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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桥:中国建筑的国际影响

李士桥:中国建筑的国际影响
李士桥 | 原源 | 2018.04.02 16:00

 

摘要: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有着漫长的历史渊源,也充满了复杂性,这形成了中国建筑的国际影响的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本文提出21世纪中国建筑的国际影响的深层结构需要从民族自尊心发展到可行的世界文明基础设施,从抵制/接受模式转变为开放地建立世界全面知识的模式。当今我们一方面依赖欧美建筑、城市的概念和成就,另一方面面临着欧美文明中潜在的对人文和环境的威胁:这个危机是世界性的。在想象中国建筑的国际影响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理解中国思想的潜力:万物的物化理念,对朴素劳动的接受和实践,实物市场高于抽象资本的价值观,营造与文字的结合等。这些思想充满了对建筑学基本概念的更新能力,也具有理解世界基本结构的容纳力,与欧美的容纳/殖民模式形成对比。这将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21世纪文化项目。

 

 

中国建筑的国际影响这个议题初看似乎有些令人疑惑,在今天的中国城市中,我们难道不是在目睹无数欧美建筑类型和设计潮流的大量重复?中国营造传统难道不是只存在于历史遗迹和城市装点等有限之处,而没有被给予足够的传承机会?甚至建筑、城市、城市规划、城市设计中的诸多概念难道不是来源于欧美城市的经历,而中国古代的城市传统已渐渐被遗忘?但从长远的角度看,中国城市以欧美为标准的历史只有一百多年。虽然这个现象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是前所未有的,但这并不能说明过去一百年的发展方向就一定确立了中国将来的变化。中国建筑的国际影响这一论题是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当今建筑思想和实践的机会

 

以欧美思想为参照的建筑学科、教育、职业在中国过去一百年里已经打下坚实的基础,这给我们的议题讨论带来难度。建筑不是中性的独立组合。建筑是综合文明的一部分,建筑是生活方式相对永恒的物质化。在这个大前提下,建筑可以作为专题进行研究,比如在建筑历史的维度下我们可以把古希腊剧场、古罗马斗兽场、帕拉第奥的奥林匹克剧场、巴黎歌剧院、北京国家大剧院等作为表演空间,或者把古罗马广场中的希腊拉丁图书馆、文艺复兴时期美第奇家族图书馆、大英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作为知识储存和获取的空间等建筑类型来理解和研究。不论是作为建筑结构和材料运用的例子,还是作为建筑理论和创新的代表(如大都会建筑事务所(简称“OMA”)的达拉斯AT&A表演艺术中心和西雅图图书馆是这些建筑类型的革新典范),上述这些建筑在空间和功能的建立过程中体现出一个文化对于表演和知识的构想,并将这些构想通过科技实现于物质和空间中。

 

在中国建筑接受和发展欧美建筑构想的前提下,中国建筑的国际影响的真正意义应该是中国文明的国际影响。在预测21世纪错综复杂的文化发展和影响时,中国的“万物”思想也许是国际影响中潜力最大的成分,也是中国建筑和城乡发展的思想根基。万物思想与欧美的本体论和乌托邦思想绝然不同,具有强劲、理性的包容性和生态逻辑,应该成为未来世界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与“国际”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对“国际”的兴趣趋向于实用化,同时对自己文化的优越性毫不质疑,从地图到数学,从大宛马到机械钟表,中国对国际的关心似乎在于物体的用途而不是物体背后的概念。在改革迫切的关键时刻,晚清政府的观念仍然是“中体西用”。佛教自西域的引入并没有改变中国的世俗思想,而是为世俗痛苦带来了安慰;同样作为对世俗痛苦的安慰,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却充满障碍,影响相对有限,这与基督教在世界其他地域广泛传播的局面非常不同。中国并没有在皇宫之外出现哪怕是肤浅的“西方风”。同时,欧洲对中国的关注要远远超过中国对欧洲的关注。也许是出于欧洲殖民传统,或是欧洲文化的超世俗的思想,欧洲对外在文化上既有统治欲望,也有期待情结:万一这一文化是欧洲所期待的乌托邦呢?

