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头漂移 | 看懂2017深双必读文章⑨

本文为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评论工作坊学员丁博的成果文章。

南头的早晨似乎是突然到来的。前一刻还是空荡荡的街道上，蓦地就出现了稀稀拉拉的行人，低头从四面八方无名的小径上涌现：穿过连接着古城和新城的东门，有的人从城里走向城外，也有人从城外走进城里。间或有窗户亮起，两三人影伴着咳嗽，相互之间的寒暄问候，稀释了这夜晚的冷寂。在自己组装的大灯下，一对夫妻正在分解今天要卖的猪肉，超市的员工们忙着卸货和上货，便利店的老板抽着烟，等待着今天的第一个顾客。这里楼屋密集，光走不了几步就要停下来，光亮之外，那些看不清的地方则显得颇为寂寥。

下了晚班的出租车，一个接一个地停在南山大道的辅路上，等待着早班的司机，开门点火再出发。临街的小吃铺，成了这短暂歇息的见证，喂饱了出门和回家的人。我试图从现在开始认识这个陌生的地方，而此时的人们过于安静和忙碌，不需要我的搅扰。他们正在准备，也在等待，只是不知道是在等待开始，还是等待结束。

当早晨真正来临，一切已经都是准备好的样子。没有人会知道街上曾躺着的那些蓝色塑料袋，也没有人会在意到底是谁第一个开门。我们吃着热气腾腾的包子，奔赴着要奔赴的远方，行色匆匆，不及细顾，直到明天之后又一个明天。

明天就是展览的第一天。

进得南门，中山南街上已经架起了护栏，可出不可进。护栏前面立着一个告示：“为迎接深港双城双年展的召开，维护南头古城的市容市貌整洁，保障消防通道安全畅通，从即日起8:00—19:00禁止一切车辆进入古城内，违者后果自负！”

绕过护栏，沿着右手边的街道走上个五十米，就开始看见有人钻进旁边的楼与楼之间的夹缝。这些看上去不像路的通道，慢慢地也吸引了一群不明就里的游客。反正前面有人趟路，又不知道其他的路，不妨跟上好了。果然就这样绕进了古城，虽然已经忘记是怎么进来的了。好在经过这一次，便也有了扎进莫名小道的勇气。

对南头街道的描述，有所谓“九街”——即九条纵横交错的街道——的说法，而“九街”也因此成为南头的代称。今天，有人说这样“完整的古格局”已经不复存在，“仅留下了六纵一横”的空间格局。但走过这一趟就会知道，南头有的可不只九街，如果你仔细去看，几乎处处都有通道，道道都可连通。

在这里，拿着那份组委会提供的官方导览地图反而会多少觉得有些不自在。按照地图去寻觅对应的街道，常常会找不到路牌，或者被逼仄凌乱的道路搞得颇为困惑：“这是图上的那条路么？”若是想要问人，保安是几乎没戏的。他们大都是前几天才刚被调来这里值勤的，因为双年展，他们的公司接替了原来南头的保安队。据他们说，这是因为他们的安保能力更强、更规范，但似乎他们还不太熟悉这里的“地貌”，被问到路的时候，总是回答“不清楚”，让人十分沮丧。问街坊似乎会好一些，只是他们心里似乎有另一张地图，每每要把前进几米、哪里右转落到手里的地图时，又总是遭遇不小的沟通问题。

南头有着十分不同的“通道感”，街看上去可能像巷，而巷又可能实际是街。举凡夹缝、过道、小径等，其实都有着不小的交通意义。不仅如此，这里的街道也呈现出一种不同的视觉符码：少了统一、标准、整齐和干净，却多了曲折和参差。可就是这看似杂乱的街巷，构成了一张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不管你从哪一个路口走进去，不需要过多的转弯抹角，只要你心里的方向不乱，就总能走到你要去的地方。

对于“死胡同”的恐惧，在这里是完全多余的。而如果你想要迷路，这里几乎是最好的游乐场。只消几个转弯，你就可以轻易地忘记来时的路。这样的交通，也让所谓的“管理”变得困难起来。当我还在为门口看到的告示耿耿于怀、担心城内商铺无法运货的时候，糖水铺的阿姨却开始宽慰我：“他们拦不住我们的，这里到处都可以通。他们封得住大路，也不可能封得起小路。”我很愿意相信阿姨的自信，但我也忍不住疑惑：双年展到底是要让人走得进南头，还是“走不进”南头？

来深圳谋生的人，似乎或多或少都有点“落地生根”的意思。他们中许多人，一来就是二十年。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像政府宣传的那样“来了就是深圳人”，但至少很多人安定了下来，成为这方土地上的常住民。

在北京、上海之外，深圳是另一个中国符号。如果说北京对应着政治、上海对应着经济，那么深圳所对应的也许就是一个“新”字。这个“新”，在政府眼中，希望是“创新”“更新”，而在这些常住民心里，深圳是一个新的机会和希望。

离开家乡的欣嫂，在南头经营着一家贩卖隆江猪脚饭的档口。铺子不大，满座时也不过20人。欣嫂一家三口都在帮忙：丈夫掌勺、公公洗碗，她招呼客人。我喜欢他们家的猪脚饭加秋刀鱼，觉得是个蛮有趣的搭配。问她是不是家乡的做法，欣嫂只是笑着摇头。又问南头这里为什么这么爱吃秋刀鱼（我已经看到好几家店铺在卖秋刀鱼这种不能算太家常的菜肴），她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又或许是不愿意和我说。

