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语，为了远航

此前，史建在其主持的《新观察》第7辑和第20、21辑中，已分别以“何陋轩论”与“王大闳论（上、下）”为主题，对冯纪忠、王大闳二人及其作品展开过讨论。有方也将从中选出部分文章与大家分享。本文由由台湾元智大学艺术与设计系教授阮庆岳撰写，原题为《不语，为了远航》，载于《新观察》21辑（《城市 空间 设计》2013年第2期）。文章对王大闳的设计作品进行分析，并做出了全面评价：“现在回顾王大闳的全部作品，我依旧觉得由官方主导的公共建筑与由民间主导的住宅建筑，是交织的两条主要阅读脉络。其中，他想要回应的问题，其实是相同的，也就是如何能延续传统建筑的‘真精神’，并结合时代的技术与思潮，重新定义所谓的中国当代新建筑。”

以下为原文。（注：文中图片由有方编辑添加，《新观察》原文并无配图）

▲图1：王大闳先生肖像

前言

1945年日本撤离台湾，结束长达约五十年的殖民时期，也大约底定了台湾在20世纪前半段的现代建筑发展样貌。日本自身的现代建筑发展，因为明治维新全面西化的积极态度，而能与其整体的现代化进程同步，有着鲜明的成果。然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因为帝国主义思想的强势主导，现代建筑的发展也一度往着仿欧陆古典与纪念性风格、宣扬国家权力符号的方向作发展。

台湾现代建筑的发展相对崎岖，日治时期的建筑设计，几乎完全操纵在日籍专业人士手中，而当时引入台湾的主要风格，除了民间小型建筑（例如医生馆、自宅等），偶尔可以见到一些与现代思潮呼应的作为外，其他重要的公共建筑物，几乎都浮显着浓厚仿古典与权力符号的色彩，某种宣扬帝国意识的姿态昭然，与现代主义的对话，产生严重的时空断离现象。

战后第一代：传统与现代的辩证战后第一批衔接上来的，是随“国民政府”撤守台湾、主要来自上海的建筑师们。其中，不管是王大闳、杨卓成，或是来自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张肇康、沈祖海等，在带进新的建筑工法与观念时，也都企图将中国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作出结合，蔚为当时的一代景致，可以王大闳的国父纪念馆（1972年）与杨卓成的圆山大饭店（1961和1971年）为例。

王大闳、贝聿铭与长年旅居德国并于近年离世的李承宽，大概可被称为“二战”后台湾最熟悉的首批华人重要建筑师。王与贝在哈佛大学时曾是同窗，彼此也曾有书信往返，但两人一个蝴蝶翩然于国际政商与建筑舞台间，一个顽石般据守台湾六十年如一日（王大闳自迁居台湾后，近五十年未离海岛一步），人生境遇与建筑态度南辕北辙。

贝聿铭早期以去文化性格的国际式样（Inteational Style）著称于世，后期因其建筑市场转移至华人世界，才有大逆转般如苏州博物馆，强烈想与在地文化结合的手法出现。王大闳虽然长年在西方教育体制下成长，却自始就有想把传统中国建筑与西方现代主义做连结的使命与责任感，这部分也是王大闳与贝聿铭及李承宽间最大的差异。

也就是说，王大闳的建筑作品，一直严肃地思考着由西方起始的现代建筑，当怎样与中国传统的建筑在形式与空间美学上接轨的问题，例如国父纪念馆与“外交部”以钢筋混凝土来转译传统木构造的美学语汇，以及他先后的几个自宅设计（分别在台北的建国南路、济南路与石牌），显现出他对于中国文人传统家居生活的向往与追随态度。此外，王大闳同时极端自律地对应建筑的材料与工法，喜欢用原质的朴素混凝土或砌砖，来呈现传统与文化的建筑意涵，完全不会为了短暂的媚俗目的，刻意轻率地去迎合讨好。