 

总体看来,欧洲对中国的关注是主动的。欧洲对中国的理解有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为当今中国在国际影响方面的性质奠定了基础。首先,是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中国资源论。[1]13世纪的马可·波罗极力渲染中国贸易的繁荣、产品的优越,激起了欧洲对中国产品的拥有欲望。此后欧洲多个世纪大量进口中国产品,最终导致打开中国市场的鸦片战争,是用暴力的手段来解决贸易不平衡的问题。第二,是以17世纪英国建筑师约翰·韦伯(John Webb)为代表的中国天真论。[2]基督教在构想人类堕落的信念同时也构想了人类的天真,韦伯在关于中国语言的著作中提出中国语言是诺亚(Noah)的语言因此更加真诚。第三,是以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优越论。[3]韦伯的中国天真论在18世纪莱布尼兹的思想中转变为对中国语言、文化、政治、哲学的尊敬和向往。18世纪欧洲对中国的理解与马可·波罗和韦伯的时代相比更为具体,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为欧洲提供了许多关于贸易之外的一手观察,其中科举制度、儒家思想和《易经》是最引人入胜的一系列体现政治和思想特征的内容。同时,中国的语言结构也促使莱布尼兹反思欧洲拼音文字的缺陷:是否拼音过于抽象化,在第一时刻已将理念与物体隔离?是否这种隔离导致了对宗教仪式的不合理追求而引发欧洲宗教战争(莱布尼兹出生时正是欧洲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刚刚结束时期)?是否中国语言中物体形态和文字意义的组合形成了更加真实的哲学概念?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表达了欧洲对中国思想的畅想,是对另类艺术品位的尝试。这种思维形成了欧美汉学中的一个主要方向,其突出学者包括葛兰言(Marcel Granet)和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第四,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中国落后论。[4]19世纪欧洲殖民时期的世界观有了巨大的改变,黑格尔完全颠覆了莱布尼兹的观点。他创立了世界历史的概念,认为世界历史的根本特征是“进步”,拼音文字和德国文明代表了进步的最高阶段,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是进步的原始时期。自由、个性、艺术、文化等都是衡量这个进步的某些方面,“东方独裁”和“西方民主”体现了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中国以象形文字为基础的思想没有抽象思维能力,从而缺乏科学知识和自由意识的基础。中国的精神生活是迷信而不是宗教。不难看出,黑格尔的这种思想为欧洲的殖民时期打下了基础:为落后民族带来先进文明是欧洲的历史使命,这掩盖了掠夺资源、剥削其他民族的内在事实。这种思维方向在今天仍然表现在对汉字的批评:美国汉学家约翰·德范克(John DeFrancis)和威廉·汉纳斯(William Hannas)认为汉字不必要的复杂导致了集权政治,过于严格的社会制度限制了东亚学生的创造力。[5][6]在欧洲对中国的理解发展过程中,中国对欧洲的关注基本上是被动的(例如郑和的航海意图和欧洲航海目的很不一样)。中国对待欧洲的态度基本上是从忽略、抵制到接受的过程。

 

