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Team X与现代建筑的危机

十次小组（Team X）形成和孕育于国际现代建筑会议（CIAM），其活动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初。 Team X非常明确地反对CIAM在二战后所坚持的功能主义原则，也就是1933年雅典宪章所总结的功能分区理论以及抽象空间的观念，对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在30年代之后的形式原则和教条化倾向进行批判。另一方面Team X的主要成员对现代化的正当性和所代表的社会和时代进步从未有过根本的怀疑。他们力图扩大建筑学的文化视野，纳入当代艺术、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的新方法和成果，拉近社会现实与建筑实践之间的距离，使现代主义建筑重新获得实践的活力和推动文明进步的价值。因此，Team X既是CIAM的终结者，又是它的延续。

Team X不是一种建筑运动，它是欧洲建筑师在社会转型时期探索建筑实践的意义和建筑学发展的一个平台。Team X以一种否定的方式发展了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思想和方法。Team X的实践及其对当代建筑学的影响已经被西方学术界和研究者论证和指认，对Team X的历史活动和主要思想的整理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对建筑实践也有着实际参考意义。

【1930年代现代建筑的危机以及CIAM的转变】

1929年的经济危机不仅在经济上沉重打击了资本主义世界，使欧洲和美国陷入了衰退和社会冲突之中，而且对现代主义建筑和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怀疑代替乐观主义，现代建筑的英雄主义时期结束。在1930年代，柯布西耶放弃了对机器文明的推崇。这种变化最直接地反映在他的建筑风格上，他的设计不再采用白色的机器般光滑的表面和抽象的构图，而是转向地方性的材料和乡土形式。同时，在英国开始出现以瑞典等北欧国家的现代建筑与传统类型相结合的“新现实主义”。这种变化是对现代建筑抽象而缺乏日常生活丰富性的形式语言的一种矫正。由于政治社会形势的变化，在意大利和德国则出现了国家机器支持的复古主义建筑。

成立于1928年的现代建筑国际会议(CIAM)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29年之后，CIAM中来自瑞士和德国的偏向社会主义的左翼建筑师如Est May等移居到苏联，参加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城市规划，CIAM逐渐被以柯布西耶为首的政治立场偏向自由主义的建筑师所主导，CIAM最初纲领中的把现代建筑当做社会改革的工具的指导思想被放弃。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在二战前的1930年代中期大批德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逃亡到国外。CIAM中的核心成员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格罗皮乌斯也移居美国。在1940年代吉迪恩和西班牙建筑师塞特（Josep Lluis Sert）在美国倡导“新纪念性”建筑，试图把现代主义的抽象艺术形式与社区价值和美国的民主观念结合起来。

柯布西耶在1930年代逐渐完成对CIAM的“改造”，把其中德国表现主义的一翼如建筑师如海林（Hugo Harring）、门德尔松（Mendelson）等排斥在核心之外，在建筑设计方法上确立了抽象艺术形式的原则。柯布西耶在被德国占领期间的1942年改写和重新发表了1933年的《雅典宪章》，提出城市的四个基本功能工作、居住、娱乐和交通以及功能分区的规划原则。这个原则简化了现代建筑的运动的理论，使它更容易为公众和业主所理解。在二次大战结束以后，这个功能主义的原则迅速应用在欧洲的战后重建和城市规划中，成为指导性的纲领。

【从CIAM到Team X】

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柯布西耶试图延续和发展现代建筑设计的原则，在1951年的第八次CIAM会议之前他提出用一个更为宽泛的居住宪章（Charter of Habitat）来代替雅典宪章。但这个想法由于CIAM内部的分歧始终没有付诸实施。另一方面他鼓励年轻一代的建筑师挑战现有体制和思想模式。1952年他给塞特写信谈到CIAM的未来，认为只有年轻成员显示出真正的活力。1952年2月CIAM特别委员会议在巴黎柯布办公室召开，签发了通函“CIAM的未来”，决定到CIAM第十次会议的时候将由年轻一代建筑师主持，这也是后来TeamX的最初由来。

在随后1953年的CIAM第9次会议中，年轻一代建筑师与老一代建筑师分歧扩大，来自英国的史密森夫妇（Peter & Alison Smithson）公开挑战CIAM的功能主义城市原则，提出用新的社会组织的架构代替它。他们坚持用“住宅、街道、区域和城市”来代替雅典宪章的功能层级以及四种功能。来自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建筑师展示了他们对北非传统居住形态的研究，老一代建筑师则认为这种混乱的、自发建筑的环境与建筑学没有任何关系。

