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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群星06 | 被忽视和被遗忘的

沉默的群星06 | 被忽视和被遗忘的
编辑:原源 | 2019.10.22 19:38

在百年现代建筑史上,实有价值却被主流话语长期忽视的“非著名”作品、建筑师,绝非个别。由此而有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设计系副教授 杨鹏 主持的有方专栏,「沉默的群星」,分12期介绍被建筑理论界遗忘或简化的现代杰作。

 

专栏第5期,走近哥特弗雷德·波姆、舒尔曼、普福、赫尔曼·菲林、魏瑟尔,走近“二战”后东西德被忽视和被遗忘的现代建筑杰作。


 

被忽视和被遗忘的

文  杨鹏

 

2019年9月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百忙之中来到小城德绍,为新的“包豪斯博物馆”(New Bauhaus Museum)剪彩。博物馆的实施方案,出自巴塞罗那的新锐事务所Addenda Architects。一个纯净的长方体,被玻璃幕墙通体包裹,从八百多份竞赛提案中脱颖而出。虽不能说完美地体现了包豪斯精神,至少足够理性、足够纯净,没有莫名其妙的零碎。即便两任校长格罗皮乌斯和密斯亲临现场,估计也会基本认可吧。

 

新“包豪斯博物馆”

包豪斯,就像一位短寿的天才诗人。它作为学校实体只存在了十三年,日后它作为一种思考方式,持久地影响着整个世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各种风格的德国建筑杰作密集地喷涌,以至于今天各国的建筑系学生们,不得不牢记一长串德国名字。当时德国建筑的整体水准之高,让包豪斯也仅可算作多股先锋势力之一。而到了六七十年代,“包豪斯”与“密斯”风格并肩,成为世界建筑浩荡的主流。与此同时,德国本土的建筑界却变得异常冷清。这一阶段值得后辈牢记的德国名字,寥寥无几,似乎只剩下了夏隆、奥托。德国建筑师们作为一个整体,就像昔日舞台上的明星,沦为前排观众,不无羡慕地看着外国同行们获得世界性的声誉,以及同胞格拉斯、博伊斯在文学界、艺术界掀起狂澜。

 

“二战”结束之后的德国建筑水准,果真滑坡到如此地步吗?在各种评奖搅动建筑发展的时代,德国建筑师的成绩单的确令人惊诧。以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金奖(RIBA Gold Medal)、美国建筑师协会金奖(AIA Gold Medal)为例,这两项举足轻重的大奖,自从1950年代分别颁发给格罗皮乌斯和密斯(都已入美籍),此后居然再也未曾授予德国建筑师。它们的颁奖对象固然是以英国和美国建筑师为主,然而日本、法国、荷兰、拉丁美洲等各地建筑师,都屡有上榜。直到2005年,稍有觉悟的英国评委们才“破例”把皇家建筑师协会金奖授予奥托(Frei Otto,1925—2015)——尽管严格地讲,奥托是富有建筑才华的结构设计大师。

 

2015年,影响力如日中天的普利兹克建筑奖,慌忙地颁发给病重垂危的奥托。由于它像诺贝尔奖一样只颁发给健在者,稍有闪失,获此大奖的德国建筑师,就只剩下波姆一个人在战斗。须知普利兹克奖1979年创立以来,已经有40多位获奖者。

 

哥特弗雷德·波姆(Gottfried Böhm,1920—),早在1986年就获得普利兹克奖,然而在英语建筑学术界,他却很少被聚光灯照亮,更不必说在中国的建筑系课堂和“知网”上,始终是一个生僻的名字。他的朝圣教堂(Pilgrimage Church,1968年)我们或许略有了解,本斯贝格市政厅(Bensberg Town Hall,1972年)却可能闻所未闻。所幸波姆得到了普利兹克奖垂青,否则很可能会被更彻底地封闭在德语文化圈。

 