20世纪以来,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方式可以认为是成为了全世界的最新“合作伙伴”,中国经济的世界化、城市化改变了世界经济的结构。过去30年来,中国建筑在世界的影响首先是中国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是一次性的。欧美对中国城市化的关注似乎是对自身城市化历史的考古,也是欧美对另类文化好奇传统的延续。大量欧美建筑师在中国获得在其本土无法获得的设计和实践机会;同时,欧美建筑学术界以中国城市化为例,对欧美城市进行反省(如OMA对中国城市化的研究),为城市化后的欧美城市带来新论题。中国珠三角地区迅猛的城市化对OMA来说是动人的,是对欧美“形式主义”最深刻的批评。如果说欧美在现代建筑危机时刻只能想象出“新城市主义”的话,珠三角的城市化就太“勇敢”了。在欧美建筑文化的语境中,英国、美国和荷兰的城市与建筑最擅长以功能为宗旨而刻意颠覆形式,珠三角恰好扮演了这个角色。OMA对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建筑和城市研究影响重大,牵引出许多仍然十分活跃的“中国城市研究”活动(如许多北美大学),然而,这些研究着眼于欧美文化,虽然命题和概念非常引人入胜,但对中国历史和思想的发展理解不够深入,也缺乏研究的切身利益。几乎是在欧美建筑师和学术活动的夹缝之中,一部分出色的年轻中国建筑师将欧美建筑的批判思维应用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之中,得到国际建筑界的认可,为中国建筑师开辟了一个新时期。城市现实和城市规划理想之间的差距是欧美近30年来的一个重要课题,以“都市实践”(URBANUS)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师和设计机构在中国展开了这种批判性城市设计,从中国的实例中寻找设计的批判与干预的角色;而以张永和、王澍、刘家琨、李晓东、张轲为代表的建筑师探索了“中国设计”的多种可能性,创造了一批出色的建筑作品。在为这些创作激动的同时,我们也许会不自觉地意识到欧美学术界对中国建筑设计和思想发展的结构性影响,也许我们可以暂时把它描述为“英文标准”

 

 

英文标准

两组数据体现了两个不同的现实。第一组,根据中国教育部和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的开放门户数据,2016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高达35万人,占中国留学生总数的65%;同时,2016年在中国的美国留学生约1.1万人,占美国留学生总数的3.6%;而仅仅在英国的美国留学生大约就有4万人。第二组,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显示,非洲学生在中国的数量急剧增长。在中国的非洲学生从2003年的5千人猛增到2015年的5万人,仅次于在法国的非洲学生(9.5万人),超出在英美的非洲学生(4万人)。年轻人的选择往往是一种文化影响力的体现。在中国的留学生的来源国家和数量说明20世纪以来,中国对第三世界的影响力在快速增长,而欧美对中国学生来说仍然非常有吸引力。

 

留学生的数量确认了一个可以普遍观察到的现实:几百年来,中国文明对国际影响的层面从“异国情调”发展到“合作伙伴”。中国并没有担负起世界“文明基础设施”的角色;相反,当今的现实仍然是年轻中国人希望通过留学欧美来获得理解世界文明基础设施的能力

 

什么是世界文明基础设施的特征?它是如何形成的?当今的世界文明基础设施也许可以理解为“世界体系”。③[7][8]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葡萄牙似乎是无意识地创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体系,那是把欧洲、非洲、印度、日本、澳门、东南亚编织在一起的海上贸易系统,为此后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等国家创建的世界体系奠定了基础。世界体系跟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有根本区别。丝绸之路虽然是一个世界贸易系统,但它不是一个整体政治系统。丝绸之路由多个自主的贸易地区组成,任何一个地区没有控制另外一个地区的能力,这个贸易系统好像接力棒赛跑,输与赢完全依赖接棒人的能力。而世界体系是由一个主权国家(或多个主权国家的联合)通过军事力量强加给其他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系统,有一定的利益保证能力。当年葡萄牙是通过军舰威力和发行“航海证”来控制海上物资贸易和价格,而今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当下世界体系的军事维护力量,世界贸易组织、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是世界体系运作规则的建立和监督机构。在这个体系中,每一个军事援助、每一笔贷款都有“代价”(对受益国家“结构调整”的要求)。今天世界体系的特征是全球统一劳力分配,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以及日益发展更新的均质性世界文化。我们的世界体系是以欧美的文化机制为标准而建立的世界,从葡萄牙帝国的建立到今天并没有根本性改变。鸦片战争是中国作为“合作伙伴”被强行拉入世界体系的一个里程碑事件;从抵制到接受,从再抵制到再接受,中国在整个20世纪的历程就是通过改革来适应欧美世界体系的各个阶段。

