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第42届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即将产生。
如果说,对普奖的关注是对我们时代最重要一批建筑师的致敬,那么同样重要的,是真正了解他们思考并提出的问题。
本文为1979至2019年,41届普奖得主的领奖致辞节选。关于他们铭感于内的先辈,他们理解的建筑学责任,以及必要改变的事情。
建筑究竟是不是艺术?是务实的艺术(贝聿铭 1983),在漫长旅程中实现梦想的艺术(RCR
2017),还是当代文明借以与后世沟通的艺术(凯文·洛奇 1982)?
建筑师的任务是什么?是缝合上一代建造留下的“伤口”(玻姆 1986),是对人类和社会的需要负责(霍莱因1985),还是启发并丰富人类的经验、穿透误解树立的障碍、为生命之戏剧提供一个美好背景(盖里 1989)?
我们时代的变化是什么?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融(罗西 1990),是生产与实用主义的绝对主导(约翰逊1979、包赞巴克 1994),是信息社会要求着一种打破后现代主义僵局的新型建筑学(丹下健三 1987),还是建筑已被解放为一种思考的隐喻(库哈斯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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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是,我们的行业经历了这样多的思考。但更好的是,普奖得主虽为少数,对建筑学的思考却可以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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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实践是所有事业中最让人愉快的一种。我们必得食物,必有居所,建筑也是在农业之外人们最迫切的需求。
但在今天,建筑通常已不再被视为人类活动的基础。工业和科学占据了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思想被文字主宰,无论散文或是诗歌。我们的哲学停留在语义层面,形而上学则再无宗教。我们从加尔文和约翰·穆勒那里继承来的美好价值观变为功利主义,我们的希望是物质至上……我们回避着诸如“上帝”“灵魂”“美学”“荣耀”“不朽”“美丽”等过时的词汇,现在崇尚的是“划算的”,“高效的”,“有利可图的”。
但这样的世界可以被改变。而建筑师已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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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兹克建筑奖就是在这个时刻设立的。这是一个即将到来的变化的重要象征!此前,普利策奖和诺贝尔奖从未颁发给任何类型的视觉艺术家,更不用说建筑师了。直到今晚,我们都觉得自己是社会的“二等公民”……而从现在开始,建筑师可以更加自豪。
普利兹克奖的设立,可能会带来我们这个世界有能力但尚未实现的那种复兴。让我们重建住所与建筑,更贴近我们内心的愿望;让我们以当代人能被铭记的方式来塑造环境,就像从前的世代完成过的那样,就像所有伟大的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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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此机会,我希望陈述一些我的感受与回忆,它们一定程度上总结了在我设计背后的思考。而杰伊·普利兹克先生在宣布获奖时的陈辞,也禀明了我理念的核心部分:我的得奖,是因为投身于了建筑这一“崇高的诗意想象”之中。也因此,我仅仅是所有曾为美所触动的人们的,一个代表。
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建筑出版物都渐渐抛弃了“美”“灵感”“魔法”“着迷”“魅力”等词汇,以及“宁静”“静默”“亲密”“惊异”这些概念。然而,这些概念始终是指引我的明灯,哪怕在我的作品中,从未能完全地实现过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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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自己,对我来说是件困难的事。我是直觉性地进行工作。甚至不确定自己是英国建筑师,欧洲建筑师,还是国际建筑师。为避免自我评价的尴尬,我将引用一段来自Robert Maxwell的文字,它正与这第三届普利兹克奖有关:
“尤其是在英国,对于将建筑视为艺术进行追求的态度,有一种特别的偏见。公众对建筑的批评通常与社会或物质层面的失败相关,这些‘幽灵’困扰着建筑实践;但是只要不涉及到‘崇高的建筑学抱负’,这类失败就远算不上真正的可耻。”
然而,对我来说,建筑的“艺术性”从始至终都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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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普奖之后我收到了很多“粉丝”的信件,其中的一个大信封上,手写着一个愤怒的问题:“你今天为阻止核战争的发生,做出了任何贡献吗?”
