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宏涛：做“水到渠成”的城市更新｜筑境20周年访谈

编辑：李翊娴、彭紫琦 | 2024.01.17 10:00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让首钢园区备受国际瞩目。这是国内近年颇具代表性的城市更新，项目背后的建筑师对园区“八年磨一剑”的改造，让片区焕发出全新活力。

本次专访，是与首钢园区更新改造的重要建筑师、筑境设计“城市更新”版块核心人物薄宏涛的深入交流。从4个尺度各异的代表作出发，探讨他眼中的城市更新策略、工业遗存价值、团队十余年的研究与实践成果——在其中，我们印象尤深的一句是“城市更新需要长周期的判断和规划，一步到位的更新不是最优解”。

这是有方“筑境20周年系列报道”收官之作。以12个问题，走近薄宏涛的城市观察与设计实践。

有方你在2006年加入程泰宁院士的团队，能否简要介绍此前的学习及工作履历？当时是出于怎样的契机选择加入团队？

薄宏涛 我本科毕业后在重庆市院工作了两年，后来前往上海在同济大学攻读硕士，跟随蔡永洁和李振宇两位老师主修城市设计，期间还被选中去到德国柏林工业大学进修暑期课程；这一阶段对我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型，我的思考范围从红线内拓展到了红线外，进一步从城市能级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此后，我先后供职于德国IFB和AR.D.D.公司，全周期跟踪落地了几个项目，这让我获得了很好的学习机会，也为后来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第一次见到程泰宁院士是1999年北京国际建协大会，在一大群人的包围中捧着他的作品集杀进重围找他签名。真正和程院士相识，是在2004年的一个项目。作为业主顾问，他反馈的意见既有高屋建瓴又切中肯綮。当时他非常关爱和重视我们这些后辈，我的方案他改了几次草图还传真给我，这些我至今还珍藏着。2006年，我邀请程院士合作一个国宾馆项目，他甚至亲自飞到当地了解情况，但最后这个项目没能成功落成。让程先生白跑一趟，我很愧疚，但程院士表示“合作不在一时一隅，而在长久”——这个话一听，我们就都懂了（笑）。

当时我们团队不足10人，都对专业抱有热情和追求，而筑境又是一个很好的创作平台，于是我们都来到了筑境，也逐渐构成了现在上海分公司一院的班底。加入筑境团队后我才明白，程先生给你一个外人画个草图，那是不得了的事儿；在项目还没影的时候就出了趟差，更是难以想象！此后的17年间，程院士锐意进取、不断变革的精神也一直感染和激励我们。

有方对于你深耕多年的城市更新领域，实践过程中的哪些事件/节点，可称为“关键时刻”？在多年实践中，你认为这一领域项目中函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薄宏涛 从开始接触这个版块，到终于获得了一个相对来说品质较高的落地项目，这期间我经历了多次尝试和漫长的等待，这里有两个我印象比较深的节点。一个是在2012年9月，我陪同程院士参加了西班牙建筑学会组织的中西建筑师交流活动，期间参访了马德里的凯撒广场文化中心、巴塞罗那Las Arenas商业中心等优秀改造项目，面对既有建筑更新后展现出来的文脉赓续、新旧共存的状态，我大受感染，并开始关注城市更新。这是我关注这一领域的起点，后续也开始有意识地向这个方向转型。

另一个是在2015年12月，我们团队参加了首钢秀池北侧联合泵站的投标竞赛。对工业遗存的充分尊重，让我们最终拿下了这个项目的设计权，也成为我们参与园区更新那个巨大雪球的第一片雪花。

目前来看，我认为国内城市更新项目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认知观念错位。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存量时代，但很多企业在做城市更新项目时，还是维持着增量时代的评价标准和机制体系，追求短期的盈利回报。

二是顶层架构缺失。城市更新项目需要长周期的判断和规划，而目前在国内还很难做到这一点；此外，目前行业内大部分规范还是针对新建的增量建筑而设，存量规范大量空白，无法满足城市更新项目的需求。

