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范·德·兰(Hans van der Laan),1904年出生在荷兰莱顿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父亲和兄弟都是建筑师。19岁时,他开始在代尔夫特学习建筑。但出于对当时该校教学缺乏设计理论的不满,在三年后退学,转而成为一名本笃会修士。在本笃派的“Ora et labora”(祈祷与劳动)原则的倡导下,范·德·兰依然从事一些与宗教礼仪相关的设计工作。弟弟Nico毕业后,他开始重拾建筑工作,并制定了自己的建筑理论。
塑性数
在范·德·兰看来,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测度的连续体,测量使我们从中发现自我。建筑,除了最基础的功用——提供栖身之所,还应提供另一种度量空间的方式,帮助我们认知世界。如同音乐对一段时间的度量一样,与时钟提供的度量完全不同。
当我们处在一个空间中,眼睛会自动去测量这个空间:选取一个基本元素,凭直觉估计它的尺度,然后用它来衡量整个空间。面对相同的尺度,我们往往采取计数的方式。对不同的尺度,则需要测量或比较。我们往往会将相似尺寸归纳为同一种尺寸,那么人眼能够感知的最小差异是多少?范·德·兰认为,两种不同尺寸之间的必要差值是1∶4,当小于这个差值时,人眼就不能明确区分了。即两者的比例是3∶4,范·德·兰称之为“塑性数”(Plastic Number)。
其实在此前4年,法国工程师Gérard Cordonnier就已经发现了这个常数,并命名为“辐射数”(le nombre radiant)。它是x³ = x + 1的唯一实数根,约等于1.325(4/3与之接近,是这个常数的简化形式)。以这个常数为比率可以构成一个无限递推的数列。不过一个由无理数构成的数列并不方便设计应用,于是范·德·兰制定了一个以3∶4和1∶7这两个比例为关键的序列,这个序列由四舍五入后的整数或整数构成的分数组成。
他截取从1开始、按3∶4的比率递增7次所组成的序列(1,4/3,7/4,7/3,3,4,16/3,7),定义为一个尺度层级。在这8个尺度中,最小尺度和最大尺度的比值为1∶7。3∶4和1∶7是这个尺度层级的两个感官极限。3∶4是可被感知的最小差异,而1∶7是相互关联的两个尺度之间允许的最大差异。
将这个序列延伸,得到三个尺度层级,即房间(Cell)、院落(Court)、领域(Domain)。它们对应德国哲学家Otto Friedrich Bollnow定义的围绕人体的三重尺度:工作空间、步行空间、视觉范围。
然后,范·德·兰例举出了“房间—院落—领域”的九种布置方案,并将方案6定义为最有趣的叠加(superposition)状况:房间构成了院落,院落定义了领域。
法尔斯的圣本笃修道院教堂和地下圣堂
Church & Crypt of St.Benedictusberg Monastery
1956—68
地址:Mamelis 39, Lemiers
拍摄时间:2020年,夏
荷兰法尔斯的圣本笃修道院坐落在风景优美的山坡上,起初拥有一座由玻姆设计的砖建筑,但一直未曾完工,始终缺少最核心的宗教空间:教堂和地下圣堂。1956年,修道院的僧侣将这项工作交给范·德·兰。
范·德·兰在此前从事的法衣、家具、容器或是小型建筑的设计中,往往局限于具象或典型的形式。而此时,刚刚经历过意大利的旅行、完善了塑性数理论的他,开始转向更加纯粹和抽象的形式,试图在这个修道院的设计中实现“Nobilis Simplicitas”(高贵的简单)。
绿色草坡上,白色墙面和灰色屋顶,不带有任何刻意的修饰,整座建筑成为比例和光影主导的场域。教堂和庭院形成的矩形和附着在前侧的门房,围合成一个前广场。广场上带有十字架的纪念碑并不包含在范·德·兰的最初设计中,而是对反对意见的让步——过于抽象的立面被认为不足以彰显教堂的特征。