 

今天,欧美对世界的控制仍然属于结构性的,这首先表现在当今世界的“英语标准”(也许类似金融系统中的“美元标准”,但更加根深蒂固和难以改变)。语言既是交流工具,又是思想方式。20世纪最有影响的一种思想是结构主义④[9],是关于语言如何构造人类心理、思想、社会的理解。除非在非常刻意的理论著作中,任何一个文化概念,无论差别多大,一旦用英语表达,就已经转变为英语标准中的一个成分。在今天的世界里,我们在异国文化中慌张无奈时的第一反应是说英语,而英语无疑是世界最通用的语言。英语是“印欧语系”里发展得比较晚的一种语言,继承了印欧语系拼音模数化的根本特征,也沿袭了大量的语法和词汇。以印欧语系语言作为第一语言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6%左右,而以“汉藏语系”作为第一语言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1%左右,印欧语系在世界的统治地位显而易见。⑤[10]单单从建筑领域看,建筑学科中的类型学、符号学、比例、构图、构造学等似乎是“四海皆准”的基本设计操作,而建筑语言学、建筑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似乎是印欧语系拼音模数化的物体表达,是结构主义思想的延续。城市规划原则、社会关系的性质与语言的结构有着深刻的互相构造的关系。在这种建筑教育的体系中,中国学生往往处于一个初始的劣势之中。在美国众多的中国学生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学生的双重文化运作,这导致了学生作业趋向于表象,缺乏在思想结构层次上与以上提到的拼音文化设计操作的有效配合。在课下与学生用中文交谈可知,中国学生的表现不是缺乏思想之故,而是由于中国学生对英语标准的不解或者误解,这似乎也可以用来总结中国文明之世界影响的现状。那些在我们看来是国际影响的体现(国际奖项),从欧美的角度看则是英语标准中的“多样化”,是欧美文化中的文化策略,似乎和殖民时期的文化策略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中国过去一百年中典型的设计操作模式是欧美设计方法加入中国元素,巴黎美院式建筑、现代建筑、乡土建筑等设计范畴中都体现出类似的性质。这些操作的背后是理论、学术的支持,并以欧美的理论命题和学者为基础。在标准的中文期刊论文中,罗列英文著作似乎成为论文提高可信性的基本途径之一。

 

 

中文标准

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不应该建立在民族自尊心的平台上——这只能导致一个错误的观念被另一个错误的观念所取代。自尊心的建立过程中充满了自大和自卑的混合,并不是很适合包容性的文明基础设施的建立。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应该建立在文明基础设施长期可行性的平台上。其中的建筑和城乡策略既是美学和伦理生活,也是经济和政治命脉;既是设计方向,也是语言结构。中国思想是否有作为文明基础设施的潜力?中国思想是否可以作为对欧美文明基础设施的反省?

 

今天,历经四百多年的欧美为世界建立的文明基础设施遇到了空前的人文与环境危机:即所谓现代性的危机。⑥[11][12][13]我们开发高效率的人工智能,而荒废了自然智能(美国政客的素质是否是证据?);我们开拓片面解决问题的科技,而忽视了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修复能力。这种以科技乌托邦作为生活目的的文明,虽然过去的成就巨大,但今天是否能继续维持我们在地球上的生存?我们是否过于乐观于科技乌托邦解决的一个问题,而忽视它所引发的另外十个问题?当前操纵科技乌托邦的基础是欧美建立的资本主义机制,这不是物质和劳力的交易,而是资本的无止境的积累。在此,我们提倡的不是反对科技知识发展,相反,是希望维护科技知识发展,阻止资本以开拓科技知识的名义来实现其无止境积累的使命阻止资本以建立个性的名义将人类生活转变为上班与消费的残酷交替,将地球的一切资源转变为商品。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反思将阻止我们陷入一个似乎无法自拔的恶性循环之中。⑦[14]