我有点吃惊,也不觉得那天我为阻止一场核战而做了什么。但这就是人性,我立即开始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建造”这一行为,不正是对未来的信念和一种充满希望的行动吗?希望我们时代的证词,可以传递给后来人;希望我们所做的不仅是理智、实用、美好的,更是对我们愿望的清晰的反映;希望建造这种艺术,能与未来沟通并感动后世,就像我们自己也曾为过去所打动。
……然而这种艺术是困难的。它是对事物本质进行深刻思考后的结论,而不是对可接受度与称赞欢呼的结论。我们很容易忘记自己是为真实的、必须看到并使用建筑的人们而建造。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些人是有着不同需求和品味的个体,而不仅仅是一个个数字。
我们应该承担起创造环境的责任,并利用拥有的机会来引导社会改善我们的栖息地,让后世来判断什么是艺术、什么是一时的花俏。我们应该致力于创造一种可与自然及他人和谐相处的文明。好好建设,就是面向和平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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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一个大家可能会觉得好笑,尽管我当时并不觉得有趣的故事:1940年代初我为朋友在剑桥设计的一座房子,因为看起来太现代了,所以没能得到抵押贷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属于以现代运动的先锋观念为基础进行建造的那一代美国建筑师,对现代运动在艺术、技术和设计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坚信不疑。然而,这些年我强烈地意识到,有很多陈词滥调以“现代”之名被建造出来。尽管如此,我仍相信这一传统能够延续——它绝不是过去的废墟,而是一种可以鼓舞当下的活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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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建筑是一门务实的艺术。要成为艺术,就必须建立在必要性的基础上。对我来说,表现的自由在于有分寸地推进每一项工作。达·芬奇的格言“力量生于约束,死于自由”,是多么有教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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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孩子们经常进行一个对话:“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而我的答案每次都是一样的:“白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对我来说,在白色中你可以看到彩虹里的所有颜色……白色之“白”绝不仅是它自身,它总是随着光线和天空、云层与日月等变化着的事物而改变。
我的美学,是对于光和空间的全神贯注;不是抽象的空间,不是无尺度的空间,而是其秩序和定义与光线、人的尺度以及建筑文化密切相关的空间。建筑之所以重要且持久,是因为它容纳着我们,描绘着我们移动、离开、使用的场所……从这个角度来说,“白”是锐化感知、强化视觉形式力量的一种方式。
本质上,我的思考是关于空间,形式,光,以及如何制造它们。我的目标是实存,而不是幻象。我以永不停息的热情追求它,并相信这就是建筑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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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建筑是一门艺术。对我来说,建筑的核心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做出宣言。在建筑活动的两极,即建筑作为仪式和作为一种保温的手段之间,我寻求的是绝对性,以及同样能生成形式的需求与约束。
同样,我也尝试着拓展艺术和建筑能够介入的范围。我不仅感兴趣于大的建筑物,也关注着对于小尺度的讨论,特别是与日常生活有关的需要——关注房间,关注能感知和触摸到的物体。我处理永恒不变之物,以及那短暂、临时的存在。
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只对自己负责,并能做出高度个性化的表现。作为一名建筑师,我还要对人类和社会的需求负责。人类不断地为生存而设计,为眼下的生存,为死后的延续。艺术家和建筑师的生活与工作,就反映着这基本的人类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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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建筑就是人所在的空间,是其尊严的背景;建筑的外观应该是它内在和功能的反映。新建筑应能自然地融入它的环境,无论是在建筑学还是历史层面,不应否认或粉饰我们时代的特质。你无法脱离语境地孤立“引用”历史,历史自有其自然连续的惯性,这一点必须得到尊重。
尤其是在“二战”结束后,我们城市的肌理已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巨大的交通干道横贯于城市中,功能、形态、规模、材料、色彩都与现存城市环境完全无关的建筑物,兀然耸立。在今日,对这些“伤口”的缝合无比重要。保留下积极的一面,重建都市环境中必要的和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再次感受到漫步于古老城市之中时,那种自然亲切的社区感。