门房端头的小型门廊朝向前广场,将人们引入一个很小的门厅。门厅中天花板上的圆形天窗宣布这里是一个重要节点。左边,几级台阶通向庭院略高的地坪。
庭院的四面被柱廊包裹,其中一面的柱廊被楼梯占据。这部楼梯对着门厅,将来访者直接引向上层的教堂。钟塔坐落在柱廊的一角,刚好在庭院入口正上方。
教堂是一个巴西利卡式的布局:中间是较高的中殿,两侧是较矮的侧廊。侧廊形成U形,将中殿牢牢框住。这种侧廊由范·德·兰定义的最小空间——房间(Cell)——派生而来:房间在一个方向上被重复,形成一条走廊。一侧的墙保持闭合,另一侧的墙打开,以展示墙的厚度。墙厚和廊宽符合1∶7,保持“质量和空间”(mass and space)的内在关联。侧廊又被叠加在中殿大厅中,成为更大空间的基本组成部分。这样一个层层嵌套的关联便形成了墙与侧廊关联,侧廊与整个教堂关联。
侧廊和庭院同高,形成一个矩形的底座,中殿从这个底座中升起。底座高度与中殿突出部分遵循3∶4的比例。中殿高侧窗区域与坡屋顶的高度比例也是3∶4。此外,高侧窗开间和侧廊开间的宽高比也都符合3∶4。依照这个比例,教堂的全长被分为12个高侧窗开间和7个侧廊开间。两者并没有传统的静态对位关系,而呈现了动态的空间节奏。至于这些开间中开口和短墙的比例,范·德·兰回到维特鲁威的五种柱间比(intercolumniation),从中选择比例最适当的“二径又四分之一柱间”(eustylos)。
中殿的平面布局与礼仪的形态相关。范·德·兰提到他在奥斯特豪特修道院时参与宗教仪式的经历:教堂被分为递进的三个空间,分别对应信众、唱诗班和祭坛。这不仅使教堂过于窄长,也让仪式沦为一种表演而缺乏参与感。为了避免这种空间和礼仪模式,范·德·兰将唱诗班放置在圣坛两侧。唱诗班和圣坛组成一个正方形区域,后侧保留一个条状空间用于仪式,而前侧的信众聚集区域也是一个正方形。
悬浮物均匀地弥散在整个空间,当人走过时,能感觉到空气的变化,好像浸入一种舒适的低音中。从高侧窗进入的光束因为丁达尔效应而显得神圣,涂白的粗糙墙面,在阳光的照耀下极富表现力。木质家具采用了最基本的几何形体,以薄薄的浅青色油漆削弱其材料性。在范·德·兰看来,家具是建筑尺度序列的延伸,它们并不需要多余的装饰,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房间的装饰。
地下圣堂比教堂早7年建成,位于教堂正下方,因此两者的结构高度关联。教堂的侧廊部分在地下圣堂被组织为隔开的龛室,从庭院通往地下圣堂的两个楼梯占据了端头的龛室,其余龛室被视为小型礼拜堂,用以进行低弥撒(无唱诗)。由于建筑在坡上,圣堂坡下一侧的立面并不在地下,而是朝向前广场。一排有节奏的横窗为地下圣堂提供着全部的光线。光线仅从一侧涌入,在粗糙的材料表面游走,直到消散在黑暗中。
与上层教堂不同的是,两排承重的梁和短墙,又将中殿区域一分为三。圣坛和条凳被放置在中间的分格,两侧的空间充当侧廊的功能。唱诗班的座椅包围着圣坛,占据了侧廊的尽端。各类圣器和家具,都出自范·德·兰之手,以克制的姿态和颜色,成为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这座建筑并不依靠宗教象征主义来产生意义,而是以其情感特质所蕴含的精神性为依托,散发着光辉。
圣坛后侧的墙,以石材包覆,镌刻着为修道院的建设提供资金捐助者的名字。这堵墙的后面,是他们的安息之所。范·德·兰在这座修道院度过的他的大半生,最终葬在花园的墓地里。
鲁森贝格修道院
Roosenberg Monastery
1972—75
地址:Oudeheerweg-Heide 3, Waasmunster
拍摄时间:2019年,春
法尔斯修道院的地下圣堂和教堂分别于1961年和1968年落成,但并没有立即引起建筑界的注意。直到1971年,两位比利时记者在Standard der Letteren上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建筑的重浸派在法尔斯建了一座修道院”。