本斯贝格市政厅

或许你认为这种硬朗的混凝土体块,可以塞进“粗野主义”的抽屉,不足为奇。但位于杜塞尔多夫的圣马太教堂(St.Matthew Church,1972年),足以证明波姆的建筑语言之奥妙。黏土砖、清水混凝土和夺目的红色涂料、斜屋顶及圆柱体块都混为一体。建筑和雕塑微妙的均衡、不同角度丰富的形象变化、与传统城镇环境的和谐,对这些因素的综合把控,是波姆区别于同时期几位普奖获得者:迈耶、霍莱因、尼迈耶、丹下健三的独到之处。 

 

圣马太教堂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德国,兴起了一股新建教堂的热潮。一批和波姆年龄相仿、同样专注于教堂设计的建筑师大显身手——值得注意的是,教堂建筑恰恰是格罗皮乌斯、密斯本人以及他们的忠实门徒,较少涉足的领域。建筑师舒尔曼(Joachim Schürmann,1926—)的代表作圣庇护十世教堂(St.Pius X Church,1966年),就在和杜塞尔多夫隔莱茵河相望的小城诺伊斯(Neuss)。六肢放射状的平面布局,高耸的曲面屋顶,集简洁、夸张、神圣和灵动于一体。战后德国建筑的风格多样,丝毫不亚于两次大战之间。

 

圣庇护十世教堂

在战后的废墟上,紧随住宅和教堂之后,德国各个城市都在新建公共文化设施。就在距离刚才谈到的两座教堂不远,是另一幅气象的杜塞尔多夫剧院(Düsseldorf Theatre)。1961年,建筑师普福(Bernhard Pfau,1902—1989)凭借大胆的方案在竞赛中胜出。1969年落成的剧院,带着争议成为这座文化名城新的地标。三层自由曲线形状的台体,通体雪白。而同时期建成的剧院名作,普遍是什么模样呢?伦敦国家剧院(London National Theatre,1976年),刀砍斧劈,是公认的“粗野主义”经典。杜塞尔多夫剧院的轻盈浪漫,足以和小沙里宁的TWA航站楼(1962年)相提并论;而它在建筑史书籍中的曝光率之低,实在令人费解。如果用光鲜的计算机渲染图和动画包装起来,参加二十一世纪初的设计竞赛,仍具有相当的实力。

 

杜塞尔多夫剧院鸟瞰
杜塞尔多夫剧院
杜塞尔多夫剧院
杜塞尔多夫剧院门厅
伦敦国家剧院

除了灵光闪现的杜塞尔多夫剧院,建筑师普福的多数作品并没有形成稳健的个人风格。相比而言,具有成熟独特的建筑语言、最值得理论界“发现”的战后德国建筑师,是赫尔曼·菲林(Hermann Fehling,1909—1996)。菲林毕业于汉堡的技工学校,专业是木匠工艺。他建筑事业的起点,是早年先后在门德尔松、夏隆的事务所短暂地工作。在菲林日后的作品中,隐约可见两位大师交织而成的影响。

 

1960年代初,菲林和比自己年轻近二十岁的建筑师高凯尔(Daniel Gogel,1927—1997),组建了合伙事务所,完成了住宅、教堂、办公楼等多种类型的项目。其中一系列大型科学研究所,例如位于柏林的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Human Development,1973年)、位于慕尼黑附近的欧洲南方天文台(European Southern Observatory,1980年)等,最能体现其独特的风格。欧洲南方天文台近年来扩建的圆环形状新楼(2013年),由德国事务所Auer Weber设计,延续了原有建筑的形式母题。

 

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
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室内
欧洲南方天文台鸟瞰