西街上的烧饼铺最近想要转租出去，店主的女儿生了孩子，所以想要回家照顾孙子。这样一个三十平方米左右的铺子，月租是3500元，但还要交15万元的转让费。“你知道，现在这边有展览了。人群很多，生意很好的。我要不是女儿生了孩子，我也不会转。转让费到时你也可以收下家的。”

西街上的肠粉店最近的生意有点太好了，老板明显感觉有点忙不过来。点菜必须反复确认，但还是常常要等很久或是收到错误的菜品。有时食客甚至要站在蒸肠粉的笼屉前面，自己抢下出锅的食物。看得出，老板娘平时没有写点菜记录的习惯，或者说，她从来都不需要同时招呼如此多的顾客。桌子没有明显的编号和划分，伙计们也没有正式培训过，都让这个临时建立起来的系统变得岌岌可危，随时可能出错。但很快，各种食材都开始售罄，他们可以提前歇歇了。

我到南头的第一天，朋友就叫我去喝糖水。听说是家开了近二十年的老铺子，芋头西米露5元钱一碗，其他配料如果要加料的话，每种也只需要1元钱。二十年来几乎没有变过的价格背后，既要靠店主的良心经营，也要靠南头此地为如此经营提供的条件。

古城里新开的鲤鱼villa，坐落于春景街二坊一个独立的小院里，与其他普通住房也不过是两握的距离。villa定位为高档公寓，一个20平方米的房子月租均价是6300元，而不到40平方米的一室一厅的月租则到了9000元。最近他们正在招聘，公寓管家包住宿月薪是3500元，不包住宿是4000元。

我们都习惯了深圳那个“从小渔村发展成大都市”的故事，这个故事里有想象和激情，符合我们对发展的期待，但却没有历史。今天我们知道，南头是那个失落的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不知道的是，它能不能成为我们找回历史的地方——不仅是那些大江大海的历史，也要包括这些小人小物的历史。

12月15日，在开幕式上，主持人邀请了一众领导和南头古城代表南头中学的黄同学共同宣告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开幕。这个仪式需要让嘉宾们转动几个木块，拼出双年展的标志和“城市共生”四个字。但因为有人转得太多，字拼不出来，主持人赶紧解释说这个木块是设计好的，不能乱转。接着，主持人又邀请“各位领导到台前合影”，这就让黄同学孤零零地愣在了台上，虽然主持人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可整个过程仍然不免有些尴尬。

在这场“艺术造城”的运动中，有些参展人充当起了咨询师的角色，也就使得一些作品呈现出PPT化的趋势。可以说，这些作品所提出和讨论的问题，几乎都是非常关键的，也是值得仔细讨论的。但这些作品最终呈现的视觉，却如同咨询师手里的PPT，常常是图文无关的。或者说，它们之间唯一的关系就是去唤起一种感觉，一种我们正在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真的提供方案的感觉。

尤其令人尴尬的是尤纳·弗莱德曼的“街道美术馆”项目。弗莱德曼把建筑还给使用者的观点，至今仍然发人深省，但在南头的这个美术馆里，挂着的却是无印良品的购物纸袋。与之对应的是最近几年“设计思维”的走红。设计师们开始喜欢说：“设计就是解决问题。”似乎他们总是可以介入一个社会现实，一下子就成了解决各种问题的专家。

这里缺失的一环，也是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本地居民（不管是不是业主）是否实际上拥有参与决策的权利。在谈论共生之前，也许我们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各自生活的权利。我们说鱼稻共生，因为鱼和水稻相互补充，各自安好。但我们不会说家畜和绦虫共生，因为那叫“寄生”；我们也不会说人和病毒共生，因为那叫“感染”。所谓共生，是指两套系统并行不悖，而不是在一个本来好好的系统中硬生生地插入另一个系统，然后make it work。

我们必须承认，愿意正视城中村的意义和价值甚至部分保留城中村的功能，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进步。但这进步到底是以谁为主，为谁所需又为谁所用呢？如果“共生”只是不把原有系统完全清除，那么这和“入侵”又有什么区别呢？在我们谈如何给城中村一条活路的时候，是不是该想想城中村是怎么会死呢？

下午五六点，南头城小学的学生们陆续放学了。其中有些家住得近的便三两结伴地走路回家。

放学路上总是孩子们玩闹的好时光，又正是好奇心重、精力充沛的年纪，只消几个小伙伴，就能随时随地展开架势，好好地玩上一把。要是没人管，功课又布置得少，那简直就是最幸福的时候了。只是家总是要回的，不然妈妈的脸色不会好看。

好在路上还会路过中山公园，要是有时间，可以到公园里疯跑几圈，玩最简单的抓人游戏。就算是没时间，公园里也总会有些有意思的东西。南方的公园，常常会种植许多榕树。大榕树长得老了，就会垂下许多气根。钻过路旁维护展览的防护栏，几个男孩子抓起几根气根玩起了荡秋千。荡到最高处，就撒手飞过防护栏，比试谁飞得更远。这游戏看得我心惊肉跳，既想上去劝阻，又忍不住想要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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