最后一个，也是我近几年感受比较深的，是运营内容匮乏。城市更新项目核心在于在场地里引入吸引人的内容，引入可以提供城市肌体自身造血机能的产业。在我看来，“教育+”产业是很棒的先导内容方。国外很多城市更新项目早期便会先引进学校或者教育机构，这样的运营模式成本低，对场地要求不高，却可以带来长期锚固的人气并提供后期产业迭代的可能。虽然国外有颇多“教育+”产业激活更新的成功案例，但这类回报周期太长的产业在国内更新领域却是普遍缺失的。

有方你在2018年创立了筑境城市更新研究中心（CCTN·URC），能否扼要介绍团队近年的研究方向和重要成果？你认为刚才提到的城市更新领域的三个问题，是否能通过研究探寻到解决方案？

薄宏涛 作为实践建筑师，我希望我们研究的内容能做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通过研究中规律性地总结，帮助项目更好地落地。当然，如果我们的研究能对国内的更新实践有所裨益，那也是善莫大焉；这是我成立城市更新研究中心的初心，也与程院士一直倡导的“产学研一体”的理念相匹配。

我们可依托研究归纳总结的规律去引导和推动与业主达成共识、再结合他们的诉求制定策略，按照长效发展的思路对项目进行整体的模型建构。今年，我们科研团队的浙江省建设厅研究课题《既有工业遗存肌理再生的大数据类型学研究》将国内外优秀的工业遗存再生案例以类型学方法构建数据库，并分析其再生活动背后的价值规律。这可以为国内工业遗存再生相关的实践提供参照，也帮助我们更好地以例证的方式与业主沟通。我自己的博士论文《存量时代下工业遗存更新的策略与路径》中也谈到了关于工业遗存更新项目中策略与路径的选择问题。对于一个项目而言，我们需要为它挑选适配度高的、更有利的策略，所以“顺势而为”很重要。

我们从过往的实践中总结研究出的内容，能够对未来的实践工作提供非常大的帮助。比如我们这两年就对首钢项目进行系统反思并集结成书——去年的《复兴引擎：首钢三高炉更新的可持续性实践》和今年即将出版的《复兴旅程：首钢园北区更新的可持续性实践》。

有人会说，首钢园区是个特别宏大的项目，但却是不可复制的，毕竟不是每个城市都有奥运、都有服贸会；其实首钢有无数个不同的子项目，这些项目背后又有很多规律性的问题是相通的，所以在推行到其他城市时，遵循相似性的规律再选用与其能级相匹配的文化公共事件或是IP产品就可以了。我希望通过这些总结推动业内不同角色的参与者在更新认知上达成观念上的共识，这也是我们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意义。虽然我们的研究速率并不快，但至少我们还在努力。

有方首钢三高炉博物馆及全球首发中心是筑境近年备受关注的项目，你认为设计中的核心挑战是什么？其中有哪些经验可以被更好地推行？

薄宏涛 在这个项目中，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主要来自于从增量到存量的思考方式及工作路径的转换。不同于传统增量项目，我认为在存量时代的更新项目里，“城市设计优先”是工作路径中首先需要做出的转变。通过城市设计，我们能够整合项目中各方提出的诉求，把一系列复杂且不可视的关联利益及功能诉求变成有形的空间作答，最终将各方共同认可的城市设计转化为清晰易读的控规数据，我们将这称为“有形任务书”。

首钢博物馆择址落户三高炉，就是我们做了两湖片区城市设计后逆向调整控规的结果。在先导城市设计中，我们结合项目定位、植入功能、空间关系、媒介传播等一系列影响因子，梳理成了清晰的逻辑，让之后的更新工作更加顺畅。

我们在城市设计中将博物馆放在与已落成的奥组委园区仅一街之隔的三高炉，这样便能形成一种强强联动的双IP效应，项目也能够成为奥运宣发中的一个伴随者。三高炉旁的湖（晾水池）、山（石景山）、河（永定河）联动使之具备强烈的“场景唯一性”，这种天然开放的区位条件也促成了工业与自然对话关系的唯一性。因此，我们结合晾水池设计了环湖开放空间和水下停车场，在解决了场地安全性、可达性和公平性等问题的同时，更创造出了“水下望高炉”的独特场景体验。所有这些要素控制和问题统筹都是在前端的城市设计里完成的，也得到了关联部门的高度认可，从而指导了后续一系列工作的顺利推进。