简而言之,菲林的建筑语言就是包豪斯派的噩梦,当然也是密斯、路易·康等 “纯净派”大师的噩梦。弧形或多棱形状的交通核高高耸起,由此发散出长条状的建筑主体,围合出形状各异的庭院,镶嵌着许多小尺度且不规则的平面曲折、屋顶斜面。室内空间以楼梯作为空间的视觉焦点,延续不规则的折线主题,变化多端。没有萨尔克生物研究所(Salk Institute,1967年)那样的宁静肃穆,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一目了然的轴线和秩序,只有自由松弛的氛围,以及从建筑室内外不同角度感受到的惊奇。

 

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鸟瞰
萨尔克生物研究所

本系列上一篇介绍的芬兰建筑师毕耶蒂拉,也擅长类似的建筑手法。与之相比,菲林的手法弱化模块的变奏,更强调整体性的大开大合。奋斗在实践第一线的建筑师都能理解,类似的复杂形态用于私家住宅或建筑小品已是不小的挑战,而在前计算机时代,要实现面积规模达数千平方米、功能性较强的大型项目,需要怎样的天分和耐心。

 

菲林被忽视的建筑成就,远不是一两篇文章可以覆盖,需要的是一本在英语学术界尚未出现的数百页专著,或者在内容浩瀚的维基百科中,让建筑师菲林名下,不再只有德语这一种语言的条目。

 

说到战后的德国建筑,不应遗忘的还有存在了大约四十年的“东德”。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当中物质和技术条件最发达的国家,除了高耸的柏林电视塔,东德的建筑遗产只有雄壮而单调的计划经济方盒子吗?

 

仅举一例:开姆尼茨市文化中心(Stadthalle Chemnitz)。这座城市在东德时期更名为“卡尔·马克思市”,1990年德国统一之后,又恢复了原先的名字。作为城市最核心的公共建筑之一,文化中心整体呈平面为六边形的棱柱,外立面覆盖着数百个相同的预制混凝土构件。三维曲面的混凝土模块,是建筑师魏瑟尔(Rudolf Weisser,1910—1981)与专业雕塑家合作的结晶。如此精美复杂的建筑表皮,让人不禁怀疑它的建成时间并非实际的1974年,倒像是2014年。在这个与西方隔绝的德国城市,混凝土的材料可塑性发挥到了极致,建筑装饰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妙趣。

 

开姆尼茨文化中心
开姆尼茨文化中心
开姆尼茨文化中心混凝土构件细部

从波罗的海到阿尔卑斯山,从莱茵河到奥得河,被忽视和被遗忘的德国建筑杰作,还可以一个接一个地罗列下去……

 

德国现代建筑具有如此丰富的多样性,根本不值得惊奇。自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之后,德国始终是欧洲的人口第一大国(除俄罗斯之外)。高超的施工技术和巨大的建设量,稳固地支撑着德国建筑师们的想象力。从1517年马丁·路德掀起宗教改革的那一刻,就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日后德国的文化多样性。数百年之后,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人口基本持平,各占全德国约三分之一人口。天主教的神秘、混杂、夸张与新教的理性、纯净、克制,在德国文化里始终势均力敌,相互制衡也相互助推。建筑界亦是如此——直到某些神奇的力量,让理性、纯净与克制成为德国建筑垄断性的标签。

 

值得惊奇的是,在传媒足够发达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众多德国建筑杰作为何没有得到足够的传播?当新的建筑思潮和主义层出不穷的时候,德国建筑师群体为何保持“形而下”的沉默?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条件下,建筑如何帮助德国社会保持旺盛的文化多样性?

 

建筑师们,把这些“Why”与“How”留给理论专家们吧!第一要务还是积累多多益善的“What”:在这片现代建筑的高原上,究竟发生过什么?值得发现的建筑惊喜,就在德国小城的某一个社区里、图书馆的某一本老旧的德语期刊里,或者互联网上某个只有德语内容的网页里。每当发现冷僻而又精彩的建筑实例,就像走进任你开采的矿山,唯一的代价只是记住一些陌生的名字。

 

 


 

本文由有方专栏作者杨鹏授权有方发布,欢迎转发,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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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现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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