅，同时将实验室布置在东侧，临近主要的公共道路（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宿舍）。

在这个布局非常理性的项目中，实验室部分明显是费城理查德医学研究所那些垂直结构和错落有致的塔楼的变体，每一个实验室好像是从沿着公共道路布置的巨大的圆形平台上长出来的。西边两个小一点的圆形平台上是两栋服务楼，它们的轮廓线略低一些。四组实验楼通过切线 方向的服务车道相连，横向设置在两栋小一点的建筑之间，这让整个平面看上去像是皮带轮矩形的会议厅布置在基地的另一侧，正好在一条很长的服务车道的尽头，俯瞰着太平洋。沿着服务车道，康在实验室和会议厅之间布置了一大串娱乐设施；在南侧，跨过峡谷，是类似的规模稍小一些的宿舍楼建筑群。

在萨尔克看来，康的第一版方案就是“一个早期的幻想”。康在1960年9月写给美国国家基金会主席、项目的主要资助人巴西尔·奥康纳（Basil O’ Connor）的信中提到了这件事，“我保证”，康有点歉意地说，“等我把空间要求用建筑语言表达出来之后，它（这项工作）会变得更符合实际。”接下来的十二个月里，建筑师、业主和建造及工程顾问之间频繁开会，明确了三个部分各自的空间需求、服务设施。建筑目标的明确和数量的限制并没有阻止康对阿西尼的思考：1960年8月，在写给历史学家威廉·乔迪（William H. Jordy）的信中，他表达了想去欧洲，尤其是意大利北部的愿望，“想再去看看那些精彩的寺院，它们拥有我正在为圣地亚哥的萨尔克博士所做项目的那种气质。”

间质空间

1961年4月，经过将近一年的深化，康的第二版方案出现在了《进步建筑》杂志一篇很长的文章里；同月，康在哈佛大学一次关于城市设计的会议中把新的总图作为一个案例进行了分析。1961年6月，康草拟了一个任务书，并将其进行完善和打印。任务书描述了实验楼和会议室的空间和功能需求，其中还结合了运动和娱乐设施；关于员工宿舍的第三部分也有所提及，但是没有详细描述。在1961年8月到1962年4月之间，康对第二版方案进行了深化，但他的调整没有改变整体布局。1962年4月1日，项目签署了实验室的施工合同，它是根据第二版方案签订的。

在1961年到1962年的第二设计阶段，康在山谷尽头布置了四栋两层高的实验室。实验室被布置成镜像的两组，每组中间都有一个花园。附属设施是为实验室的主要工作提供支持的，包括研究室、服务区和动物区，以及容纳办公室的行政、技术图书馆和餐厅。康把动物楼和实验室的服务车道布置在建筑的东侧，行政办公室和实验室布置在西侧，俯瞰着峡谷。在基地的东北角，他布置了一个入口和一个与停车场相连的广场，这个广场沿着约183米长的林荫步行道一直延伸到会议室。

康在每组实验楼之间都设计了一个“水的建筑”，包括水池和水渠，它的灵感来自于阿罕布拉宫那些用来灌概花园的喷泉。这两个中央花园的两侧是32个研究室，每栋楼8个。康将它们称作是“橡木桌子和地毯的建筑”，从而将它们与科学设备区分开来。研究室都是成套出现的，每一套都通过自己的楼梯与实验室相连。康用他所谓的“拱廊”来支撑楼上的研究室，尽管他并没有用拱。它的“柱廊”是由矩形混凝土墙组成的。研究室可以看到花园的景观，并且可以上到行政楼的屋顶露台。

1961年到1962年的这版方案中，实验室被看作是“有着洁净并且可调节的空气的建筑”，其宽敞、灵活、无柱的竖向阁楼空间，长宽分别约为187米和116米。康在科门丹特的帮助下提出的结构体系再次表达了关于“服务”和“被服 务”空间的概念。巨大的折板横跨在间距约为13米的五根箱型梁上。折板成对布置，这样形成了相扣的空腔；管道和管线就布置在天花板结构的这些纵向“褶皱” 里，然后横向穿过五个箱型梁进入布置在每个实验楼外侧的垂直井道里。当康解释结构和设备体系结构的时候，他给业主打了个比方：“这一切都来自萨尔克博士所谓的间质空间（mesenchyme space）...... 一个服务于身体，另一个就是身体本身。”

最终成型

1962年4月，几乎就往与承包商签署这版方案施工的协议之后，萨尔克又对实验室的布局提出了重大修改。他对这个四栋楼的方案的两个问题感到棘手：首先是这两个庭院有可能会导致非生产性的竞争。萨尔克担心可能会导致“A庭院的人和B庭院的人”之间的不团结；其次是结构体系的灵活性不够，无法满足实验室按照3米的模块进行划分的要求。