当然，这种“城市设计优先”引导后续工作的路径方法因为时间限制和审批难度等问题不一定在所有项目中都能有效执行，但三高炉也还有很多其他可复制的方法经验，比如工业性到城市性的转变、大量公共空间的塑造、城市配套服务功能的外置等，让场地成为能与市民使用产生有效交互的场所，这些都是可以较容易被推行的。

总而言之，可复制的逻辑经验其实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术”，一个是“道”。“术”就是设计中的一些硬技术手段，比如金属的除锈、耐候涂装，混凝土面的加固做旧等，这些手段和材料工法都是在后续项目中可以被复制的。“道”则是设计的方法路径和策略态度，像通过前端设计协调各方诉求、通过功能重组让场地焕发活力，就必须要反复沟通协调，这种“祥林嫂”式的工作态度也算是个可复制的路径（笑）。可能这是做城市更新项目的建筑师都有的同感，我们必须要有一颗坚韧的内心，在设计推进过程中持之以恒地反复协调各个部门，从而达到最好的实施成果。

有方在完成了首钢这样重要的工业遗存改造项目后，你如何理解工业遗存的价值？我们又该如何更好地保存/再利用这些项目？

薄宏涛 一般来说，工业遗产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相当高的历史、人文和工艺价值的，它们或是某个时代的重要技术表征物，或承载了一段重要的人文记忆。而另一类，也是我们更常接触到的，则是二产寿命周期还没结束、但在产业结构调整下被逐渐弃用的普通工业遗存，这类遗存普遍并不具备很高历史人文及工艺价值。

目前国内工业遗产更新改造领域的价值评价体系中，除了达成共识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工艺价值、艺术价值之外，工业遗产的再利用价值也是绝大部分业主非常看重的评价维度。对于大部分需要在二次利用中重新焕发活力的工业遗存而言，过度文物化是错误的。大部分工业遗存随着城市发展被逐渐包裹在城市肌体里，但由于其所在区域曾为产业主导，无法提供完备的城市公共配套服务。如果这些遗存因过度文物化而被静态保护，则根本无法完成产业转换，无从进入它的二次再利用的生命周期，从而完全无法体现其再利用价值。

因此，将工业遗存二次利用，多数应该能让它们从与日常生活疏离的工业生产状态，转换为都市生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遗存的更新和焕活，为关联区域带来整体生活福祉的提升，让它们以新的实用性和使用性来回报城市，这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就是，工业遗存的耐候性很差，在对遗存更新这一领域真正了解前，往往会认为钢筋铁骨的工业构筑物非常结实，这是一种典型的误读。工业构筑物在生产过程中是“随检随修随维护”的，一座遗存往往包括各个不同年代的维修构件，是不断更替的新旧材料构件的集成体。这种动态维护的结果就是，我们面对的遗存基本就是一条忒修斯之船。后工业时代工业遗存的再利用，如果采用静态保护的方式，很多钢铁构件是根本保留不住的，后续的维护成本也很大。这个基础维护成本的唯一出处，就是由更新后的使用主体承担，不更新不使用，对很多遗存来说就意味着伴随时间的推移而消亡。

所以对于如何保留工业遗存，我认为正确的处理办法应该是，以专家普查和评估的方式把真正需要保护的工业遗产登记在册，以文物视角进行静态保护，以公共财政加以维护；其余的大部分一般性遗存，应通过改造和再利用，充分发挥它们的使用价值，并在使用中由运营方进行动态保护。

这方面我觉得英国就做得很好，他们的“登录建筑”和“在册古迹”表格就把普通建构筑物和文物遗址列得比较清楚，避免了更新改造中过度文物化的问题。否则，英国也出不了国王十字和巴特西这类的工业遗存更新经典。