就像我的妻子曾坦率地对我同为建筑师的儿子们说过的,“我们这代人建造了许多,但你们这一辈,要努力去缝合其中的所有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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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25年前,我已开始谈论现代社会中沟通和信息的重要性。我认为对它们的重视,将超越我们对生产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由于能源危机,我们的价值观——至少在日本是这样——从物质的转向了非实存的,甚至是精神性的考虑。
比如,在建筑领域,被需要的不再是盒子一样的形式,而是能与人类情感产生关联的建筑。这种新的需求影响了设计的所有方面,从橱窗设计,到街景,再到房屋。
我们通常用“后现代主义”来描述这种转变。然而,我觉得,在其实际呈现中,“后现代”不过是各类美学元素的折衷混合——现代与古代,东方与西方——并已陷入了僵局。我认为,后现代主义目前还没有、但必须找到打破这一僵局的出路。
在信息社会中,科技因素对于建筑和城市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同样重要的还有建筑之间的关系(inter-architectural
relations)。在工业社会中,对单体建筑的造价及高效使用的关注,意味着对大型功能单元整体的考虑的欠缺。而在一个高度重视信息交流的社会中,对建筑与周边关系的考量,应与单体的表现得到同等关注。
我相信新的建筑风格将诞生于对以下三点的进一步研究:1. 关于人性、情绪、感官的元素;2. 技术智能;3. 空间的社会交互结构。对它们的理解将有助于走出当前僵局,并揭示信息社会所需要的建筑、城市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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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厚厚的石墙,拱门,然后是圆顶和拱顶——来自那些寻找着更广阔空间的建筑师。
如今,是钢筋混凝土以其高耸的跨度和罕见的悬臂,让我们的想象力得以飞翔。混凝土看似千篇一律,却可以让建筑浑然一体,让我们挣脱理性主义留下的过时的教条。
一种美学的追求,一种狂热的幻想,以及一种不朽的惊喜元素,见证了今天的建筑不是以直尺为衡量依据的小工艺品,而是融入了科技的建筑:光线、创意和无拘无束,寻找着自己的建筑学风景。
正如查尔斯·波德莱尔曾说,“意外,不规则,惊喜,惊奇,是美的本质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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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我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开始了我的建筑生涯。今天,在60年后,我被授予了普利兹克奖。感谢普利兹克家族和评审团给予我这份荣誉,这是我建筑生涯的顶峰。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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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着迷于建筑。这是真的,我不知疲倦地试图确认自己作为建筑师的存在,去尝试如何最好地为这个充满矛盾、差距、不平等、甚至是激情和机会的世界做出贡献。这是一个我们的价值观和优先级不断受到挑战的世界,对于“唯一正确答案”的期待太过肤浅。
建筑只是人类环境中的一小部分,但对于实践着它的建筑师而言,我们深信建筑有能力带来改变,有能力启发并丰富人类的经验、穿透误解带来的障碍,并为生命的戏剧提供一个美好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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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中有一种即时性,是我面对建筑时所渴望的......为了找到自己的表达的本质,我想象着一个艺术家站在白色画布前,决定着第一笔的起落。我称此为“真相/关键时刻”(the moment of truth)。
建筑必须解决复杂的问题。我们必须理解并使用技术,创造安全、洁净、尊重基地环境和邻里的建筑,面对各种社会责任,甚至取悦客户。但然后呢?是“真相时刻”,是元素的组合,是形式、规模、材料、颜色等等的选择,是所有画家和雕塑家同样面临着的问题。建筑当然是艺术,那些实践着建筑之艺术的人们,无疑即是“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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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本届普奖结果公布以来,我多次被记者们问及打算如何使用这笔奖金。我说,我当然要继续完成我的房子,并把那些施工围栏都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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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任何职业都无法与文化脱开关系。年轻时,我有幸学习理论与建筑之间的关系,并从中找到意义;现在,我更倾向设计与建造,着迷于在不同地方与国家建造的可能性。就好像这些不同的文化共同组成了我的建筑,使其成为一个整体,一个有能力去重组那些最初丢失了的事物碎片的整体。
