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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作为老牌工业城市的伦敦，保留有许多工业时代的建筑与地标。在现当代的城市更新语境之下，它们的改造利用，再次引起大众的关注。2016年有方旅行基金获奖人——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生在读的唐韵，带着自己对城市更新的思考，前往伦敦实地调研，以此探讨当下的环境中，建筑师应当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城市空间。
学设计的时候，建筑单体方案开始的第一步大多数绕不开功能布置。这其中暗含了一种逻辑：由功能决定空间秩序。然而，城市更新却与此有着截然不同的逻辑。它意味着建筑的功能与空间的“疏离”。由于这二者之间的不匹配，“从功能到空间”的逻辑顺序被颠倒过来，在今天的城市里，尤其是内城，不合时宜的空间要反过来去适应新的功能。
许多人简单地假定这个世界总是需要设计的，在城市更新的语境下却并非如此。这些问题真实地存在于时间中，等待着被解决。解决的方法具体而多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更新区域的具体情况。
城市空间不仅仅是设计的结果。在工业遗产更新的问题上，那些声名斐然的房子，比如泰特美术馆（Tate Mode）、巴特西发电站（Battersea Power Station），它们在建成之初就已经符合建筑学“坚固、实用、美观”的标准，存在时是城市地标，改造时是文化现象，因为聚焦大众目光而被精心改造设计；不过城市中还有更多的场所，它们可能是上世纪抢建铁路热潮之后被轨道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卡姆登市场（Camden Markets），可能是沿着运河蔓生出的码头仓库群（No.1 Warehouse, Cityroad Basin），这些各种各样资本运作有意无意间形成的场所，被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称为“被生产的空间”的它们，是资本逻辑中的一环，从建筑学角度去评判设计好坏并没有任何意义。在后工业化城市里，这样的空间是地标建筑的几十、几百倍，如何让它们被更好地使用，是建筑师在现实中需要思考的问题。
从本科开始，城市更新一直是我关注的话题。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正如建筑学与其他学科交叉时的状态一样，建筑师的立场似乎永远在自主性与社会性的两端摇摆不定，在一个极端容易孤芳自赏，躲在学科内部自说自话；在另一个极端又可能妄自菲薄，成为资本逻辑下的奴隶。对于这个问题的困惑，是我这次旅行的一个缘由。
在城市更新的问题下，我选择了工业遗产的方向，把老牌工业城市的伦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伦敦行程的参观项目中，既有规模可观的大师作品，也有卫星图中的小厂房聚落。我在伦敦呆了十一天，走了很多地方，空余之时我总是会去其中两个地方重复地逛，一个是泰特美术馆，一个是卡姆登市场。当时只是觉得空间有趣，后来才意识到，这两个地方，正好能够对应我之前思考的两种情况，即自主的强介入，以及看似无为的弱介入。
虽然是在城市问题下谈论建筑，还是要回到空间本身。所以我在纷繁的旅行见闻中挑选了两个楼梯空间，一个在赫尔佐格·德梅隆事务所设计的泰特美术馆新馆里，一个在铁轨下的旧马厩市场里。二者互相观照，作为对“设计与不设计”这一问题的回应。
曾经被罗马人占据的伦敦南岸（South Bank），一度是城市中发展落后的地区，在二战后兴建起包括国家剧院在内的一批公共建筑后，南岸开始更多地容纳市民生活，整个岸线经过改造后非常宜人，行走途中随处可见尺度舒适的公园、草地、广场以及丰富的人群活动。
坐落在南岸的泰特美术馆，与圣保罗教堂隔河相望，是两个时代一纵一横公共活动区域的交点，占据了极佳的地理位置。在它还是工业建筑的时候，它的建筑师吉鲁・斯科特（G·G·Scott）曾经野心勃勃地希望它能够拥有与对岸大教堂同等的分量。即便在今天，依然可以很容易分辨出它的立面上现代化的古典语言痕迹。