这篇文章引起了来自瓦斯明斯特的圣方济玛丽亚修女会的注意,于是她们造访了法尔斯。这次会面促成了范·德·兰的另一次实践:在瓦斯明斯特尔边界一个风景秀丽的坡地上建造一座新的修道院,为12名修女和25名访客提供沉思场所。这个委托来得可谓恰逢其时,因为范·德·兰刚刚完成了他的全部研究。在弟弟的事务所和两位来自梅勒的建筑师的协助下,这个项目仅两年就完成了。1975年,鲁森贝格修道院落成时,范·德·兰开始动笔写他最重要的著作《建筑空间》。这座修道院可被视为其理论的直接实施。
修道院的选址在一片不规则四边形的场地上,三面被树林包围,一面朝向一片带河流的低地。根据范·德·兰针对场地处置提出的“房间—院落—领域”模型,建筑被布置在外围。这样的布置使建筑外部产生了两个花园:建筑东侧较小、较私密的花园,给修女使用;建筑南侧较大的花园,给访客使用。建筑与花园的尺度比例在长宽两个方向都是3∶4,建筑与场地边缘之间的条状区域占场地的1/7。因此,建筑的长宽大约各占场地的2/5。范·德·兰认为这一比例比较平衡,接近维特鲁威所推崇的“二径又四分之一柱间”柱径和柱间的比例4∶9。
建筑中各元素的尺度按照范·德·兰基于塑性数提出的调和比例被确定:房间(Cell)作为最基本的空间,对应级数1,尺寸是351厘米。因此,墙体(1/7)、房间(1)、院落(7)和领域(49)的尺寸分别被确定为49、351、2513和17991厘米。简化一下,它们形成三个尺度层级:墙体到窗洞在0.5米和3.5米之间变化;房间到修道院的侧翼在3.5米至25米之间变化;而场地的尺度则到达175米。
来到北侧的前广场,会看到白墙断开的缝隙中回廊的屋顶从庭院里伸出来,形成一个浅浅的挑檐,这便是修道院的入口。这个入口的高宽比符合3∶4,门扇高度与入口高度的比例也符合3∶4,后面回廊的短墙也刚好被放置在入口3∶4的位置。这样的比例游戏在这座修道院中随处可见。
正对入口的短墙上,两块小牌子分别指向两侧,修道院在右,教堂在左。庭院回廊由木质的顶和刷白的砖短墙构成,梁被隐去了。短墙在屋顶的一侧,且略高于屋面。
教堂的方形侧廊与庭院同高,在东侧突出一块作为神龛,这使其宽长比达到3∶4。中殿的平面是八边形,边长530厘米,依旧按照宽高比3∶4来组织。这种向心式教堂的模式使得圣坛位于中央,信众的座椅紧紧围绕着它。
庭院的另一端通往修道院。通过一道不大的门,来到一个幽暗的门厅。阳光顺着一部通往上层客房的楼梯将厅的一角照亮。
左转,寻着另一个光亮,就来到了修道院庭院中央的环廊。环廊一侧朝着花园,排列着方形的窗洞;另一侧是相对封闭的墙体,没有任何装饰,只有极少的门通向墙另一侧的食堂和图书馆。不同于建筑外围的花园,被围合的花园有代表圣母圣洁的涵义。窗顶和窗底连续的混凝土表面,简洁且富于韵律的窗洞开口,使这个庄严的空间无限延伸。粗糙的材料表面被不同强度的光线照亮,使空间体验变得丰富起来。
食堂和图书馆在侧翼外围布置,占用2到4个房间开间,空间相当于半个大厅,因此只拥有一条侧廊,占整个宽度的2/5。当房间之间的门打开时,这些侧廊形成连续的通路。为了保持各个细节与建筑的高度统一,家具的日常尺寸被范·德·兰改变了。
通向二层的楼梯也被布置在这样的房间里,占用2个房间单元的长度。楼梯在外墙和另一个与之平行的墙之间的夹缝中,二层的4扇窗户使阳光充满这个夹缝。人们被光线引导着,先走上垂直于外墙伸出的5级台阶,转而沿着夹缝上升。墙以栏板的形式结束,视野变得开阔。
这样的楼梯共有三部,其中两部通往西翼的客房,一部通往南翼的僧房。僧房或客房在二层带有木质墙面的走廊两侧,被定义为最小的空间单位房间(Cell),尺寸为3.51米 x 4米,宽度与墙厚保持1∶7的比例。正方形地砖的边长与墙厚一致,可以以整数排列。范·德·兰在鲁森贝格修道院第一次设计了这种单人间类型:两扇正方形的窗用以欣赏花园的景色,还配备了一张带床头柜的床,一个衣柜和一副桌椅。