我们居住在一个与帕拉第奥相似的时代,整座城市甚至整个国家的建筑都与来自俄国、英国、美国的文化进行了特殊的融合。每栋建筑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同时又都是不一样的。正因为此,我认为优秀的公共建筑具备重组城市的能力,让我们的生活更自由,更显眼,更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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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我感到有一种特殊的责任,那就是承认支持、欣赏和鼓励的需要——心理上和物质上均如此。作为艺术家,无论你的内在直觉多么崇高,或是被培养得多么理性,这种来自外部的认可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致辞中使用的第一人称“我们”,是指丹尼斯与我。如果没有我的妻子与同伴:丹尼斯·斯科特·布朗,我得到的所有支持、鼓励与学习,可能都将直接减半。今天普利兹克奖所认可的我工作成果的广度与质量,也会大大缩减、降低。不论是理论、哲学和感性的维度,还是社会与城市、乡土与大众文化、从装饰到区域设计......在我们的设计质量中,丹尼斯的投入、创造性和批判性,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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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最近我才看清楚,城市与领土的大部分区域都是由平庸的元素构成。如何提高平庸且重复之物的质量?如何增强城市的美丽与纪念性?此类需求与方法,不管是在我的国家或是他处,都面临着深刻改变。也许目前,这种嬗变是痛苦的;但最终它们将是令人着迷、具有创造力的改变。
不是传统意义上对于建筑创作的支持,比如高科技或者工匠的扎实知识,而是介于此两者之间、我们必须要参与的中间状态;是一种我们在现实中紧张地探索、质疑、挖掘出的形式的,死亡与再生。
这绝非一项简单的任务:它旨在重新找回失去的自发性,以及自发性和差异性带来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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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满足各种外部需求、应对变革压力的东京,一直是充满诱惑力、令人兴奋的创造新事物之地。这座城市让建筑师和艺术家兴奋不已。但同时,东京也让人们清醒地认知到,什么是不能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在我们的城市中,以进步之名发生着无数变革,却也带来了损害城市丰富文化遗产的代价。未来,东京将继续作为我的榜样和老师,指引我的工作。
作为一名建筑师,你可能会说糟糕的品味会导致糟糕的建筑。但同时,好的品味本身并不足以决定建筑和城市的设计质量,很多其他的因素会被牵扯进来。在这个语境下,品味与风格或意识形态无关,甚至与在两种对等的设计策略中进行选择无关。但是,对人与人居环境的敏感,或者这种敏感的缺乏,都将在最后的建筑结果中明显呈现,且定会对建筑的好与坏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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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这样一种印象:我们这个时代的现代能量,以及似乎支配着人类一切活动的技术和经济逻辑,正在把地球变成一个巨大的生产单元,所有地方都必须是“实用的”。建筑就像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东西。也正是这个时候,我意识到自己为什么想要建造。忘记课堂和理论,我开始试验一种现代的建筑学能如何驱动一个新的城市愿景。
从那以后,我将建筑视作提供室外与室内环境的场所,而不是一个物件。它是人们需要的,能够感受到的。即便在不经意之间,我们也常能感受到建筑的存在。我将外部的城市视作一个巨大的集合的“内部”,它有其韵律,被改变着,而人们居住于其中。我认为所有的建筑师,都要根据能体现我们时代特征的城市思考,去回应所面对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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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建造与思考是一样的。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虚构与实质之间,不断地创作建筑。我一直并将持续希望的是,不仅要解决现实问题,且要通过不断的思辨的想象来追求理想。我的目标是超越每一个障碍和挑战,实现实质性的建筑,而不是让理想仅仅停留在理想状态。也就是说,我一直试图实现由人使用的空间的“虚构性/故事性”(fictionality)。当我说“建筑的故事性”时,并不是简单地指代故事或者表面装饰,而是一种空间体验的质量。
没有进入人类精神的模糊领域——诸如幸福、情感、宁静、紧张——建筑就无法实现它的“故事”性。这是建筑学的真正领域,但它也是一个无法被言明的领域。只有在对现实世界和虚构世界的共同思考之后,建筑作为一种表达,才能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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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与建筑师这职业,与过去相比似乎都有了一些改变。但同时我反对“建筑已与过去截然不同”这一观点。就像人们曾经的理解那样,建筑中仍应包含“美”与“需要”等概念;可以说,我最深刻的愿望,就是建筑仍将拥有漫长的前程。