有方在六工汇项目中，你和团队更新、植入了大量新功能（文娱、办公、商业、休闲），这个过程中存在哪些难点？你是如何解决的？

薄宏涛 国内的城市更新项目有个比较困惑的点在于，它改造后的使用状态不可控制。作为建筑师，我们无法定义所有人的行为，就如传统的江南园林中所谓“三分匠人七分主人”的概念，空间真正承载的是使用者的行为，而不同的人在同一个空间里又会有不同的历史印记和生活方式，所以设计被人使用的空间一定要与人的行为产生关系。对此我们也总结了一个工作策略，就是尽可能多地提供空间冗余，提供公共空间的弹性与多功能。

六工汇项目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场地北面是秀池，南面是群明湖，在两湖中间呈现U字型结构。在做城市设计时候，我们将代征绿地与公共空间集成，使不同功能建筑的公共空间都附着在这条竖向的生态主轴上，类似于一个“糖葫芦”的形式。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开放的、连接南北两湖的“绿脊”，同时也是一个连续的“广场群”，方便人们进入使用，不被周围交通干扰。广场群与其背后所承托的功能性建筑相关联，且每个建筑外部场地“溢出”的功能不同，这样一来，人们行为的多样性和丰富度以及来到这的目的差异性都得以体现。

这也促成了一些偶发事件，比如原场地内有四个沉淀池，中间两个被改造成下沉开放广场后，周围的商家在这里安排各种活动，小朋友可以在这里玩轮滑、打球、做游戏，成年人可以在这里休闲聊天、市集交易、甚至开场露天演唱会，各式各样的行为在这里发生，这个空间成为一个很好的都市舞台。与此同时，周围关联的业态也发生了变化。所以这是一个相互促进，不断迭代的循环过程，而作为建筑师的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个公平、开放且有呵护感的场所。

有方你曾提到“场地共情来自于对特定时代客观的认知和自身主观的想象”。在六工汇项目中，你如何构想不同人群对场地的认知，又如何将其融入设计？

薄宏涛 不同的人对同一场景的认知有差别，共情方式也不相同。那段峥嵘岁月的亲历者们，能在这片土地上体会到锚固在此的情感与集体记忆；而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感受到的或许更多的是一种对历史的猎奇感。

我认为真正重要的，是通过设计的隐喻或指引，营造出差异化的场景，让大家在这里产生情感的羁绊，联想到记忆中的画面，感受到工业遗存经过二次利用后，重新进入城市生活的状态。比如下沉广场南北的另外两个沉淀池，现在是“时光钟摆记忆公园”，景观团队改造时保留了可转动的刮泥器，在绿化完成之后就形成了“定格时钟”的意向，由此便产生一些时空的折叠和召唤的隐喻。

我们之所以能在设计中照顾到不同的人群，还得益于对场地一开始的整体踏勘。改造前的风貌特征让我们脑海里拥有了可以与历史共情的场景画面，于是在设计中我们选取了更有特点、更有价值、有更强差异性和唯一性的场景来呈现给公众。这种场景与到访者的日常生活反差越大，就越容易激发他们对这里猎奇式的认知。

还有一点是得益于我们对它的工艺以美学及人文的解读，比如当时做三高炉项目时，我们采访过很多老工人，也大量阅读了首钢留下来的资料，包括生产物料、工作日志、信件和历史照片，甚至包括首钢学校里老师备课的教案，还观看了纪录片《铁色记忆》等，这其中的部分重要内容就被我们定格到场地中，创造出有工业特色的差异性场景空间。

有方你曾说过喜欢上海的“灵活、多变、多样性”，有没有一些特定所指？这种多样性在做上海愚园路微更新城市记忆博物馆时，有没有影响你的设计决策或设计方向？

薄宏涛 我认为上海的多样性，一方面来自它自身固有城市空间形态的多样，另一方面则是在同一空间、不同时态和场景下，它所呈现出的变化的多样。

我对上海城市多样性的认知，来自于我在九零年代末第一次去田子坊的时候。田子坊算是国内城市更新案例的“鼻祖”之一，那儿最吸引我们的，一个是陈逸飞工作室，另一个是尔东强工作室。第一次去到时，我们见到了尔东强老师，记得我当时问他，为什么会选择这里办公？他说，“行走在这狭窄的里弄中，我能感受到这个城市的脉搏，体验到包罗万象的变化，感受到城市的生活”。这一点非常打动我。他当时拍摄的一些上海照片，展现出城市中的人们实实在在的生活状态，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之后我又去过很多次，但它已不再是当年的面貌。总之，我的想法是无论是新建还是改建项目，它的空间都要能够容载生活的多样，从而才能创造场景的多样；这不需要建筑师去设计，而是要留给城市一定量的“冗余”，为众多的城市生活提供自发的“舞台”。

