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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南方周末。发自北京 2016-04-25。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李宏宇 文章已获授权
建筑师张永和住在北京东城区一个封闭式小区。住户刷门禁卡出入若干处院门，没有门禁卡的人想要进小区，哪怕是每天出现的O2O外卖送餐员，都会遭到门岗的盘问。
小区对面是同一个开发商更晚建造的项目，叫当代MOMA。最惹眼的特征是几幢形状各异的高层公寓楼，在五十多米的高度，由悬空的走廊连成一串。建筑师斯蒂文·霍尔和李虎设计的这个项目，最初是开放社区——在公寓楼围起的院落中央，有一家艺术影院和一家设计酒店，一侧是一家幼儿园，它们服务所有人，没道理圈在小区里边。
半空中的连廊在设计里也是对公众开放的，通过独立的电梯，人们可以进入里面的健身会所、美容店或其他商业服务场所，但不可能闯进住户的空间。央视新大楼里，雷姆·库哈斯也设计了一条独立的“游客流线环路”，让公众可以参观这个公立媒体机构的日常工作，又不干扰它的运转。
但是开发商一开始就认为这不靠谱。建筑师的坚持和变通都没奏效，小区还是建了围墙，设了门岗，但门岗很尴尬——要是每个去看电影、住酒店、去餐厅吃饭、接送孩子的非住户都得盘问，那太累了。至少在白天，这个小区基本是随意出入。
“我们这边起码假模假式地拦你。”张永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增加了这层封闭，给你安全感，你住在这种地方，好像有一个更高的社会地位。”
封闭小区门岗的制服，成了赋予住户“身份感”的重要手段之一，也花样迭出。张永和见过很多的小区和门岗，最逗的是东莞某个早已忘了名字的楼盘，门岗制服完整山寨了英国白金汉宫皇家卫兵的行头，尤其那顶熊皮高帽，特别打眼。
南方周末：“推广街区制，逐步打开封闭小区”，这是否尤其针对北京，因为北京大院最多？
张永和：北京特别有传统。紫禁城是一个封闭的大院子，四合院是小院子，还有佛寺。和尚自力更生，他们就成了独立的小王国，独立的经济，还有菜园子。此外城市是一体的。明朝，在北京的城市格局里，紫禁城是一个洞，还有几个小洞，有几个寺庙。满清政权，游牧民族进城，全都是军队。旗人没法融入汉族的生活，又是供给制，不许自己的军队工作，就建立了旗营，等于又打了一堆洞。
南方周末：旗营的形式什么样？
张永和：是一个大院，很大。当时的人搭帐篷住，不光是女真民族，蒙古人进城，也有住不惯房子的，在院子里搭毡房。
1949年以后，军队进来，也是供给制，所以这大院，那大院。后来还有政府机构、大学、工厂，用这个机制的特别多，因为管理上需要“单位”，原来几乎每个人都是“单位”的。如果你不属于单位，那就属于“社会闲散人员”，住房管局的房子。
南方周末：小区的概念在中国是什么时候有的？1949年后马上就有了吗？
张永和：应该是挺快的，1960年代初就有了一些著名的小区，像三里河小区、二里沟小区，可是不完全是封闭的。三里河包括“四部一会”是我爸设计的，有点院落式的。二里沟是华揽洪设计。
大家一般以为是梁思成提出保护旧城，做新城，被上层领导给否定了，这事就没发生。实际上不是。当时的中央是接受了梁思成的建议，而梁思成不是实践建筑师，所以组织了一帮建筑师从二里沟到三里河这一线，盖一个政府的中心，而且在老城外，就是“新北京”。干得如火如荼时，出了“高饶反党集团”。高岗是新北京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他自杀了，项目就停了。这完全是偶然的一个事。
南方周末：原则上今后中国的城市不再建封闭式的社区，这对住宅的设计，会带来什么影响？
张永和：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封闭小区比真的城市街区大很多，一个封闭的住宅区实际上包含若干个街区，城市道路到那里断了，除了基础设施——水电煤气这些管网进去之外，都停在外面了。一旦打开，应该是城市街道穿过去，这种极大的楼群，应该按照一个城市街区的尺度重组。
人为什么住在城里？商业的需要、工作的需要，还有社会性的需求。当你住在小区里，这些需要都变远了。这也带来了和公共交通的关系的弱化。因为公共交通不进社区，大的小区进去后就得狂走，或者停个自行车在院门口。这样可能大家就不愿意坐公共交通，会更多用私人汽车。
南方周末：街区的尺度有何标准？
张永和：街区是欧洲的概念。在美国也不完全一样，我不是指纽约，是指休斯敦、洛杉矶这种城市。在欧洲传统上，一个街区的大小大概是50米×50米，到100米×100米。曼哈顿是60×120，长方形，窄边是60，一拐就到了。到了柏林是200米×200米，超级街区，恐怕就没有再大的了。
中国城市开发里最小的地块，能装大院能装小区，是500米×500米，还基本找不到，很少。一般大概是600米×600米起步，大了去了。所以中国的城市，本质上已经没法走路了。