我希望这不仅仅是我个人愿望的表达,而是在历史中呈现的结果——建筑,可作为一种永恒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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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建筑学的世界中,已畅游了近五十年。它起源于在刚于奥斯陆完成建筑学业后,我与Geir
Grung一同赢得了位于Lillehammer的一个博物馆设计竞赛。我听从了约翰·伍重的建议,去往摩洛哥学习当地的“原始建筑”(primitive architecture)。
让我念些在非洲的那个冬天记下的文字:“南下摩洛哥去学习原始乡土建筑的这一程,并不是一次新知识的探索之旅。相反地,你不断在‘识别’。你会发现赖特在塔利埃森的建造也一定与此处相似,分散且有着相同粗糙的材料结构;你会想起密斯的墙壁,与此处有着类似的无限之感。你也会在这里发现柯布的现代城镇设计草案中,露台和屋顶显示出的诗意。”
这次探索帮助我更深入地理解了现代建筑。这种建筑存在于永恒的空间中。它的笔触是匿名的,不由任何单一个体实现。
1953年,我得到了一笔法国奖学金,得以在没有薪水的情况下于让·普鲁维的巴黎办公室工作,并常去柯布的事务所拜访。那时,我也亲历了“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的最后一段时光,还记得柯布是怎样站在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楼的走廊上,挥着左手向这个组织及我们所有人告别。
我最重要的一次经历,可能是在哈马(Hamar)建造一座位于主教堡垒遗迹旁的博物馆时,对于中世纪历史的体验。我意识到,只有通过对当下的展示,才能真正反映出过往——如果你只是追随着历史,你将永远无法真正触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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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属于这样一代人:一生都保持着实验精神,探索不同领域,无视学科之间的界限,重新洗牌,承担风险,也犯错误。在许多不同的领域都有这样的人,从戏剧到绘画、电影、文学和音乐。但我们从不言及“文化”。“文化”是个脆弱的词,在你说出它的那一刹那就会消失。
这一切都让你天生乐观,对未来充满信心。但与此同时,也爱着你的过往,因此生活在对过去的感激与探索未来的热情之间。
正如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结尾写道:“于是我们奋力向前划动,逆流而上的小船,不停地被推回到过去。”我觉得这是一幅绝妙的画面,是人类生存状态的象征。过去是一个安全的避难所。过去是一个永恒的诱惑。然而,未来才是我们唯一要去的地方,如果我们终归还是要去到某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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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耶鲁遇到的两位老师,让我体验到美国和欧洲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保罗·鲁道夫创造了一种极富活力、竞争激烈的工作室氛围,一系列重要人物的连续造访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环境。工作室是开放的,且经常“杀气腾腾”。锐意进取是这里的态度,概念可以在一天之内被推翻,又在一夜间重建。判断的唯一标准,是图纸和模型展现出的作品最终的质量。没有借口,没有可替代之物,没有任何的修饰或托词可言。
这种“以结果论英雄”的工作室文化,是对美国精神的集中总结:只要你足够努力,任何愿望都可能实现。对我而言,这就像是一股新鲜空气,缓解了我离开英国的孤独之感。美国给予了我对于自信,自由,自我认知的更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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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新千年的挑战,一个摆在眼前的疑问是:如果从最广义的角度考虑,建筑学将意味着什么?设计师、政客、建造业从业者之间的界限在哪里?良知、激励、行动之间的区别又是什么?这些挑战是重大且无可回避的。我们已能看见新一代巨型城市的加速成长。
目前,全球59亿人口中还有20亿人,除燃烧木头或动物粪便之外,无法获得任何能源;然而在他们之外的其他社会,一半的能源是被建筑所消耗的。所以,当这些还未发展起来的社会“追上来”后,我们的世界会变得怎样呢?而且这是一个在未来50年内人口就会翻倍的世界。毫无疑问,这一定也是新千年中,设计业和建筑学面对的挑战,以及需要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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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四千年的失败之后,Photoshop和计算机终于能快速制造出乌托邦。但在今天这个仪式上,建筑学仍从根本上忠诚于砂浆。似乎只有靠近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堆积物之一,才能保证我们的行业与信誉可以再延续2000年。但世界上的其他人已经为我们解放了建筑。建筑学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隐喻,控制着所有需要概念、结构、组织、实体和形式的事物。只有我们建筑师还被困在砂浆的死海中,没能从这次变革中得到进步。