于是在设计愚园路历史名人墙城市记忆博物馆时，我便想要延续上海里弄中狭窄的空间场景。如何让这个上海的普通过道空间承载更多城市职能，转变为有温度、能与新老居民产生互动可能的、有上海味道的“可驻留空间”，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整个空间设计容纳了关于上海的视觉、听觉和身体记忆，每个记忆对应的人的行为也是不同的。比如“阁楼书角”的空间，有小朋友喜欢在这里躲猫猫，也有在这里拉小提琴的老先生，因为这个空间唤起了他儿时在亭子间拉琴的记忆；路过的游客可以在“心灵盒子”看到城市旧时的记录，在“时光邮局”给未来的自己写信；“都市回响”区域的老式听筒中传出的电车铃铛、轮渡汽笛、吴侬软语等声音，则是属于老上海的声音记忆。这些记忆空间变成了一个个珍物盒子，里面装载了许多与场地的多样化生活相关的内容。

在施工过程中，我们在场地里见到许多野猫，后来我们在巷子里也放了几只雕刻的猫，包括在柱头上我们也摆放了几个燕子的窝；这些都是在施工过程中叠加的，因为在改造之前，猫和燕子才是这个场地的主人，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保留它们的一席之地。我们希望这些内容的置入，能够引导场地中的城市生活和行为的多样性，最终目的是让人们能够停留下来并且经常来，从而形成一个“都市客厅”。后来确实也有很多活动在这里举办，这块场地重新吸引了人们的关注，也使其成为了连续不断的城市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传递着城市的活力与热情。

有方在重庆悦来庄稼艺术公社中，针对场地你和团队提出“自然+工业”的概念，这与三高炉博物馆中的“自然与工业的对话”有何异同？

薄宏涛 在三高炉博物馆项目提出“自然+工业”这个概念时，我们的认知是被动的。项目的先天条件让工业与自然在这里形成了极强的反差，作为建筑师我们只是起到引导作用，整个设计其实都是顺势而为的一种思路。而从这里为起点，后续项目中我逐渐在思考一个问题，我把它称之为“自然营城”，这里的“自然”，不完全是“Nature”，还有“自然而然”的概念，即所谓的“顺应”或者是“适应”。这也是我个人信奉的一个设计准绳：我觉得建筑师不应该将自己个人对场地的臆想凭空置入场地中，而应该从场地挖掘出真正感动人的部分，通过解读场地的原生基因，然后依循这个线索脉络去展开设计，也就是顺应“自然”去设计。

城市是与自然对应的人工建成物的集成，工业区则介乎两者之间，既不是自然也不是城市。如今我们在改变工业区空间样貌的时候，有的项目会采用自然边界重新覆盖工业建成物的方法，国内这样做的较少；而有的则是自然向工业建成物的渗透，让两者慢慢形成一种交融的关系，它既不是城市的灰，也不是自然的绿，而是一种“灰绿”。

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结合场地来研究城市与自然的边界，它从一开始的直线，到折线，再到点划线，最后它的边界像水墨画一样晕开，变成一种融合的色调。把曾经被人工建成物破开的自然还原成自然与建筑相互融合的状态，我们称之为人工建成物与自然的和解。

我认为重庆这个项目所承载的职能有两方面，一个是保留这块工业遗存的核心特征，另一个应该是地表还原和肌理织补的作用。于是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我们采取了更加主动的态度，希望自然与工业二者形成的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缠绕与交融的关系，而不仅是对话关系。