从1995年的招标竞赛开始，赫尔佐格·德梅隆事务所对于这座老发电站的改造，已经过去了21年，前后改造一共三次，包括2000年赢得竞赛后对发电站的改造、2005年的内部空间设计，以及2016年在发电站南侧油塔基础上新馆（Switch House）的设计。
在第一次改造中，不同于其他竞争对手，赫尔佐格·德梅隆事务所采取了一种克制的空间策略，在原先的涡轮大厅基础上，留下纵向的长坡和高敞的空间，一度被赫尔佐格称为“职业生涯的最佳作品”；而不久前刚刚扩建完成的新馆中，他们则选择了更为灵活的方式，与原先的形式、空间进行呼应。
新馆是一个上下扭转的长方体，一共11层，最底层是老的油塔基础层，由下至上渐渐变小。虽然新馆的位置已经摆脱了原有厂房的结构束缚，出于对老发电站的尊重，赫尔佐格·德梅隆事务所仍然选择了褐色砖作为立面材料。然而，这样的形体不可能完全采用砖墙承重的结构。由此产生的结构与立面之间的疏离没有被建筑师掩盖，而是被诚实地表达在空间中：在夜间，镂空砖块的设计使得建筑的外表面可以透出混凝土结构柱的光影，暗示背后真正的混凝土框架结构；而在内部，砖层、玻璃与混凝土柱之间也形成了一定的深度，刚好可以容纳一个人坐在窗边软垫上向外眺望。
走在新馆中，可以看得出建筑师在发电站改造中未竟的野心，其中最吸引我的就是其中一段楼梯。在赫尔佐格德梅隆的许多作品中，不是所有的空间都会设计得煞费苦心，事实上为了整体概念的清晰，相当一部分都是成熟的模式，只在一处或几处“发力”，楼梯也是这样。在这个设计中，下面四层的空间是美术馆，向公众开放，上面六层除了屋顶平台以外都是非展览用途。人们看完展览后，往往选择从四层直接乘电梯上屋顶平台，因此，四层通高空间上的楼梯，成为一个视觉与行为的焦点。
新馆的四层空间与发电站展览空间的最高层通过廊桥连接，因此这一层也包含了对面空间的桁架高度，成为通高十一米的空间。建筑在这一层以下有两个并置的电梯核心筒，从这一层开始，变成一个核心筒，以及一双跑楼梯间的组合。
仔细观察平面图，可以发现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上下相对的核心筒。下层核心筒的一个侧壁延伸上去，成为上层的双跑楼梯中间的混凝土隔墙。这样的结构关系使得几乎每一个平台的转角都有机会向大厅或上层开口，从而形成不同方向的视线关系。另外，上层面向电梯一侧的墙壁也可以自由地开口，作为栏杆挡板的混凝土矮墙向外延伸出一个座椅面，供人在此等候电梯，建筑与家具被自然而然地结合为一体。
这张是我根据在现场行走拍摄的视频做出的分析图。从图上可以看到，体量的左上角有一个向大厅敞开的斜口，这道斜线之后是一段楼梯，作为栏板的墙越来越陡，而踏步级数并不多，于是走到这里时，空间渐渐地封闭起来，眼前是一个狭长的甬道。在这样的空间中，人们的注意力往往在头上和脚下，这时上层的玻璃窗透下来的光有点像洞穴的出口，吸引着人们向它走去。
拐弯后会发现自己置身于看得到大厅的第二个平台。由于这里的楼梯位置较高，而且凸出于墙体，在下层的时候，不容易预料得到在这里向下观看的体验，而事实上，在这里不乏可以看到的东西，下层的电梯厅、螺旋楼梯、更下层的边庭等等。短短一段行走的经历便有点出乎意料的趣味，看似普通的双跑楼梯也变得有意思了起来。
赫尔佐格在提及这段楼梯的设计时候说，它需要像“从实体中切出的一样”（carved out of solid）。许多时候，大众概念中普通、无聊、模式化的空间，可能经过几个细节的改变就能生动起来。这段楼梯，大概可以作为这个克制而有品质的设计注脚。
在铁轨之下慢慢生长起来的卡姆登市场（Camden Markets），从今天的地图上看起来，这片市场的形状很特别，基本上是依附在周边道路、铁路和建筑的边缘形成的：南面是一条通往泰晤士河的运河，流至此处有一个人工水闸，至今仍在使用中；北边一部分场地曾经用作货运的马厩，直到铁路建成。有一段时期，火车在平地上行驶，经常伤及牲畜，因此改作空中铁轨，下面的拱形空间慢慢聚集起小商小贩，构成了如今这片市场最大的一片空间。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伦敦大批码头复兴，这个地方正式地发展起来。市场原来的功能包括河畔的堆货场、马厩和拱门下的商店等。这些木结构建筑前后经历了三次火灾，每次都发生在不同的位置，使得在这里随处可见不同年代的更新，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杂糅的复合体。