如果我们不能打破对现实的依赖,并将建筑学理解为一种思考所有问题——从最政治的到最实际的问题的方式;如果我们不能将自身从对“永恒”的关注中解放出来,转而思考贫困与自然的消亡等更急迫、更切近的新问题,建筑学甚至不能持续到20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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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它拥有物理及实质上的多样性,而不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悖论般地,建筑中能够传递思想与意识等“非物质”的,正是其物质性。建筑的存在和延续得益于它的美,得益于它能够吸引、鼓舞甚至激励人们。
我们不想要完全的缩减,或者纯粹的抽象。我们不是在试图将世界精简为所谓的仅存的“本质”。我们不是要建立一个极简主义学派,相反,我们惊讶于极简主义对建筑的破坏,它往往被人们与道德和完美联系起来,并有着某种属于新教的热情。而相反地,对于我们设计中常常出现的“方盒子”,我们变得愈发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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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坚信探索发现要比创新更重要。社会中的各种工作,都是由探索发掘而来,我们并没有完全地“创造”着它们。建筑对我来说就是一条探索之路,我在观察中学到的远比从书本习得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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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评审团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对环境的尊重。这关系到我们未来生存的方方面面。抛开最小化能源消耗、简单直接的技术,以及对基地、气候、场所和文化的尊重,我的建筑就无法成立。整体上,这些考量共同构成了我实验与表达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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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约翰·伍重之子扬·伍重代替父亲前往领奖并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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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的父亲在战后的丹麦开始从业,国家整体的经济低迷,也很难有好的项目。因此他参加了许多设计竞赛,而毫无疑问,赢得悉尼歌剧院这个项目是他职业生涯中一个重要转折点。他感到世界忽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向他打开了。
悉尼歌剧院项目为我们这个家族带来了更多的与世界接触的机会。我的父亲一直影响着他周围的人,他对人、美丽的地方、自然、颜色、光线等的喜爱,时常感染着大家。他的热忱留给我们的,是长久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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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激发地面的活力。传统建筑学忽略了地面所具有的巨大城市潜能。地面应该被打开,并增加层次。我将人工地景和地形学的概念融入设计,同时不影响都市肌理的流动与流畅。归根究底,建筑是为创造更多的乐趣、激发社会生活的活力而存在。现代社会从未停滞不前,空间的组合也应随着生活模式的变化而不断改变。
第一次看到这些设计形态,你难免会感到抽象、怪异,但这并不是我刻意为之。我关注的核心一直是关系的组织,而非自我表达。同时,这个不知疲倦的社会一直以新的特征要求、推动着建筑学,而数字设计工具的发展,也为建筑学带来了未知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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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目前的核心关注是,发展出一种有机的建筑语言,它以新的设计工具为基础,使我们能将高度复杂的形式流畅无缝地连接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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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是一种看待、思考、质疑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的方式。它需要一种与生俱来的求知欲,一个开放的观察心态,一种果断行动的意志。建筑师的成长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一个人思考,建造,组织,再思考......一遍遍重复这个过程,直到一个独立的对于现实的理解出现,并成为此后工作的基础。