王大闳是台湾战后建筑史上风格与思路的第一个领导人，加以在哈佛大学建筑研究所时，直接受业于包豪斯的创始人格罗皮乌斯，与现代主义核心脉络直接相承，在思维与视野上，几乎远远地超越其他台湾同代的建筑师。王大闳的作品数量极多，商业性的案子不多，主要作品大半是官方或公部门委托的公共性建筑，以及私人委托的住宅作品。王大闳的创作高峰期，大约集中于1960年代与1970年代的二十年间，例如台大学生活动中心、淡水高尔夫俱乐部、阳明山的林语堂宅、虹庐、亚洲水泥大楼、登月纪念碑计划、“外交部”，乃至于1972年落成、堪称他代表作之一的国父纪念馆（1963年竞图获选）。

▲图2：国父纪念馆（投标方案）模型

国父纪念馆：最艰难的设计

王大闳曾说：“国父纪念馆是我最艰难的设计，而登月纪念碑则是我自许最具有深远意义的作品。”登月纪念碑当年曾经引发台湾社会的热烈回响，并由当时的社会名流积极合力推动捐赠这个高度逾二十层楼、优美的白色雕塑物，作为美国独立两百年的礼物，但是后来却因台美关系政治环境的改变，让这计划案终于胎死腹中。

国父纪念馆所以会是王大闳自认“最艰难的设计”，原因有许多，其中一个关键，也就是他长久在思考现代主义与传统建筑间究竟何者为主、何者为次，这样艰辛辩证过程的未测与难定。关于此，可以王大闳的两种建筑类型作阅读，一条脉络是有宣示意涵的公共性建筑，譬如1972年落成的国父纪念馆；另一条脉络则是私领域的住宅建筑，譬如1953年完工的建国南路自宅。

以国父纪念馆为代表的这类型公共建筑，最显着的特征是外型与建筑语汇上有着清晰可辨、想接续传统建筑脉络的意图，尤其如何能够运用钢筋混凝土或钢骨的材质及工法，以取代并延续木构筑美学的辩证，如今成果依旧鲜明可见。

这样对于传统建筑语汇与现代性的辩证，同时代在日本一些建筑师的作品里（譬如1964年丹下健三的东京奥运代代木竞技馆），可以见到对于传统木构造的弧线大屋顶与斗拱构造系统，在以钢骨或钢筋混泥土做构筑时借由现代性语法所表达某种在类同的承传兼致意。

这样的思维轴线，在时代性的位置上，其实也完全符合当时“国民政府”来台后，亟欲在台湾“重建法统”的政治权力思维。然而，对于王大闳而言，这正是祸福相倚的所在，一方面这与他原本的建筑思轴吻合，可以继续他的建筑实践与实验；然而另一方面，在现代性语言与传统文化/符号间，究竟何者应为主体的问题，却也同时交织难解。因为当时的权力者所真正在乎的，其实是传统（宫殿建筑）符号所能暗示的道统与权力象征，对于现代主义在介入时的创新与修正，反而显露出无意承接的态度，而这也成了王大闳无可回避的挑战与困扰所在。

国父纪念馆的设计过程，相当繁复漫长与不顺利。除了设计自身的挑战外，另外更大的难处，即是来自于王大闳原本想在接续传统语汇之余，仍然能维持住对于空间性格、构筑方法与材料本质的本质尊重，以及企图能转化符号/装饰为真实构筑的简约性格。然而，这样现代主义所坚持的基本精神，却难以得到当局的肯定与接纳。至终，国父纪念馆的设计，不得不妥协地趋靠向形式上更大程度的模仿（从原本仅在两侧的大斜弧屋顶与中央的平屋顶，改成四向的传统斜屋顶，并且无视内部大会堂的空间与屋顶形式上的冲突）。

这应该就是王大闳“最艰难的设计”关键所在吧！

另外可以拿来与国父纪念馆延伸做对比的，应是1961年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竞图方案。这个提案虽然得到了评审的首奖，却又因为整体的形式风格，在诠释上“过度”的现代化，无法与当局的威权与道统思维相呼应，最终还是遭到摒除的对待，并替换了另件“粗鄙走样的抄袭品”。这件事让王大闳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已然不只是建筑理念的单纯思辨，还夹杂了时代施加在意识型态上的枷锁，这对抗一定艰辛也必然漫长。

王大闳曾在1963年对此为文，表示：“于是，为了想保持中国建筑的传统，大家开始抄袭旧建筑的造型，而对其真精神却始终盲目无所知，把一些艺匠上本属西方风格的建筑物，硬套上些无意义的外型，就当作是中国自己的东西，也就是在这样无聊的抄袭方式下，产生了今天所谓‘宫殿式’建筑。”

