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贝尔拉格学院(the Berlage Institute)成立于1989年。这个学校或称研究机构的诞生既和当时荷兰的社会文化状况脱不开关系,又与某些具体人物的努力密不可分。从1984年开始,荷兰经济状况逐渐好转,由持续的低迷徘徊转向复苏和增长。1980年代末,荷兰文化部向国会提交了建筑法案备忘录(Architectuuota)。该法案认为建筑学是荷兰整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文化基础和支柱,并提出了一系列支持、资助建筑研究和建筑行业发展的政策。与此同时,当时的著名荷兰建筑师赫茨伯格(Herman Hertzberger)也在寻求建筑教育的新的模式,并试图通过创立一个新的教育机构来探索教育改革,推动建筑学思想的发展。赫茨伯格的努力加上建筑法案备忘录的施行,使得贝尔拉格学院这样一个特殊的建筑教育和研究机构在80年末代得以诞生。赫茨伯格本人担任了第一任院长。
贝尔拉格学院虽然名义上是一个私立教育机构,但主要的经济来源却是政府投资,尤其是在它刚刚成立的时候。这也可算得上是一种“荷兰特色”。在这个社会福利国家,长期以来,政府负责对涉及国计民生的部门以及文化、教育这一类的公共机构进行投资。在荷兰极少见到完全市场化的只由私人基金会维持的教育机构。贝尔拉格学院成立之初只有区区十几名学生,大部分来自荷兰之外的国家。学制为两年,学生毕业获得硕士学位。赫茨伯格同时担任教学组织者。
在这个时候的贝尔拉格学院,除了赫茨伯格之外,另一个不得不提及的人物是阿尔多·范·艾克(Aldo van Eyck)。虽然赫茨伯格实际操作和掌管贝尔拉格学院的运作,但在那个时候真正的贝尔拉格学院“精神教父”却是范·艾克。范·艾克和赫茨伯格之间有着长期的亲密合作和师生关系。范·艾克成名于50年代中后期,他是当时反对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论主张修正现代主义基本价值观的“十次小组”(Team X)的主要发起人,也是荷兰六、七十年代结构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赫茨伯格在五十年代末刚从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毕业,就加入了范·艾克、巴克玛(J.Bakema)等人组成的以《论坛》杂志为理论阵地的学术圈子。赫茨伯格和范·艾克分别设计建造了荷兰结构主义学派的两个最著名的作品:阿培尔顿(Apeldoo)的中央贝赫保险公司大楼和阿姆斯特丹孤儿院。贝尔拉格学院最初的几年就设在改造后的范·艾克设计的阿姆斯特丹孤儿院中。
赫茨伯格自始至终对范·艾克保持着由衷的尊敬。范·艾克就像一个校外督察,不时到贝尔拉格的工作室巡视一番,并对校内事物发表意见。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范·艾克的个性和影响力。在80年代范·艾克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曾经与当时的后现代风潮发生激烈论战。他对那些后现代明星和玩弄纯形式的建筑师深恶痛绝,于是给贝尔拉格立下了一个规矩:永远不许格雷夫斯、埃森曼和斯特恩(Robert Ste)踏进贝尔拉格的大门。一直到1999年范·艾克去世,这几个人一次也没出现在贝尔拉格学院。
阿尔多·范·艾克和赫茨伯格都是著名的左派。赫茨伯格更是痛恨一切官僚政治和体制。他希望贝尔拉格学院成为一个学生渴望自主学习的地方,而不是被逼迫或为了文凭而学习的机构。一开始他甚至提出在学生完成两年的学业之后不给他们颁发任何学位,以彻底切断和外部体制的联系。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指导方针下,贝尔拉格学院一定会变成以学生个性发展为最高宗旨的俱乐部。事实上这个时期的贝尔拉格学院就象是一个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Montessori)倡导的那种寓教于乐的学园,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像家庭成员。