当然,在我的项目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似之处,这些特点使它们得以被识别为Morphosis的作品。但这不是我感兴趣的地方。我更关注过程,而不是结果。我着迷于从最小的信息片段中浮现和发展出来的东西,因为它吸收了大量影响着它的现实。在这个过程中,起初,无人能预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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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兹克奖表彰建筑塑造人们生活的力量,它不仅助力于每一届获奖者,也鼓励着所有建筑师去影响身边的社会。由此,它带来荣誉,而在其背后更重要的无疑是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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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我们在建造当代城市的时候,也在实现着人类的最高理想。建筑也有着新的动力,有着改变空间的期待。但是建筑需要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因为在设计被实现的同时,也利用了地球的美好资源。我们必须意识到人类所处的位置,人类是自然和建造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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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我们文化的心脏,是经济的引擎,是文明的发源地.....但城市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被创造的,在设计与管理中变为文明。被忽视的城市将快速失去活力,在破败后就将重归野蛮。
我一直坚信,人性的、进步的建筑,能在功能性之上创造出美感。这个要求不仅是为了美本身,更重要的是,美好的房屋和公共空间能帮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潜能。建筑师不能漠然于政治和社会,我们有责任参与其中。
今天,建筑学有一个新的使命:不仅要塑就城市,还要尊重全球环境。建筑师或任何关心未来的人,都不能忽略气候变化以及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两者都进一步动摇着我们本已脆弱的世界,制造着无处不在的争端,浪费着人们的潜能、威胁着我们的生存。我们知道需要做什么,我们正在寻找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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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居住在地球上,我们必须抵制区域、网络、网格的都市化,这种趋势将抹去不同地域的独特个性,生活依赖于无限复制的办公场所、住宅、商店,人们渴求着已知已见之物,以逃避独立的思考与发现。我们必须以感性的、诗意的规则,替代这危险的普适。
建筑意味着转变,组织现有之物的改变。建筑也意味着揭露,给出新的方向。建筑还意味着延长现有的历史和过往生活的痕迹,倾听所在之地的呼吸和脉动,分析其韵律并基于此进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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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建筑。但有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们坐小火车去看电影,街道上的影院看起来都是那样美好。盥洗室的空间是黄色和黑色,栏杆上有小圆点的点缀......那种美好的感觉让我猜想,这一定就是建筑了。还有一次,我们去家附近的修道院,美轮美奂的巴洛克式教堂里,僧侣唱着圣歌。这一定也是建筑了。然后,最美妙的是,在礼拜的末尾我们走入被岩石包裹的一间小小的礼拜堂,无数蜡烛燃烧着,散发出特殊的气味......那一定,也是建筑吧。当然,一定还有其他类似的瞬间。长大后回想,真好,在我的童年里建筑始终不曾缺席过。
那么什么是“我”的建筑?那些能震撼我心灵与精神的建筑,是我喜欢的东西,但绝不会是从杂志或与他人的谈话中得来的线索。它们就是我自己。然而要如何寻找这种感觉?首先,必须全神贯注于自己希望完成的事情上,但同时,需要保持松弛,漫游,感受......然后突然之间,想法就会自然地涌现,它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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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泽21世纪美术馆是一个重要项目,它帮助我们明确了设计方向。艺术馆位于市中心的黄金地带。