当然，我觉得这种更新状态并不适用于所有项目，但它必然是一种可能性。我不认为所有的更新都必须是正向的、增量的，减量发展、城市与自然和解的状态，是不是一种更精明更高阶的发展模式和更新路径呢？如果能在更新的过程中创造自然向建筑渗透、两者融合为一的可能性，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可持续的发展的态度。

有方基于多年的实践与研究，你如何理解城市更新项目好的标准？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些你认为国际范围内相对成功的案例？

薄宏涛 城市更新是城市生命肌体的自适应调节，好的更新项目，需要适合城市发展进程，做水到渠成的正向引导、支持和加分。当城市的产业活力度很高时，它的高速正向增长是可为的，更新可以带来新的产业、价值、人口和活力；当城市的经济动能不足，人口开始下降时，维持原来的发展模式则不健康，这时应该选择减量更新的方式，通过提升自然环境品质来惠及城市，这才是适应肌体客观发展规律的一种选择。

在更新进程中，“快”并不是好的唯一标准；徐徐图之，更符合城市生长的客观规律。通过时间的长轴摊薄犯错的机会成本，为产业的不断进阶寻找到恰当的激活点或者可能性，这是很多国外更新案例给我们的启发。

比如瑞士的温特图尔苏尔泽工业区（Sulzer-Areal），它虽然和首钢片区一样采用了渐进式的城市更新模式，但不同的是，首钢只渐进了8年，而这个区域至今已发展了30多年，产业迭代了很多次。最初，由于经济增长动能没有那么强，所以这里的业态都是一些短租的临时性使用，其中就包括苏黎世应用科技大学的建筑学院。后来学院的租期从五年变十年，十年变二十年，到现在变成永久院址了。学院的置入给温特图尔带来大量的年轻人口，学生毕业后也大多留下安家置业，带动了周边关联配套的逐渐更新，但这种模式在国内比较少。

再有一个案例是德国劳齐茨的后矿业遗址公园（Lausitz Post-Mining Area）。在后工业时代新的发展诉求下，当地曾经的褐煤能源中心被大力度调整腾退，以“退矿还林”的方法将土地还给了自然，把场地转换为新的生态资源，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很务实、积极的能量。

诸如此类的案例对我们有着非常大的启示，这也是我们在与业主沟通时经常谈到的问题，比如周期要稍微长一点、速度要慢一点、产业要合适等等。更新需要渐进式地摸索和尝试，而不是一蹴而就。

有方在你的观察下，城市更新版块将如何发展？团队是否有下阶段的拓展目标？

薄宏涛 我们未来面对的时代必然是一个存量时代，虽然还有一定的增量，但基本面会变成存量。而城市更新项目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我相信也会随着发展而逐渐成熟、回归科学理性，大家的认知和价值观也会逐渐趋同。对于筑境的城市更新版块来说，我们要做的是扎扎实实走好每一步，坚持往前推进，不断积累经验。

目前筑境的运营模式还是偏增量的，但在未来，我们可以利用在存量板块获得的经验，来调整团队的架构、运行模式以及工作方法。比如我们现在希望结合场景定制、策略选择、更新模块及关联内容的供应方、运营团队和前置的策划团队，组成一个横向集成的团队来共同推动更新项目。

有方在筑境成立20周年之际，有何感受与展望可以与我们分享？

薄宏涛 筑境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团队，每位建筑师的工作路径、思考方式和学术观点各不相同。同时，筑境也是一个很和睦的大家庭，有着共同的学术基因。大家怀抱着对专业的相似诉求，互相交流、热情碰撞和彼此激发。筑境还有一个原发性的价值点，就是团结，在院士的带领下，各分公司和团队资源技术共享，彼此之间毫无保留，这也是过去20年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筑境刻写在文化基因里的产学研一体、求新求变、追求行业本源的创作热情，都是筑境能向前走得更好的重要支撑点。也许未来筑境会面临转型，也许会在现有的大平台下孵化出由更多建筑师带领的多元创作平台，这或许更能适应存量时代对于设计机构的需求，以应对存量时代项目多元化、碎片化和小型化的项目特点，同时，在国家宏大叙事的语境里也能通过多元集成更好地呈现筑境发展的学术性和多样性。所以，我对筑境的转型发展和成长还是很有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