在开始的两年里,贝尔拉格学院的教学重点放在设计上。赫茨伯格作为一个开业建筑师,选择这样一种方式也是再自然不过。学生在两年共六个学期学习过程中,进行不同题目的设计。设计分为长题(一学期)和快题(一周)两种形式。快题往往穿插在学期中,并由国际知名建筑师主持,因此又叫大师课(Masterclass)。后来证明这样的作法过于忽视建筑理论的培养,并且在最后的毕业设计中学生也无法集中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完成高质量的论文。于是从1992年起,贝尔拉格学院的教学框架做过了一些调整。一年级的教学以设计课(Core Project)为主,二年级则以毕业论文(Thesis)为主,另外在两年的教学中增加了专门的理论课。赫茨伯格邀请了著名的理论家也是他的私人朋友肯尼思·弗兰普顿(Kenneth Frampton)来组织贝尔拉格的理论课教学。因此那时贝尔拉格的学生得以在弗兰普顿发表他的《建构的建筑学研究》之前,听到他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这一基本框架虽然在后来有所调整,但一直沿用至今。
赫茨伯格本人还有另外一个愿望,就是把贝尔拉格学院变成荷兰建筑的窗口和国际交流的平台。由于他个人的国际声望,贝尔拉格学院从一开始就邀请各个国家的知名建筑师前来演讲、交流或主持设计课。每个星期一次的公开演讲也成了学院内不可或缺的重要活动。在赫茨伯格担任院长的时期,学生得以同时与那些老一辈的大师如彼得·史密森(Peter Smithon)、多西(Balhrishna Doshi)、德·卡罗(Giancarlo de Carlo)弗兰普顿以及年轻一些的以库哈斯为代表的知名建筑师保持接触。赫茨伯格同时定下了院长每五年一任的规矩。1995年他辞去院长职位,由荷兰建筑师维尔·阿雷兹(Wiel Arets)继任。阿雷兹在担任院长职务时正好40岁。虽然相对年轻,但阿雷兹有更多的在国外任教的经历。早在80年代,他就在英国的建筑协会学校(AA)和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因些他把和他同辈的很多国外建筑师带到了贝尔拉格学院,比如象现在比较有知名度的斯坦·爱伦(Stan Allen)、哈尼·拉希德(Hani Rashid)、格雷格·林(Greg Lynn)、特伦斯·莱利(Terrence Riley)等等。同时也把年轻一代的荷兰建筑师如MVRDV、UN Studio等拉入到贝尔拉格学院的教学阵营里。
阿雷兹有一个很肯定的想法,就是建筑学一定要成为社会发展的开路先锋。他鼓励实验性的思想探索,更加强调学生有意识地培养一整套设计方法。因此他特别强调论文的连贯性和实验性,要求学生从一年级就要考虑论文的方向和题目,并有意识地把设计课(Core Project)当作论文的试验场和相关组成部分。在阿雷兹主持学院期间他把贝尔拉格学院的名字改为了贝尔拉格“研究生实验室”(Postgraduate Laboratory)。从总体上讲,阿雷兹沿用了赫茨伯格创建的教学体系,但在内容上却发生了一些方向性的变化。在1995年前后,库哈斯跃升为全世界建筑师的第一号明星,他的一整套观念不仅对包括阿雷兹在内的荷兰建筑师,也对贝尔拉格学院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关于建筑学的本体论的讨论越来越少,关于城市和建筑学各种文化社会现象之间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多。学生论文的主体开始从设计转向所谓研究(Research)。赫茨伯格时期的理想主义氛围被急于参与到社会变革中,用专业知识对社会发展施加影响的实用主义哲学所代替。这一时期的贝尔拉格学院的学生所讨论的话题从同性恋到服装,从商业包装和营销策略到非法占房,从交通问题到产品规划和定位,无所不包。这个时期也是以库哈斯及其OMA家族为代表的荷兰建筑掘起的所谓“超级荷兰”运动(Super Dutch)的鼎盛时期。
1990年代初,荷兰的政治经济正从福利国家政策向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和完全市场化靠拢。阿雷兹执掌贝尔拉格之时,正是这一转变的高潮时期。人们普遍处在乐观情绪中,对新经济政策乐观其成。但同时这种新经济开始对学校和教育产生影响。贝尔拉格学院就受到了最直截的影响: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兴旺,范·艾克的孤儿院改造而成的办公室租金越来越高,贝尔拉格只好在1996年迁到阿姆斯特丹旧城中的一所老房子里。阿雷兹的任期差不多恰好覆盖了“超级荷兰”运动的盛期。2002年,库哈斯的学生,来自西班牙的建筑师齐埃拉·保罗(Alejandro Zaera Polo)接替阿雷兹成为新一任贝尔拉格学院院长。齐埃拉·保罗也是一位开业建筑师。他最知名的作品是横滨客运码头。但他的思想却和这个不规则的处处是曲线的成名作相反,非常的理性。齐埃拉—保罗反对城市规划和设计中的所谓“宏大叙事”,主张在一个特定的条件下研究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追随库哈斯所谓的“回溯的宣言”,倡导建筑师要紧密地参与到社会的运作和发展之中。因此他的指导方针是在教育中强调所谓职业主义(Professionalism),要和现实发生直截的碰撞和接触,不鼓励纯理论探索。齐埃拉·保罗基本上沿用了由赫茨伯格到阿雷兹的课程设置。具体到课程设计的运作上,他希望所有的题目都是实际项目,有特定的甲方和任务书。在论文方面则由个人独立完成变成允许和鼓励集体合作。由于学校规模的扩大,学生人数已由十几人增加到四五十人,教职员也成倍增加,从各方面看,目前的贝尔拉格已趋向于一个正常的学院。
