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评论工作坊学员陈相营的成果文章。
“北上广深”之中,“深”字总不免动人以别样遐思:若说“北上”满含知难而上的攀高,“广”字自带舟舸云集的洋派,忝列其末的“深”则谢绝了地位与尺度的联想,转而诉诸深度。但这种深度,是动态而一般的深度,无关于凝固和具体的历史刻度:任一个初来深圳之人,无不心怀某种蓬勃的想象,踏足之后却不免惶惑,惑于对城市的脸盲和自己的去向:这里真像是一夜之间拔地而起的,但当年引人纷纷“下海”的她,已然大到“万人如海一身藏”;然而一旦步入这雷同的罅隙里,从鳞次栉比的饭馆招牌中认出家乡的名字,就会油然而起一种奇妙的认同,将自己和这座城市系于一体:他明白,谁来了这里,都可以不仅仅是过客。
因此,当又一届属于深圳的城市盛事——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终于以“城市共生”为题时,它至少切中了一点:直观而博爱地,致意了深圳人。在深圳的城市扩张已届饱和、“更新”或“深化”的议题不免提上官方的议程之际,城中村以其在共生主题展中所占的分量,同时被赋予了寓言的色彩和预言的光环,一边提示着深圳从何处来,一边要探讨城市向何处去。
“因异而生”考异
在12月16日上午,以首届双年展策展人张永和的长篇回顾点评开启的历届策展人对谈之中,本届总策展人之一孟岩强调,其实“城市共生”对应的英文是"cities, grow in difference",直译就是“城市,因异而生”。马上就有机智的嘉宾接过话,就两个名词的单复数分配展开了看似钻牛角尖的提问,得到了相当郑重的回答:“任何一座城市,都是因差异、变异才有活力;而这些差异和变异所值得发现和重视的,更多是作为一种机制,而非结果。因此,理当是cities, grow in difference。” [1]
这个回答并非临场反应,因为还可以提出类似疑问:为何城市共生,不直接采用“共生”的原文——"symbiosis"([生态] 共生;合作关系;共栖),这个词明显更“专业”。如果仔细爬梳策展人从筹备期起的讨论记录中的发言,也不难发现,他其实也怀有一种类比生态学的信念:……我不太同意平等,我觉得是平衡。这个社会就像生物一样,在网络与各链条的发展中会达到某种平衡状态。[2]
这是在回应城市中的差异性何以共存之问,修正“差异性之所以能存在的基础是平等”的观点。在这里,揭开了一个小小的谜底:原来在策展人心目中,差异性是先于共生的,也即先默认差异性是价值,再提出共生作为这种价值的诉求。
这就带来一个小小的问题:difference,是如何从事实层面,上升到价值层面的?纵使城市的生长必然吸引和产生difference,后者对于城市是否就是必需和可欲的?
Cities, grow in difference
寓言:城中村之异
城中村异于城市,深圳的城中村又独异于全国的城中村,一如深圳异于全国的城市。假如说别的城市与其城中村的关系好比圈地和蚕食,在深圳二者就是同步的:前者坐井观天,越来越小,后者遍地生根,越来越高。涌入深圳的劳工和移民,都从这里起步:当原来的农田变更为城市用地,农民上楼,就成为他们的房东。城中村涵养了深圳一半以上人口。
因此,纵使在别处都有“‘城中村’还及不上‘贫民窟’”[3]之忧,在深圳则不然。更甚者,城中村在深圳,还滋育着不计其数的产业。除去一望可知的众多商铺、电商,更重要的还有低廉的租金,相比京、沪对创业者的巨大引力,如腾讯、大疆等知名企业,均起于城中村,这一点已在相关调研中得到证实。[4] 当其它城市待城中村几若疥癣之疾的同时,城中村充当着深圳的愈伤组织,不断分化出新的机体。
而这一角色,非但不是有意规划的结果,反而来自灰色隙地的野蛮生长,似乎从一个方面证明了城市需要差异,足够的差异才可遴选出明确的变异,搭建出演化的方向:秩序需要在差异中自发形成,而非人为安排。因为有意而为必然有限,僭越了自然选择,必然造成浪费。从这点来说,城中村作为深圳既有的差异,至少有了不被翦除的理由。
反过来看,城市之重差异,绝非为差异而差异。正如参展人冯路所说:
作为一个偶然政治决策的结果,它确实包含了巨大的张力。城中村是一种空间生产机制,它并没有更多的文化属性,它是一种现代性的产物。它是一种异托邦。[5]
“现代性”并非时间概念,否则城中村现在正在生产的诸多空间和差异,也将成为一种“当代古迹”,为原教旨的保护论者封存。而这种倾向,恰恰是在缺乏古迹的深圳,最容易使大众陷入的:正如异托邦的镜子之喻,大众须藉专业者窥见其自身,这也是双年展面向大众的意义所在。——假若参展者只顾录存城中村的表面异动(亲嘴楼、阳台外扩、阁楼加建……),恐怕与恋物癖无异。
预言:城中村的未来
因为这些差异,无论多么活泼,也只是表面涟漪。城中村无限度的密集高踞,造成一种极端化的景观,只是来自单一的追求:眼前之利;假若较早有及时的确权,允许农民像德国产业工人一样,自建自售,那么无论单体还是规划,都会大有进境。这是否会是城中村的未来?