1962年6月，康向萨尔克提交了第三版和最终版的实验楼图纸：研究室与实验室分离，在中间设置“拱形”花园，服务空间朝向东侧，行政办公楼和图书馆朝西。但是康把建筑的数量从四栋减少到了两栋。修改后的两栋楼均设置了三层实验室，每层的面积都是20米x75米。他用现浇混凝土空腹桁架代替了第二版方案中的折板梁和大型的箱型梁。横向的桁架支撑在两端的柱子上，跨度为18米。每十三个2.7米高的桁架负责支撑六个实验室中的一个，一共78个桁架。整个由巨大的桁架支撑的空间变成了下面实验室的服务层，必要的管网和设备都将从这里穿过。

两栋楼都是六层高（三层实验室加三个服务层），与之半脱离的研究楼沿着朝向庭院的一侧布置，均为四层楼。康决定把最底层的实验室及其服务层放在地面以下，形成了每栋楼南北两侧都有下沉庭院的设计，这些下沉庭院给实验室带来了自然光；每栋楼都有八个这样的庭院，南边四个，北边四个。康用五个楼梯间把它们进行了均匀的分隔。这些楼梯间解决了三个实验室楼层、中心庭院和两个研究室楼层之间的交通。萨尔克原来想把研究室做成像修道院的房间那样，让康把研究室从实验室中隔离出来，但是康提出了这样一个分隔方案：在橡木、地毯区域和不锈钢区域之间，楼梯间界定了这个空间，并且在实验室和研究室之间设计了一座桥，不过这座桥只有地面和楼上的实验室楼层有。康用标高的变化强化了实验室和研究室之间的分离：研究室不是与实验室的楼层而是与上面的服务层对齐。

在中心庭院的标高上，研究室下面的空间形成了一个开敞的拱廊，提供阴凉和庇护。在实验室的最上面一层，在两个研究室的标高之间，康插入了一个开放的门廊，可以从楼上俯瞰中心庭院。每个门廊都可以作为非正式的室外会议空间，这个居中的位置对于实验室和研究室来说都很方便。为了与萨尔克对逍遥学派和修道院回廊的看法保持一致，康非常恰当地在门廊中采用了干挂黑石板的做法。

在最后一版方案中一共有十栋研究楼，庭院每边各五栋。里面一共有36个研究室；除了最东面的那栋只有两间办公室，其余每栋楼都有四间。建筑的布局解决了采光、视线、结构和功能的问题。在平面中，这些充满力量感的元素像手指一样从实验室的体量中伸出来，虽然从剖面上看它们就像是巨大的空心柱，沿着巴西利卡式的中心庭院布置并界定了这个空间的边界。每栋楼都有两道45度的斜墙，它们形成的三角形通高开间里可以看到海，每个研究室都有一个这样的空间。

在整座建筑里，尤其是在十栋研究楼里，康通过暴露的结构来表现开洞和围合的边界。他表现了墙和楼板的边界，并且通过它们的厚度展现了他布局的控制线。研究楼底层裸露的承重墙形成了一个界定中心庭院走道的柱廊。在上面，在研究室的标高上，墙体之间的洞口被袖木窗板堵上了。每一块板都有一个收纳推拉窗三要素（玻璃、纱窗和百叶）的口袋。

在实验室的模板设计中，为了表现构造的逻辑和混凝土的特性，建筑师对每个节点和缝都进行了精心的处理。对于康来说，色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他把不同类型的加州混凝土跟火山灰、其他混合物搅拌在一起，形成一种温暖的色调。胶合板模板上涂有聚氨醋，以保证浇筑出来的墙面颜色的统一性；同样，木板也没有做任何处理，这样可以让柚木随着天气自然地变化。康曾经想在中心庭院里铺上墨西哥石材，又改成了意大利石板。但是后来证明石灰石会比石板要便宜得多，于是他决定使用这种价格便宜、色彩明快的材料，而且他发现石灰石与混凝土的结合非常协调，后来他说，正是这种结合让这座建筑有了古老、沧桑的感觉。

一片叶子也不要

尽管实验室的建设从1962年6月一直持续到1985年8月才完工，但是中心庭院的设计问题仍然没有完成。康和萨尔克一致认为一个庭院会比两个更有场所感，但是对于康来说，设计一个庭院要比设计两个简单得多。他把中心庭院作为一个礼仪空间的想法慢慢被打消了，它的象征性和超脱性越来越强。庭院的格局最初来自于四栋建筑那一版方案：庭院被一条狭长的水渠切开，沿着水渠种植有两排柱状的意大利柏树。然而，随着实验室施工的进展，他越来越怀疑这个方案的适合度。

1966年，为了更新自己的想法，康邀请了墨西哥著名建筑师路易斯·巴拉甘（Luis Barragan）前来作为中心庭院的设计顾问。1965在实验室即将完工的时候，他就给巴拉甘写了第一封信，先是高度赞扬了当时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巴拉甘作品展，再询问是否可以在拉霍亚的庭院项目上进行合作。等康再次联系巴拉甘的时候，已经过了整整一年，但是这一次他给巴拉甘寄去一张往返圣地亚哥的机票。1966年2月23日，巴拉甘到达拉霍亚，第二天康带着他一起在中心庭院的位置会见了萨尔克和项目建筑师约翰·E·麦克里斯特（John E . MacAllister ) ，当时那个地方还是两栋新实验楼之间的一片泥地。