虽然许多街道空间在改造中被统一的玻璃屋顶，但是亲历现场时，就会发现这下面藏着的空间要比地图上呈现的丰富得多。在这片寸土寸金的地段上，铁轨之下的仓库成为了极力压榨空间利用率的产物，各种边边角角都被容纳进来，高密度的摊位和商品填满了大大小小的异形空间，在其间行走的时候，拥挤的货物与涌动的人潮让人根本感觉不到各种斜穿路径所围合出的不规则形状。陈旧的木地板，闷热的空气，夹杂在食物味道中的来自西藏、尼泊尔、中东等西方人认识中神秘的东方异香，直把人感官全部淹没。相比于这样极具侵略性的内部空间，外部的街道上要更为嘈杂，上空穿过的连廊，回旋的缓坡，下降的街道，向各个方向开放的摊位，斜上方火车频繁驶过的轰鸣，一转身就可能迷路的窄路拐角。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状态相当迷人，新与旧、闹与静、混乱与秩序，拼贴起来很有意思。
在伦敦逗留期间，由于恐怖主义的缘故，市内难免有些冷清，然而这里却每天都会出现大量人潮。卡姆登改造的策略，与泰特美术馆有着很大的区别。这里的历史遗存已经足够复杂，改造动作相应地较为细微，比如与轨道平行的街道上的覆顶，藏在深处的一个办公楼等等。
在这些改造节点中，一个处于几个入口之间交汇点的大阶梯，通往地下市场。这个大阶梯，成为了公共活动的中心。人们可以从各个地方找到观察它的角度，在与之平行或垂直的道路、反向上升的坡道外廊、背面的街道入口等等位置都能一眼看到这里，而它本身又是相对静止的，就好像被周遭流动不息的环境所包围出来的一个安静的岛，经常会有许多人在这里坐下，交谈，甚至酣睡。
这个阶梯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设计，它只是一个被挤压出来的空间，然而它被使用的状态却十分合适，比某些设计出来的大阶梯要好用得多，是一种不大容易注意得到的惊喜。相比于泰特美术馆楼梯中“设计”的精确控制，这种“不设计”的放松感有时要更舒服些。控制的欲望，在这里消失无踪。
伦敦此行，我考察的八个老厂房的状态，与行前了解到的并非完全相同。巴特西发电站（Battersea Station）的改造仍在进行中，工地里有不少正在建造的大师事务所项目；塔桥之下的莎德泰晤士（Shad Thames）却已经走过了它的极盛期，正如莎伦·佐金在《裸城》中描述的“绅士化”（gentrification）那样，艺术家为这里带来经济繁荣，而上涨的租金反过来赶走了艺术；千禧年穹顶对面的浮标码头（Trinity Buoy Wharf）一面建成了集装箱艺术住宅区，一面在修缮灯塔、清理旧厂房，向各种活动租借场地……这些变化中的状态让我切实地感觉到，城市更新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而我的旅行就像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横向切片。
而泰特美术馆与卡姆登市场，这两个空间片断虽然很小，但从中读到的“设计与不设计”却代表了两种城市设计中的策略，过于偏激和犹疑不定都会导致不够好的结果，就像码头博物馆（Dockland’s Museum）被改造成了博物馆、餐厅、公寓等复合功能，但仅仅是被划分出独立的入口，简单的并置而非思考后的复合，结果平平。这些都在提醒着我，城市中的建筑需要回到城市中去。就像阿尔伯蒂曾说过的那样，“城市是一座大房子，而一座房子应当是一座小型城市。”
唐韵，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生在读。本科毕业于同济大学。
理想是学有所成经世致用。建筑师兼家庭主妇修炼中。
2016年的有方旅行基金，在去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熟，通过设立旅行基金来帮助富有创造性和思考能力的青年建筑学子们。四位获奖者钟奕芬、王逸凡、韦诗誉、唐韵自主设计行程主题与考察路线，追随各自心中的希冀踏上了前往越南、日本、美国及英国的路程。有方还将为四位获奖者举行旅行成果分享会、展览等活动，通过图片、影像、文字等不同形式去呈现他们起初的设想与现场所看所感发生的思想碰撞，那是关于建筑与空间的跨时空对话，也是行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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