批评和质疑
范·德·兰坚信塑性数是诞生杰出建筑的唯一路径。这几乎是偏执的,他批评了其它当时正在被使用的比例理论,并公开蔑视所有现代设计。最为人熟知的是他对柯布的批判:在报纸上,他宣称朗香教堂是“非建筑形式的组合”,是一种以形式为最高目标的建筑表达,来源于 "醉心于与自然形态联结的狂想”。这使他的理论成为怀疑和批评的标靶。批评者认为他的建筑是不可接受的传统和形式的倒退,而塑性数则被认为是教条式的比例系统。
另外,塑性数的来源也相当含糊。范·德·兰说,他在1928年设计巴勒拿骚礼拜堂(Chapel Baarle-Nassau)的外墙时,就发现了3∶4这个比例的美学潜力。而范·德·兰并不愿意将这个比例叙述成一种单纯的设计工具,而试图在哲学框架下引入塑性数,将它叙述成人类感知的关键。为了寻找感知的阈值,范·德·兰跟学生做了一个实验:他选取了36颗直径相差1/25的卵石,按尺寸排成序列。范·德·兰认为,1/25的差异可以被察觉,但不经测量就无法明确界定。他指导学生将卵石排列成看起来大小相同的一组,范·德·兰称之为同一类型。当大小差异明显到可以通过感知来界定时,他就指导学生将那些卵石归入不同的组。所有学生都整理出5组卵石,每组7颗。结果是,每组中最大的卵石与下一组中最大的卵石以4∶3的比例产生关联。因此证明,1∶4是可以识别和明确界定的尺寸差异的临界值。
鲁汶大学建筑系教授卡罗琳·沃埃特(Caroline Voet)与她的学生重复了这个实验,却无法得到同样的结果。于是她断定,这只是一个阐述性的教学工具,而不能被视作导出塑性数的必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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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塑性数理论有它的弱点,但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跨度很大的比例系统,将不同层级的空间联系起来,小到家具陈设、大到领域,这在建筑师的比例世界中是独一无二的。
对范·德·兰而言,塑性数不仅是设计工具,更是哲学工具。它结合了古代构造理论与现代的架构方式,试图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联提供稳定和秩序。范·德·兰通过他为数不多的建筑诠释了他的理论,如果他没有留下这些具有说服力的建筑,塑性数理论想必也不会得到人们的重视。其实,任何比例系统或者空间哲学都无法为杰出的建筑设计提供保障,塑性数也不例外。它肯定不是范·德·兰所宣称的诞生杰出建筑的唯一路径,也没有发展成为被广泛运用的理论。但是它所引发的讨论至今仍然活跃着,也持续激励和启发着许多建筑师,或许这才是它更大的价值吧。
参考阅读
理查德·帕多万,比例 - 科学·哲学·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Caroline Voet, Between Looking and Making: Unravelling Dom Hans van der Laan’s Plastic Number. 2016.
Caroline Voet, A House for the Mind, Antwerp: VAi, 2017.
www.vanderlaanstichting.nl
www.domhansvanderlaan.nl
关于拍摄
本文现场照片采用6x9中画幅相机与135数码相机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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