得益于荷兰建筑界在1990年代之后在国际上的声誉和以库哈斯为首的荷兰建筑师的影响力,贝尔拉格学院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的学校。现在人们常常把它和英国的AA、美国的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库柏联盟学院相提并论。从某种角度说,这种比较确有其根据。众所周知,库哈斯在AA是最受欢迎的男一号明星,他在哈佛带学生搞城市研究项目也有十年时间,其影响不言而喻。如果说这几所学校有所谓主流思想的话,它们都笼罩在库哈斯的阴影之下。或多或少它们现在所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但从机构的基本框架来说,这几所学校相差甚远。相对而言,由于贝尔拉格学院学生人数少,机构规模小,在一定程度上它确实如赫茨伯格所希望的那样,较少官僚气息。在很大程度上也如赫茨伯格所追求的那样,贝尔拉格学院不像个(传统的)学校。至少从阿雷兹时期开始,学生/建筑师被很认真地当作一个独立的研究者看待,而不是一般学校中受体制保护的一个群体。贝尔拉格学院很长时间以来,不把学生叫学生而称作“参与者”(Participant),这其中既有引以为荣的成份,也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反映。
但不利的方面也与此有关,由于规模小,学生的交往范围也很受局限,无法和大学相比。因此,对于那些阅历丰富、思想成熟、独立思考能力强的人来说,贝尔拉格学院是个适合他们培养、锻炼和检验思想方法的地方。思想不够强悍的学生则会常常感到不知所措甚至完全无法适应。据笔者的个人经验和观察,贝尔拉格学院最有意思也是较特殊的地方正如前所述,在于每个学生都被当成(至少假设为)一个独立的建筑师/研究者。对设计问题和研究项目的讲评是完全开放没有任何保留的,因此也常常是很严厉的。评图过程中常会出现真刀真枪的较量。表现差的学生会遭到毫不留情的质疑甚至羞辱。反过来如果学生确有有价值的见知也会得到应有的承认和尊重。一些知名的建筑师和学者常常利用贝尔拉格这个平台进行不同的课题研究。仅就笔者所知,比如库哈斯,早在1994年在贝尔拉格搞过一个名为点城市(Point City)的关于荷兰城市的大师课,后来这个研究被收入到了他的S.M.L.XL一书中。MVRDV更是长期在贝尔拉格以设计课为基地和学生们一起进行各种城市问题的研究。笔者在2000年曾参与了比利时建筑师萨维耶·得·盖特(Xaveer de Guyter)关于比利时中心区域住宅问题的设计课,最终的设计成果中的一些想法也被纳入到后来出版的《扩散之后》(After the Sprawling)一书中。当然在贝尔拉格经常能看到一些只在杂志和出版物上见到的著名人物,这也许算得上这里的一道特殊风景。不可否认,这一点对年轻建筑师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实事求是地说,和这些著名人物的所谓“零距离”接触,有助于学生去除掉不切实际的肉麻的想象和偶像崇拜,尽快培养独立的思想和判断力。
像贝尔拉格这样的大学体制外的教育和研究机构在西方也并非绝无仅有。比如像前面提到的英国建筑协会学校(AA),还有美国建筑师彼得·埃森曼在70年代创办的都市与建筑研究所(IAUS),当然还包括由德国建筑师格罗庇乌斯在20世纪初创办的著名设计学校包豪斯,这些都是体制外的教育或研究机构。毫无疑问,它们都是建筑师和教育家为了推动建筑的不断发展而付出的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对于建筑实践而言,建筑教育更需要思想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不可否认首先来自于与社会现行体制之间保持应有的距离。从这一点来看贝尔拉格这样看上去不合常规的机构就有了它必然的合理性。因此我们也就不必非要习惯性地把它归入到一个什么“类别”里面。
备注:贝尔拉格研究所是一个独立的、未经认可的研究生学校,成立于1989年。以荷兰建筑师亨德里克·彼得斯·贝尔拉格的名字命名。2012年学院搬到了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并重建为建筑与城市设计贝尔拉格高级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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