1954年在荷兰的多恩（Doo）召开了一次年轻一代建筑师的会议，参加者除了荷兰建筑师巴克玛（Jaap van Bakema）, 凡·艾克（Aldo Van Eyck）, 金克尔（Daniel Van Ginkel）,斯塔姆（ Mart Stam ）之外，还包括了来自英国的史密森夫妇。在这次会议中提出了一个关于栖居（Habitat）的声明，直截了当地拒绝雅典宪章，声称按雅典宪章设计出的城市无法充分表达社会共同体(Social Association)的活力，要理解这些社会共同体，必须把每个社区看作特别的完整的综合体。基于这种认识，史密森夫妇提出了一种山谷模式，认为对建筑的研究应该围绕独立住宅、村落、城镇和城市这样几个层面展开。一般认为多恩会议标志着Team X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CIAM第十次会议于1950年在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举行，赛特宣读了柯布西耶的信，信的主题是《危机还是变迁?》。柯布西耶对比了1928年形成雅典宪章的一代人和1950年的一代人，他指出”时间将会提供指引”。出生于1916年左右，现在40岁的一代人是“唯一可以从个人角度深刻感知实际问题，找到前进方向和达到目标的手段，看清楚当前状况下的急迫任务的一群人，他们了解这一切，而他们的前辈们不再认识到这些，他们出局了，他们不再处于形势的直接影响之下”。

这次会议围绕着柯布西耶的信，以及现代建筑第二代建筑师，也就是所谓“中间一代”与年轻一代之间的争吵展开。随后在1957年5月，史密森夫妇在一封信中宣称CIAM解体。1957年12月，CIAM重组委员会在瑞士拉·萨拉兹召开会议。这是最后一次CIAM会议，会上提出把CIAM名字改为“CIAM:社会与视觉关系研究小组”。

1959年在荷兰奥特洛(Otterlo)召开新一届会议，共有20个国家的43个代表参加。这次会议被称作CIAM 59，也被认为是第一届TeamX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凡·艾克做了题为“建筑学将要回归基本价值？”的发言，把Team X与艺术先锋派联系起来。他认为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实质上都是相同的。凡·艾克把建筑分为三类，第一种是古典建筑，代表一种不变的静态的艺术价值；第二种是乡土建筑；第三种是现代建筑，代表变化和运动的本质。他介绍了几个近期设计作品，其中最主要的是阿姆斯特丹孤儿院。意大利建筑师德·卡洛（Giancarlo de Carlo）介绍了自已的住宅设计，他的方法是在现代建筑形式和地方文化特征之间进行调合。他还讨论了当代建筑的状况，认为CIAM早已死去，提出是否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继续建筑文化的讨论。史密森夫妇介绍了他们关于伦敦道路系统的研究。来自日本的丹下健三介绍了东京都市政厅和香川县厅舍的设计。荷兰的人类学家赫尔曼·哈恩（Herman Haan）介绍了他1951年与凡·艾克一起到撒哈拉沙漠的旅行和对原始文化的考察。会议最后由路易·康作总结。康的讲话题目是《建筑面积是充满思想的空间制作》。

这次会议中最大的争吵发生在第二代现代建筑师意大利人欧内斯特·罗杰斯（Eesto Rogers）和史密森夫妇与凡·艾克之间。罗杰斯介绍了他设计的米兰维拉斯加（Velasca）塔楼(图1)，这是一个外形混合了意大利古城堡形象，但结构和平面是现代建筑的高层建筑。史密森夫妇和凡艾克对这种折衷的形式主义的处理极为不满。罗杰斯则认为史密森夫妇完全不了解意大利的文化状态。他最终回应说，他们之间完全不能沟通，是因为史密森夫妇“用英语想问题”。

同样可以想象，史密森夫妇对于丹下健三的结合了日本传统建筑形式的香川县厅舍也不满意，认为这在日本的特定历史和社会中也许有意义，但对其他建筑师来说是不具备必然性的。

在会议中，以史密森夫妇和凡·艾克为首的一部分成员宣布停止使用CIAM这个名称，并把这个消息散布到建筑媒体。1959年10月英国的《建筑设计》杂志撰文宣称，奥特洛会议正式宣布了CIAM的死亡。随后在1960年3月，《建筑评论》发表了一篇题为《CIAM:再生的努力在奥特洛遭到失败》的文章。虽然之后基迪恩等人反驳了这一说法，但CIAM的解体已无可挽回。