 

“一带一路”的策略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是对今天世界体系的一种修正,或许为我们提供了四百年来第一个可以重新想象世界的可能性。这个新的贸易和金融基础也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深刻的变化,就是建立“中文标准”的可能性。中文这么难,为什么要谈建立中文标准?这涉及至少两个方面:文明的多样性和文明之间的“间距”。当今在美国社会机构中广泛应用的“多样性”(diversity)其实并不是多样性,而是多个种族以同样的均质的文明模式进行塑造,这虽然是种族和阶级的平等,但也是种族和阶级的重构,是欧美殖民时期的遗产。文明多样性必须从语言开始,其中汉字有着独特地位。汉字是唯一现存的与拼音文字绝然不同的象形文字,而安纳托利亚、埃及、玛雅等象形文字在各个历史时期均已被印欧语言所统治和抹杀。另外,汉字与其他象形文字相比与书写结合更加紧密,这似乎是汉字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中国书法远远超出了工具的功能,形成了画与诗的基础。埃及象形文字也许过于图形化,导致书写必须使用另外两种简化方式,虽提高了效率,但弱化了象形文字的功能。最重要的是,汉字建立了一种也许可以称为“物体思维”的“万物”思想传统。汉字较大的单体基数以及非模数基础虽然增加了文字难度,但提供了理解世界复杂性的定义基础,比拼音文字快速抽象的思维方式更加有能力反映世界多层次运作的现实。从汉字的角度理解,世界既是物体,也是书法;既是形象,也是思想。“建筑”在这个传统的语境中是“营造”和“文学”的综合,这种综合是中国传统建筑与思想结合的特殊方式,也是建筑与整个世界运作结合的潜力。没有题字的建筑在20世纪前的中国非常罕见。在万物思想的基础上,我们今天如何能重新创立与当代生活结合的建筑教育和实践,是中国建筑可以对世界作出贡献的一个方面,是建立与欧美建筑间距的基础。

 

文明之间的间距是世界文明合理发展的深层潜力。全世界虽然有为数众多的跨文化学者,但很少有思想家可以在这个层面上提出深刻的见解,多数的跨文化学术著作只是用一个文化的框架诠释另外一个文化的现象。法国哲学家、汉学家朱利安(Francois Jullien)是一位特殊的思想家,他同时精通希腊哲学和中国思想,用古希腊文和中文做研究。他特别强调不要离开语言,这是理解的前提。他提出,在今天没有其他新世界可以发现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建立存在于两个文化的“间距”和“之间”,这不是指分割的距离,而是两者之间的孕育性,恰如中国人把物体称为“东西”,把持续称为“始终”,把过程称为“时间”。这种以“间距”为起点的思维方式与欧美的“本体论”有很大的区别,这个区别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建筑不同于欧美的思想基础。[15]发展这个潜力需要思想上的伟大更新,不是继承和发扬欧美文明中对全球环境商品化、技术化、资本化的乌托邦思想和行为——这会导致对环境的永恒摧残,而是在深入理解和接受欧美文明基础设施成就的前提下,以孕育性的间距来重构中国思想和“中文标准”。

 

