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杀”一次死者——让真相显露的“法证建筑”

"每一个微小的证据都是一次建构。"——这一句话出自“法证建筑”（Forensic Architecture）的创始人伊尧·魏兹曼（Eyal Weizman）之口。2010年于伦敦创立的“法证建筑”这一组织，将建筑学的核心技能——建模和设计——提取，通过建筑、城市与空间的模拟，服务于社会调查、政治分析及生态研究等领域。

“过去数十年里，艺术一直出色地对真理的概念进行着问题化，

它坚信各种叙事远比我们被告知的内容来得复杂，坚信艺术是事关疑问的。

我们想要展现的是艺术的另一重可能性——

它可以直面疑问，并用美学技巧加以质询。”

——“法证建筑”创始人伊尧·魏兹曼

今年三月初，魏兹曼和他的团队用脚手架、有机玻璃板、宜家家具和简易石膏墙在柏林世界文化之家的地下会议室里搭建了一座网吧咖啡厅。这是一个等比还原的模型，真正的建造目的在于重现一起11年前枪杀案件的现场：真实的咖啡厅位于卡塞尔，2006年4月6日下午，店主21岁的儿子Halit Yozgat在前台被一把消音手枪射出的两发子弹击中身亡；袭击者后经证实来自于德国极右恐怖组织“地下国社（National Socialist Underground）”，他们曾经针对外来移民策划实行了多次暴力事件。

在Yozgat的故事中有一个吊诡之处：他被杀害时网吧咖啡厅里坐着一位声称正在浏览约会网站的警察Andreas Temme，已婚的Temme出于羞愧没有出面制止暴力事件，也没有向供职单位报告，而是因为网页浏览记录在案发两周后才被追查到，并且表明自己当时完全没有看到或听到任何异常。“地下国社”在2011年落网，但Yozgat事件的草率结案和Temme疑点重重的证词始终让受害者家属深感不满——如果证词是谎言，那么当局就有难以推卸的掩盖罪行的责任，而Temme则有可能是行动的帮凶，甚至是直接参与者。

受到包括公益组织“民众法庭（People’s Tribunal）”在内的多家公共机构的委任，魏兹曼的“法证建筑（Forensic Architecture”—— 一所2010年成立于伦敦金匠学院的研究机构——动用以建筑学为主的交叉学科研究方法重新调查Temme的证词。“法证建筑”通过多渠道收集到官方档案和相关资料之后，以构建咖啡厅的数码模型开始，逐步拼凑出事发时的具体情况。他们根据网吧内每台电脑的联网记录梳理出时间线，根据行凶的CZ.83手枪的型号特征，与声学机构合作模拟消音手枪开膛后其响声在室内空间的传播情况，与流体动力学专家合作模拟枪支开火所引起的气流弥散情况，并进一步依据Temme本人的身高体格模拟他在咖啡厅中的出入动态，以确认他的视线范围内能否看到在前台中枪倒地的受害者。“法证建筑”对每种可能发生的情形进行了数码模拟和场景还原两种排查，在数月的调查后汇总出一份总长60多页的报告——如果Temme确如官方报告所说，当时在编号为PC-2的电脑上浏览约会网站，那么他理应听到了枪响、在离开时看到了中枪倒地的死者、并且极有可能还闻到了残余的火药气味——因此，Temme的证词不可采信。甚至，他本人有可能是新纳粹势力的间谍。

尽管结论只是说明了一位警察的证词作假，还不足以展现事件全貌，但“法证建筑”的贡献意义深远。如魏兹曼所说：“当你发现一小条裂缝的时候，这条裂缝就会持续扩大。”这次针对“地下国社”的调查结果在今年夏天被纳入了举办于卡塞尔的第十四届文献展（documenta 14），并被诸多艺评人赞许为展览中“最重要的一件作品”。相较于艺术在过去面对诸多不公正事件时的束手无策，“法证建筑”将建筑师、视觉艺术家、激进的社会活动者、各科学领域的专家以及新闻工作者们联结在一起，并且让看似高高在上的建筑和艺术理论为务实的社会调查服务。有策展人表示：“‘法证建筑’的突出之处，在于将建模和设计这些建筑学的核心技能提取出，并用于极其紧迫的社会事务上。”魏兹曼也在多次采访中表示：“我们认为这是今天的文化机构可以也应该做的事。一个艺术展览不仅仅关乎美，而且要关注真相。”