【TEAM10的代表作品及其设计实践的困境】

年轻的Team X 成员对于现代主义教条的不满表现在战后城市重建和新城规划当中。在1953年普罗旺斯的第九次CIAM会议中，Team X的成员们对之前的CIAM报告提出批评：“人可以把自己家的火炉视为自身的同一体，但却难以与他家所在的城镇取得同一感。……贫民区中狭短的街道常常取得成功，而宽阔的改建方案却往往遭到失败。”从这种反对的声音中可以看到对CIAM的功能主义教条的极端反感和不信任。

Team X的核心成员摒弃了CIAM的理论教条，主张用实际工程来具体地展示和检验对特定问题的思考和解决方案。在之后的Team X会议中，参与者都采用实际工程和方案设计的方式进行讨论。在整个195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随着欧洲福利国家的建设，Team X成员的设计主要有城市中心区更新计划，大型住宅建设，新的大学规划这三种类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设计有图卢兹城市扩建（1961-71年，Candilis-Josic-Woods），特拉维夫城市中心（1962年，Van den Broek and Bakema），柏林自由大学（1963-73年，Candilis-Josic-Woods），法兰克福城市中心设计（1963年，Candilis-Josic-Woods），拜克住宅区（1968-81，Ralph Erskine）。

当然还有史密森夫妇参与的柏林中心区规划竞赛（Berlin Haupstadt，1957），伦敦金巷住宅区规划以及凡·艾克1950年代末的阿姆斯特丹孤儿院。

从规划设计形态来说，这些设计分成以下几类：1、树形（图卢兹扩建）2、网络形（柏林中心区竞赛，柏林自由大学等），3、巨构（特拉维夫中心区规划）4、偶发形式（拜克住宅区）。这些形式与现代建筑理论所强调的功能功能主义和孤立的形态相对立，反映了TeamX 一代建筑师寻找建筑空间与社会功能和组织活动相对应的形态的努力。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尽管Team X的核心成员对CIAM的教条持批判态度，他们大多与柯布西耶的设计思想保持密切的关系。伍兹和坎迪里斯原来就为柯布西耶工作，他们的设计方法深受柯布西耶的影响。史密森夫妇在他们的金巷改造规划方案中采用的住宅类型取自马赛公寓。

只有凡·艾克和德·卡洛的设计方法与柯布西耶没有直接关系。凡·艾克的设计无疑为Team X树立了一个建筑的范式,打开了不同于现代建筑设计理念的另一出口。凡·艾克1955年开始设计的阿姆斯特丹孤儿院代表了Team X中最典型的建筑类型和空间组织形式。凡·艾克通过把建筑空间划分为小的组团，形成复杂的不能一目了然辨识的内部联系方式，并且与孤儿院的班级相对应，在空间形态和社会组织之间建立起联系。凡·艾克从人类学角度出发，拒绝把空间当成某种抽象的中性的与人类活动无关的东西，这种观点与现代主义建筑中的空间理论完全不同。凡·艾克针对现代城市空间的价值基础缺失和多样性的匮乏提出的意义(meaning)和场所感（sense of place）成为取代空间概念的新的理论基础。这些概念也为后来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所借用，成为新的形式主义泛滥的借口。

从凡·艾克以及史密森夫妇的建筑设计中，可以看到这样的价值取向，即用人类学、现象学的观点代替现代建筑的功能主义，用经验主义取代现代建筑的理性主义。在Team X之后，当代建筑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由关注普遍性到关注特殊性，由抽象到具体的转向。由于同样的原因，Team X的成员对公众参与这一福利国家规划与建设中的新的权利模式持欢迎态度，这使得Team X总体上和现代主义的精英主义很不一样。他们的政治立场也和柯布西耶领导下的CIAM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不同，普遍对资本主义体制保持怀疑和批判态度。在1960年代中期的社会变革之后，Team X的某些成员表现出了非常激进的政治态度。德·卡洛在1968年的《使建筑学合法化》中指责现代建筑的纲领已经堕落为剥夺普通人权利的工具。

在资本主义体系内，Team X所关注的社会性和城市空间的价值之间的关联以及多样性的缺失注定不可能得到解决。正如凡·艾克所指出的，如果社会本身没有形式，那么建筑师怎么可能找到与它对应的建筑形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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