我们的思维总是习惯于朝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进,这是英文标准的优势,用少量的记忆操纵大量的信息。拼音语言中的语法/构造思维逻辑培养了简化复杂信息的工具:拼音语言内在的单数/多数、可数/不可数、时态、性别、变格/变位等关系的确定和处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各种思想和社会关系。例如,单字和语法的性别差异从结构上建立了思想中“性别化”的基础,为“性别歧视”建立了日常的、不断的、永久的基础;而单字和语法中的时态促使思维保持一种“历史性”的状态,不断在区别“无关的过去”(过去式)和“有关的过去”(完成式)。一个拉丁字可以有一百多个不同的字形,这个语言特征在所有的印欧语言中多少都有所继承。在平常使用语言的过程中,这种语言内在的建构思维不断在巩固。与此不同,每个汉字只有一个字形,在平常使用的过程中,概念更加趋向于结论性和稳定性,没有建构意识。拼音文字的根源是将面对面“对话”的音符进行记录,而没有书写视觉形态这个环节。这在语言建立的时刻就已经形成了今天理论界提出的“语音中心思想”趋向,由此,家庭之外面对面的交流、思想中的辩证法(辩证法字面意义是“对话法”)、社区的建立、社会的概念,以及所有这些社会机构的空间化,与语音中心思想有深刻的关系。我们都熟悉,在中国城市中建立“公共空间”有很大的难度,这并不是说中国城市不关心共享空间和设施,而是“公共空间”这一概念是印欧语系文明中社会交流的产物。中国城市中的共享空间也许应该描述为空间“关心程度”(从家庭中的深切关心到“江湖”里的漠不关心),而不是公共/私人二元化的局面。语音是抽象的,这在语音中心文化中导致抽象思维的高度发展,而抽象思维的主要表达是思想上的哲学和精神上的“超世俗”。至今,在许多西方定义哲学的著作里并不认为中国的儒学是哲学,因为儒学从来不提出“是什么”这个抽象问题,而是关心“怎么处理关系”这个伦理问题。欧洲哲学的定义则从古至今执着地提出“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公平”这些问题。更重要的是,超世俗思想意味着将最高权力置于超世(上帝的概念是这个传统的通常表达),这个思想中形成的“平等”意识为欧美社会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我们重新构想21世纪的世界体系时,我们对以上所提到的欧洲文明的特征、成就和问题必须有成熟的回应;我们必须有能力增加知识的精确度,扩展美学的范畴,提高世界的道德标准。达到这个境界需要长时间的努力和极度的谦虚。中国文明的万物思想基础虽然具有容纳世界其他文明的潜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轻易观察到这个特征的重要性,也不意味着我们能够简单地将这个潜力直接应用于今天的实践之中。容纳不是殖民,容纳是在知识的基础上理解和同情不同文化,以理智的方式认识和影响世界,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塑造金融、社会、政治、城市模式。中国在20世纪的发展变化虽然艰难,但这个过程体现了中国文明改造自身的能力。如果中国希望有能力影响世界,其最基本的任务之一是以万物思想为基础对世界文化全面搜集、研究和理解。在建筑方面,这个任务不但意味着对中国建筑的类型、材料、装饰的全面记录和归类,而且要在知识结构上重新认识和发展中国环境思想中的“丰盛”“谨慎”和“造象”等理念。欧美建筑传统中对数量的认识是模数化的,基本设置是“少就是多”,这是模数的逻辑;而中国思想里的丰盛理念既不是少,也不是多,而是有孕育力的繁荣⑨[16]也许这是“极少主义”在中国文化中显得尴尬的原因。欧美文化中的“险境美学”促使城市开放,而“临危不惧”成为知识、道德和美学的根基;中国思想里则更加注重安全,避免正面冲突。在中国城市中,重要的空间不是暴露的,不容许任何风险,而是由以上提到的“关心程度”组成。欧美的语音中心思想对世界的构想是“小基数构造”,技术上依赖模数构件的“变格”,对文化和城市设计影响巨大;而中国思想对世界的构想是造象,一物一象,以无止尽的“万物”组成世界。⑩[17]

 

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的世界历史理论也许是将来世界范围内的学生所向往的课题,又或许是世界建筑基础课的资料来源。事实很明显地摆在我们面前,今天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机制将劳力和资源全面商品化,把健康与生态推向危机的新阶段;中国在继承和延续美国经济和城市模式这条路上是不可持续的。如果说美国的现实来源于欧美乌托邦的思维方式,而这一思想方式现在仍然无法想象自己的外部世界,无法想象科技乌托邦之外的生态社会的复杂性,那么,也许中国的物体思维有把握这个复杂性的潜力。当欧美世界把人类凌驾于生态系统之上,置于上帝与万物之间时,中国的万物思想可以建立人类与生态“合一”的理念;当欧美世界以科技乌托邦取代劳动力时,中国朴素的劳动观念也许可以将更多的人置入经济活动之中;当欧美世界将畅通无阻的资本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时,中国的“市场主义”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伤及生命和破坏环境的本质。这个过程并不是“必然事件”,是需要我们促成的事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建筑历史、理论、设计、科技、构造、施工过程是重构建筑学的机会,将为中国城乡建设另辟途径,为世界建筑和城市的发展提供可行的前景。