南方周末：欧洲这种街区尺度怎么形成的？
张永和：就是人走。有一个建筑师比较夸张，卢森堡人，他说一个好的城市，街的两边都是商业，还得是步行街，街的宽度是怎么定呢？你站在马路中间，两边橱窗里的东西都看得清楚。我们在美国，有时眼巴巴看着一个店里的东西喜欢，没地儿停车，你也不能太仔细看，后面车一多喇叭就响了。
南方周末：中国的社区为什么会这么大？
张永和：第一，经济体制决定的。我为什么不能买100米的地开发？可不但我不能买，小开发商也不能买，得大开发商。这就决定了对这个城市尺度的认识。也不是不能理解，他觉得大开发商有实力，有信用。可能也对，中国的小开发商更不靠谱。
第二，大的开发商，你干半个城，我干半个城，稀里哗啦，新城就起来了。当然，封闭社区本来也受欢迎，但它是更受开发商欢迎，还是消费者欢迎，就不太清楚了，我觉得都有。
南方周末：中国尤其北京的城市居民，是否本来就不那么在意街道的生活方式？过去四合院也是向内的居住。
张永和：我出生的那条胡同，现在叫灯市口西街，原来叫乃兹府。过去是管皇帝奶妈的府，叫奶子府，1950年代觉得不雅，改了。那里离东华门也很近，夏天吃完晚饭，父母带着我和我哥到王府井遛弯。这一路上会碰到熟人，站在街上就说话。后来我和蔡国强在他的老家泉州，街上还有这种传统，人和人都认得。北京就没了，因为你不在街上走了。
这是鸡和蛋的问题——是因为没有那个环境，才没了需要？还是本来不需要，才没有了？我有点怀疑是第一种，因为没有给大家一个机会。多少人住在王府井的附近？太少了，全都进了大院进了小区。
南方周末：建筑行业有一个词叫“退红线”，规定建筑物要隔城市道路一段距离。而大院和小区又必须跟街道保持距离。
张永和：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想象，城市是一个花园，沿街都是绿化。有一个城市我非常推荐，山东烟台——你走在大马路上，完全看不到房子，特别绝，不是要退红线吗，结果房子在绿化带后面藏着。
南方周末：绿化带全是很高的树吗？
张永和：不是很高，但是足够宽。你也不能说它不好，但城市感就没有，很郊区化。过去二三十年，城市多少都是这样，有一个绿化带，再有围墙，房子还不挨围墙。绿化带是属于城市的，围墙是所谓的红线，然后你再退，所以房子就在很里面，没有商业街面。
原来中国北方的商业是不发达的，从供给制过来的人当了官，对逛街、购物、城市生活也没有感觉。对他来说什么是城市？他出行坐在汽车里，看着漂亮。我们家有一段时间住在气象局大院，过去树木非常好，都是钻天杨，道路的尺度也好，老头老太太能过去，自发的商业可好了，就和三里屯似的。每搞一次城市整顿就把这些商业给拆了，当然，那些商业都是违章的。但官员要是自己喜欢逛街，可能认识就不一样。
南方周末：你在美国住了很久，美国人喜欢什么样的城市格局？
张永和：在城市里住的人群，时大时小，美国是战后一直缩。美国梦就是占块地盖个房子，有“反城市”的基因在。美国绝大多数人最不喜欢的城市就是纽约，又脏又乱，充满犯罪。所以就住在郊区，占一块地盖一个房子。战后汽车发展了，又有高速公路，90%的人住郊区。有些受欧洲影响比较大的人，有点像咱们的文艺青年，向往城市。数量很少，基本上就是10%。可是过去十年，开始有征兆，有人想住到城里。
美国人的生活意味着三个停车位：家一个，办公的地方一个，购物中心一个。有这三个停车位，生活就转起来了。在某个州，开发商注意到有些单身年轻人，不像那些住在郊区的，每周末去购物中心买趟东西，比一般人去的频率高点。他们就在购物中心上面盖公寓，卖得特别好。也不知道会不会进一步发展，最后购物中心变成一种新的城市雏形了。
欧洲相对稳定，人们普遍对城市感兴趣，一直对汽车、郊区没那么感兴趣。
南方周末：但社区打开了，楼下过汽车，家里有孩子的，可能就头疼了。
张永和：这就跟要住郊区的情况一样。居民享受城里，最好“下楼就吃夜宵，过马路就上班”。房子如果在郊区，开放的意义也不大。如果是比较中心的位置，周边的商业、文化设施很好，肯定会吸引一批人，这就使得城市居民重新发现城市生活的质量和魅力，慢慢有更多这样的社区，卖得特别好，有这么一个过程。
开放社区这个事，我挺感兴趣的首先是，一个城市建设规范的改变——两个房子的间距能不能改？建筑覆盖率能不能提高？现在一块地只有30%能盖房子，剩下的必须得是绿地和公共的空间。
南方周末：为什么要把房子盖得更密集？
张永和：今天北京平均的单向通勤时间是1小时10分，2004-2005年是59分。怎么看这个问题呢？缩小通勤，就得住在离上班近的地方。没有快车，公共交通、地铁是最有保障的，频率得提高。那就意味着，有一天一定会提出一个问题：全北京市的人，能不能都塞在朝阳区，全都是高楼林立，把别的地方变成花园？所以就要有一个密度，就需要多盖房子，也不见得是高楼。这是一个挑战，会出现，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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