站在多学科的交叉点上，“法证建筑”拓展了建筑与艺术的边界，也对调查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更新。在今年新出版的《法证建筑：在可被检测性临界处的暴力》一书中，魏兹曼用许多实例和阐释表明了这种实践的核心理念：引入建筑学，从而得出一种新形式的证据。他在书中提及这样一个故事：受一所德国人权组织机构的委托，“法证建筑”团队前往杜塞尔多夫，会见一位在巴基斯坦经历了无人机袭击事件的幸存者。与大部分经历过暴力事件的人一样，创伤后压力症候群让他们在回顾事件时会对关键情节感到不确定，甚至是选择性失忆。“法证建筑”介入调查后采用相对迂回的方式逐渐接近这些记忆碎片，他们的工作再一次地从建模开始，通过与幸存者共同还原记忆中事件发生时的周边环境，让他们能够重新“走”在虚拟的房子中，从而让一个个散落的细节找到具体的依托。这一次，建筑学的角色不再是提供直接的物性证据，而是一种佐证渠道。物质与记忆，对应着客观的见证与主观的亲历，而所有这一切又如重石压身般混杂在幸存者的脑海中，“法证建筑”的工作方法就为这团混杂找到了容器，让建筑化身为记忆之所，由此趋近真相。

“法证建筑”为何如此强调证据的重要性？因为在不少极端案例中，证据的缺失会直接导致事件定性的截然不同。魏兹曼在书的开篇介绍中，以千禧年之际在犹太大屠杀否定论者和建筑历史学家之间的一次对簿公堂举例。当时的纷争历时数月，双方的矛盾最终聚焦在了一个具体的建筑细节上——

为掩盖罪行，大部分集中营建筑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爆破拆毁；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死亡人数最多的二号火葬场中有一个地下毒气室，其混凝土屋顶结构由7根柱子支撑，但仅有6根被引爆，使整个天花板围绕着仅剩的柱子向下塌陷。据曾在集中营工作的证人回忆，含有氰化物的齐克隆B熏蒸剂通过与天花板上四个小孔相连的短烟囱被引入室内，而残存塌陷的天花板上已经无法观察到这四个关键的孔洞。反犹太论者认为这一证据的缺失，连同他们从废墟凿回的碎片中检测不到氰化物残留的事实，将幸存者的证词置于孤证状态。在他们的逻辑链中，没有孔洞，毒气就无法被引入室内，所以房间可能并不曾用作毒气室，因此证人的证词不是有错误就是在撒谎；而如果毒气室不曾存在过，那么奥斯维辛集中营连同整个反犹太人大屠杀的历史就都可以被质疑。事实上，几个主张犹太大屠杀否定论的核心人物一直把“没有孔洞，就没有大屠杀”作为一句嚣张的总结陈词。

如上所述，否定论者可以因为关键证据的缺失发展出一套自洽的逻辑推导，从而扭曲甚至全盘推翻历史，这也是许多悬而未决的事件无法被正确定性的重要原因。魏兹曼将新书副标题定作“在可被检测性临界处的暴力（Violence at the Threshold of Detectability）”，其实也泛指了许多与此类似的情况，即过分强调物证的地位，以至于完全凌驾于证人证词之上的一种阐释上的暴力。以“法证建筑”为代表的调查方法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为那些面临着阐释上模棱两可境地的证词找到更确凿的证据形式。在社会调查中引入建筑学也因此显得尤其重要，因为打破学科界限和行业分岭才能将更多细节编织在一起，以交叉求证回应证词被置于孤证的无奈局面。

在这个将犹太人大屠杀的全部历史完全悬置在四个孔洞存在与否的极端案例中，对簿公堂另一方的建筑历史学家在当时所提交的正是交叉求证之后的一连串网状证据，包括了集中营的建筑平面图、改建记录、通信和日记等等。其中之一是曾经在德国艺术家哈伦·法罗基（Harun Farocki）创作于1989年的视频中出现过的一帧档案图，在几张由CIA拍摄于70年代末的航空照片上，这处塌陷位置被明确标注了四个黑点，带箭头符的注释文字写着“VENT（通风口）”。这些彼此紧密相关的证据间接肯定了孔洞的存在，更重要的是，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整个建筑物都被设计为专用于系统的集体处决或是人体实验，犹太大屠杀否定论者最终败诉。

“法证建筑”自2010年设立以来的七年间，经手了不下20宗具体调查，包括叙利亚酷刑监狱、加沙地区的战争罪行、印度尼西亚的生态灭绝等等。他们一直以建筑学和地形学为主要切入口，对暴力事件发生所在地本身进行多角度、跨学科的研究，使得隐藏的相关事实能够浮现，从而展现出更全面的真相。

不过，在一些庭审中，反对者认定“法证建筑”的报告都是由预设的意识形态所驱动的，或是一开始就会质疑主要由一群建筑师们得出的结论是否够格被认定为证据。另一方面，作为非政府组织的“法证建筑”并不与当局合作，这致使在获取资料的来源上会遇到瓶颈，他们过去的不少调查都大量依靠卫星图像、目击者证词和网络视频来重建事件或犯罪现场。这也是许多独立调查者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

将建筑学引入社会调查的魏兹曼，在前不久纽约e-flux的讲座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每一个微小的证据都是一次建构。”其实反之亦然，每一次建构都会留下无尽的证据。“法证建筑”展现的正是建筑实体在见证和经历了事件之后所保存下来的丰富的证据宝藏。

对“法证建筑”的相关采访，视频来源于vice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有方空间所有。欢迎转发，禁止转载。

投稿邮箱：media@archipositi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