然而，这事件显然对王大闳尔后的路线影响深远，国父纪念馆某个程度上的愿意做修正与妥协，大约也反映了王大闳对于建筑实践这条路途某种的无奈及失望吧！

▲王大闳建国南路自宅模型

住宅建筑：自由也可喜

若从另一条脉络的住宅建筑来看，则王大闳的表现相对自由也可喜。

首先要讨论的，当然是已被认为是台湾现代建筑经典作品的建国南路自宅。这住宅是以清水红砖承重墙为主要构造系统，并将理念上源自密斯现代主义的玻璃方盒子，作了两个重要的转换。一是材料与工法的在地化（砌砖实墙取代了玻璃帷幕墙、RC构造取代钢骨构造），以符合台湾在地的经济、工业与气候条件；其次，除了依旧维系密斯一贯简洁、流动的空间风格，也与中国传统居家空间的观念作结合，譬如借由高墙断离外在世界，以塑造内隐的园林景致，或者强化室内与院落的空间连结，以寻找自我与心灵对语的契机。

这一条脉络的思辨，相对就显得明晰也自在。其后，也有其他的小住宅陆续出现，但比较值得探讨的作品，应是放在1964年的虹庐与1970年的良士大厦。这两件作品也各自回应了台湾在都市发展历程中无电梯的四层公寓与有电梯的高层公寓（12层）阶段性兴起的事实，以及王大闳对之的回应与思索。

由民间投资的虹庐与良士大厦，一个面对的是相对安静的济南路街巷，一个面对的是宽广繁忙的敦化北路。王大闳在处理这样都会与现代的住宅时，最有趣的应是他应对外在环境时依旧延续着中国传统住宅的内外断离态度，一反西方高层建筑以开放的门窗，迎向外界空间的作法，反而在迎街的正立面上，塑立起近乎封闭的垂直墙面（让人联想起苏州住宅的白高墙），并另外打造可透光通风的共用天井空间。

想要以传统的内隐式空间形态，来回答现代都会的高层住宅究竟应当如何做发展，其中积极回应传统的姿态与意图，鲜明可辨。然而这样的尝试虽然可敬，但并没有得到当时正将迅速扩张、由建商所主导市场面的善意回应。王大闳也在主观与客观的因素下，渐渐淡出1980年代起全然由商业主导的建筑世界，更逐日为社会所淡忘。

▲“久违的现代：冯纪忠/王大闳建筑文献展”王大闳作品展厅

结语

现在回顾王大闳的全部作品，我依旧觉得由官方主导的公共建筑与由民间主导的住宅建筑，是交织的两条主要阅读脉络。其中，他想要回应的问题，其实是相同的，也就是如何能延续传统建筑的“真精神”，并结合时代的技术与思潮，重新定义所谓的中国当代新建筑。

王大闳这样的意图与路径，虽然在遭逢当时的政治及商业权力时遇到了某些挫折与困难，因此，也见到王大闳在其间的某些挣扎与委婉求全，然而最终再看去，他性格中一种对真实信仰的坚持，却也是使他几度徘徊、终于无法顺利善舞入时代舞台的因素。也就是说，在建筑的当为与不为间，王大闳有着固执、甚至不甚合时宜的不屈态度，这性格虽使他错失了一些机会，然而相对于益加是媚俗的此刻建筑世道，这态度毋宁是令人怀念与敬佩的吧！

从王大闳的生命与建筑中，让我们见到一种自制的简单，是类乎在西方君子与中国文人间，文化与文明的文质彬彬交织。在平日的生活里，王大闳所显现的简约、隐退与不语，虽是一种可敬的品质，也让人有着些许的遗憾与歉意感受，因为仿佛在这样的退与静里，正像是另种对于时代的无声批判呢！

但是，或许也不需要如此悲观，就引一句1968年格罗皮乌斯函寄给王大闳，其中手抄了希腊诗人塞弗里斯的诗。在这首受到王大闳珍爱的手稿诗里，提到“不语”的重要性：

已到了只说非说不可话语的时候了，因为明日我们的灵魂即将远航。

文

阮庆岳，台湾元智大学艺术与设计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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