双年展的三大板块之一——“南方/南方”展,为深圳城中村之异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类比(“拉美经验”),这一角度,也体现在“都市/村庄”展中的若干调研成果(“上海工人新村”)。但这些更多还是遥远的他者:无论是拉美的进城农民占地自建形成贫民窟,还是后工业化时代里工人新村的共生现象,都与深圳城中村有质的不同,无可取资。
设想两种拆除城中村以后的两个基本选项:政府营建大量廉租房,接替城中村之于深圳的角色;开放商造城,容纳其人口。显然前者成本之于政府过高,后者之于个体过高,都不现实。
于是今天的深圳,呈现中心向四郊扩散的样态,每一阶都始于城中村,并视城市的能力消化或者进化。城市中心区的诸多城中村,其实泰半已经消化完毕,仅存的如白石洲、南头,分别有赖其极度错综的环境,和两座镇山一般的古迹——新安县衙、关帝庙,其实也都是新建古迹,因此其与城中村的关系,并非有机的。
当更广视野中的特色城中村——如油画村大芬、珠宝交易村水贝,因更广范围的变动,而发生产业变迁时,人们会更充分地认知到,深圳城中村不是全球化下城市里的孤岛,相反,它是城市深入全球化而特化的触角:黑手党新人入会焚烧名画传统,催生了大芬的油画产业[6],而深圳房租市场的高企,又促发了油画村的继续外移。城中村比城市更敏感,角色的传递大于形态的变化。这在“都市/村庄”展场“档案馆”诸多文献展之中,纤毫毕现。
作为展览的预言与寓言
由于介质特点与观展习惯,大多数展览,尤其在呈现城市这一主题之时,无法避免以视觉为主要传达途径,而视觉的蛊惑又往往太多。困难在于,如何既能充分表达概念(寓言),又充明确构想出可能(预言)。
大多数参展艺术家的作品停留在单薄的寓言层面,不假思索地抛出若干概念,就开始操作象征物,充满了夸张的主义,却不能够靠近鲜活的问题。典型如王子耕的“全球化囚徒之船”,光怪陆离的绘画与刻意做旧的模型,更像是没头没尾的一页巨幅ppt;沈远的“大碗”稍高一筹,乍看也恍如一艘巨船的剖面搁浅在沙滩,但并没有动用囚徒之船这么刻意的喻体,而是以碗同时具有的向心性和坡度,暗喻了协作必然产生的势差,但又以吊脚楼般的贫民窟形象,消解掉势差带来的压迫感,给人一种势差(其实就是委婉的不对等和不平等)也是流动的质感。
当触及预言层面,片面但生猛的作品更容易形成第一眼的说服力,但难于摆脱寓言式的符号轰炸。曹斐的“人民城寨:第二人生城市计划”虚拟了“中国当下最热衷的土地开发热情将得以在第二人生里迅猛延伸”的景象,似以自行车的轮辏暗示出更高强度和效率的土地开发,但具体不知所指;犬吠工作室的“样板屋”则在隔离了城中村这一物理语境的同时,回答了农民工的临时居住问题。倘若城中村拆除改建带来房租大涨,这就不失为一个可行并且多变化空间的预言。
沈远:大碗
曹斐:人民城寨
犬吠工作室:样板屋
城市,因异而生(吧!)
最早移居深圳的诗人王小妮,曾在一首诗里这样写道:
房子的四周
是危险转弯的管道。
分别注入了水和电流
它们把我亲密无间地围绕。
随手扭动一只开关
我的前后
扑动起恰到好处的
火和水。
拥挤的城市一直通到房间,连到手边,火苗与水花,同时意味着工业的刺激和家的温暖。孕育这样诗句的城市,显然不会有谁比深圳更合适。“城市共生”双年展反哺给深圳的,首先也是这种关注的温度。这时回看最初的立意,才发现,策展人原来还藏了一个彩蛋——cities, grow in difference,小小的逗号暗示,这其实是一个温柔的祈使句:城市,因异而生吧!
[1] 据笔者现场听讲笔记整理。
[2] 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组委会《城市共生:城市+建筑分册》,p.334
[3] 秦晖《“城中村”还及不上“贫民窟”》,http://view.news.qq.com/a/20110423/000008.htm
[4]《深圳互联网为何能快速崛起?》,http://tech.qq.com/original/tmtdecode/t866.html
[5] 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组委会《城市共生:城市+建筑分册》,p.332
[6]《黑手党每年从中国购买一万多幅油画,揭开深圳小村庄神秘面纱》,http://www.sohu.com/a/212933141_782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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