 

 

注释:

① 根据教育部数据,2016年中国留学生总数是54.45万人,参见: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1703/t20170302_297870.html,根据美国开放门户数据,中国在美国学生数量是35万人,参见:https://www.iie.org/Research-and-Insights/Open-Doors/Data/Inteational-Students/Enrollment.

② 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http://data.uis.unesco.org/

③ 关于世界体系的概念,参见:E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 World System[M].3 vol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1980, 1989. Feand 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ies[M].trans. Siân Reynolds. 3 vols.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ia Press, 1979.

④ 结构主义思想由语言学开始,参见: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 trans. Roy Harris. Chicago: Open Court, 1983.

⑤ 关于印欧语系的起源与传播,参见:David Anthony.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⑥ 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参见:Bruno Latour. We Have Never Been Mode[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Jane Bennett. Vibrant Matter[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Graham Harman. Tool-Being, Heidegger and the Metaphysics of Objects[M]. Chicago: Open Court, 2002.

⑦ 对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批判,参见:Jean Baudrillard. The System of Objects[M].trans. James Benedict. London: Verso, 2006.

⑧ 玛雅象形文字是突出的例子,16世纪西班牙传教士Diego de Landa几乎一人将玛雅文字作为邪教产物灭绝。

⑨ 宋代学者邵雍对数字的理解既不是少,也不是多:“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万物之物,有亿物之物,有兆物之物。”参见:邵雍. 皇极经世书[M]. 卫绍生,校注.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489.  宋代学者程颐认为,“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参见《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八》。

⑩ 笔者在专著《理解中国城市》中对这些论点展开了讨论,参见:Li Shiqiao.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City[M]. London: Sage, 2014.

 

参考文献:

[1] Marco Polo.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M]. trans. Ronald Latham.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1958.

[2] John Webb. An Historical Essay: Endeavo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M]. London: printed for Nath. Brook, 1669.

[3]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Writings on China[M].Chicago: Open Court, 1994.

[4]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M]. trans. J. Sibree.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56.

[5] John DeFrancis. The Chinese Language: Fact and Fantasy[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4.

[6] William Hannas.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How Asian Orthography Curbs Creativity[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3.

[7] E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 World System[M].3 vol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1980, 1989. 

[8] Feand 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ies[M].trans. Siân Reynolds. 3 vols.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ia Press, 1979.

[9]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 trans. Roy Harris. Chicago: Open Court, 1983.

[10] David Anthony.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11] Bruno Latour. We Have Never Been Mode[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2] Jane Bennett. Vibrant Matter[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3] Graham Harman. Tool-Being, Heidegger and the Metaphysics of Objects[M]. Chicago: Open Court, 2002.

[14] Jean Baudrillard. The System of Objects[M].trans. James Benedict. London: Verso, 2006.

[15] [法]朱利安. 间距与之间:论中国与欧洲思想之间的哲学策略[M]. 卓立,林志明,译. 台北:五南图书,2013.

[16] 邵雍. 皇极经世书[M]. 卫绍生,校注.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489.

[17] Li Shiqiao.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City[M]. London: Sage, 2014.

 

作者单位:弗吉尼亚大学建筑学院

作者简介:李士桥,男,弗吉尼亚大学建筑学院 威登亚洲建筑教授

 


 

版权声明:本文原载《时代建筑》2018年第2期,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已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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