“我一见到他就说......一片叶子也不要......”，巴拉甘后来回忆说：“一片叶子也不要放进来，不要树、不要花、不要泥。什么都不要。我告诉他，一个广场就可以把两栋建筑连接起来，而且在广场的尽头，你可以看到海平面。” 巴拉甘和康向萨尔克提出了这个想法，萨尔克接受了。巴拉甘说这个表面就是朝向天空的立面，它把两栋建筑联系起来，就好像所有别的东西都被清空了。对有些人来说，似乎这次会面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中心庭院的问题，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见过巴拉甘作品的人来说”，康后来回忆道，“一个广场只铺有砖，是一个很难接受的方案。”

为了减轻一个空空的庭院所带来的严肃感，康和萨尔克请旧金山的景观建筑师劳伦斯·哈尔普林（Lawrence Halprin）提出不同的方案。哈尔普林在1966年10月和11月提交了两个不同的方案，分别采用了橘子树和其他树种。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在写给萨尔克的一封长达三页的信里，康列举了他对哈尔普林方案的反对意见，坚决拥护巴拉甘的想法。他建议整个庭院都铺上石材，紧密铺砖，不用砂浆。从之前的想法中，他又发展出了在中间设一条持续流水的水渠的想法。水渠在庭院的入口与一个小型方形池塘相连，在西端则与一个大型方形水池相连，水从这里通过一面墙再涌向下面那个花园的小水池里。虽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康又想了其他几个有树荫的喷泉方案，但是今天实际建成的庭院，其实图纸在1967年夏初就已经画好确定了。

未实现的蓝图

在康对整个研究所建筑群的想象中，实验室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建议为合议会议、综合研究和社交活动，比如研讨、音乐会、讲座、非正式的讨论、就餐以及个人研究和学习等活动设置一个单独的会议空间。作为补充，他还提出设置员工专用房和健身房。

在第一版总平面图中，康把会议空间布置在离实验室尽可能远的地方，紧贴着悬崖的边缘。一条又长又直的服务车道从公共道路一直延伸到建筑的入口，一条深沟把它和基地上的其他东西隔开，上面有一座桥跨过去。康建议做一栋低矮的方形大楼，把结构框架暴露出来，里面通过不同大小的模数和高度来示意不同的室内功能。康第一次做汇报的时候，通过萨尔克与城市方面的沟通对基地的大小和形状进行了调整。因此，第二版方案中的会议楼（和四栋低矮的实验楼）更靠近内侧了，它被移到了基地北端的一个钟形的喇叭口里。在第二版方案里，会议和健身设施结合到了一起，报告厅、经理公寓、图书馆、宴会厅、多功能厅、客房、健身房、游泳池，还有花园的处理给康带来了困惑。

后来，这个困境由一个工匠从哈德良别墅某个单元的平面图中找到的灵感所解决了，会议楼后面的设计也进展顺利。但最终，无论是住宅还是会议楼都没有建起来，只有一开始就和其他两部分不同的实验室今天能够站在那里，表达着萨尔克和康的宏伟蓝图。

萨尔克生物研究所是一个未完成的项目。1963年8月29日，康和萨尔克签署了一个补充协议，暂停了建筑师关于会议楼和居住用房的工作，文件上写的是“有待设计前提的进一步调研”。虽然并没有明确说这次推迟的主要原因是资金限制，但是显而易见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钱进行后续的建设了。

1965年7月，南侧的实验楼还是一个没人使用的空楼。到那个时候为止，萨尔克生物研究所已经为实验楼的建设花费了将近1450万美元，这还不包括150万美元的设计费。在萨尔克看来，会议楼和员工宿 舍处于随时可能启动的状态，“既不否定也不取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随着资金的到位，南侧的实验楼慢慢装上了机械和电气设备。三层实验楼中的一层现在改成了行政管理办公室和研讨室。第三栋实验楼的空间会在新的行政办公楼建完之后投人使用，行政楼的平面已经在设计中了。新楼的选址定在建筑东侧的桉树林里，就是康在1964年5月4日的图纸中布置庭院和服务楼的地方。

编后记：

编者曾于2015年前往加州拉霍亚探访萨尔克生物研究所，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是：上个世纪60年代至今，生物研究所一直使用状况良好，工作其间的科学家对建筑也是一片好评。记得工作人员曾经自豪地称建筑正在“按照计划地老去”（aging on schedule）。

从2016年开始，到2017年夏天，萨尔克生物研究所完成了对其柚木窗的修复，保证了超过70%的原始柚木窗可以继续使用。下一步的修复计划将是部分混凝土墙面与石灰华庭院。《洛杉矶时报》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很好地总结了如今萨尔克生物研究所的状态：“Louis Kahn’s Salk Institute, the building that guesses tomorrow, is aging——very, very gracefully.”（路易·康的萨尔克生物研究所，那座为自己计划好了明天的建筑，正在非常，非常优雅地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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