我们的出发点是“开放的美术馆”这个概念,使美术馆不再只属于艺术家,还能属于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当我们看到市民开心地使用建成后的美术馆时,我们意识到,建筑的“开放”是多么美好,我们的目标也因这个项目而变得更加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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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伙经营SANAA事务所的同时,我们还分别主持着自己的事务所。所以在同一屋檐下,并存的是三个团队。通常,SANAA专注在国际项目和竞赛上,我们各自的事务所则为朋友的住宅和私人画廊提供服务。虽然经常会有人感到疑惑,甚至批评这太过复杂,但我们非常喜欢这种方式。在自己的团队,我们独自思考、与自己的想法“搏斗”;而在SANAA,我们互相启发和评判。这种模式,为我们打开了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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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一种清晰、简单和务实的语言来重建国家和文化。没有什么能比“被禁止的”现代运动更好地迎接这一挑战。这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更重要的是材料、结构和语言之间的一致性问题。若如密斯·凡·德·罗所说,“建筑是一个时代的意志转化为空间”,那么他就为我们重新定义这一学科打开了大门,在此之前,这一学科一直受到语言学、符号学、社会学和其他相关科学的争夺。重要的是,建筑就是“建造”,这是国家对我们的迫切要求。
葡萄牙有十个世纪的历史,今天面临着与其他时期类似的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危机。葡萄牙的建筑师发现他们必须移民才能建造。正如保罗·克洛岱尔所言:“葡萄牙如同海上航船,一次次踏上欧洲。”作为建筑师,我们必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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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在学校读了太多哲学的建筑学学生,我先是满怀激情地拥抱了现代建筑,然后很快就把注意力转向了后现代建筑。当我开始对现代建筑大量的人工特征感到厌倦时,我爱上了解构主义哲学和建筑。我非常兴奋,甚至自己设计和建造了几座解构主义建筑。但在整个过程中,我被同一个问题弄糊涂了,“我的建筑深深植根于我自己的文化吗?”
与带有强烈人类印迹的建筑相比,中国传统建筑更接近自然,将建筑带入了一个全新的视野。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建筑世界,我以前从未见过或学过,但它包含了比现代建筑更有价值的东西。如果“现代建筑”等同于“专业的建筑体系”,我宁愿称自己是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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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试图在一个不稳定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和自然世界中建立建筑的秩序。然而,在寻找秩序的过程中,我们常常陷入传统的解决方案,发现自己被限制在框架中。对我而言,建筑师的任务是通过创造空间,让人们感到放松,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从而将人们从那些限制性的框架中解放出来。
到目前为止,那些梦想着自由和富足生活因而迁徙至城市的人们,已沦为一群被疏远的个体。现代主义建筑在自身与自然之间筑起一堵墙,依靠技术创造与自然毫无联系的人工环境。它以功能和效率为先,并切断自己与当地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联系。这种与自然的隔绝和对当地社区的排斥,是造成今天“千城一面”和“千人一面”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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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了地震和海啸。在自然的盛怒面前,人类科技无能为力。这是人类对自然的傲慢所带来的灾难。我相信,是时候让我们重新亲近大自然,向大自然的丰饶敞开我们单调的城市网格,重建更有活力和更人性化的环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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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被视为“环保设计师”,然而,当我1986年开始使用可回收材料时,还没有人谈论“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现在这些词汇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和“商业消费品”。我使用可回收材料绝非因为时尚,而是因为我不想浪费。
神户的纸质教堂由我的学生们用纸管建造,原计划仅使用几年时间,但人们很喜欢它,后来服役了十余年,然后被拆卸并运到台湾地震灾区重新搭建,成了一个永久性的教堂和社区中心。我意识到即使是纸做的建筑也可能是永久性的——只要人们喜欢。然而,即使是混凝土制成的建筑——也可能被地震摧毁——而且如果这座建筑属于商业性质,建筑物本身和其所依托的土地也可以转售给另一家开发商,并建造新的楼宇——它们都是临时的。因此,建筑物是临时还是永久,这并不取决于建筑材料,而是要看人们是否喜爱这座建筑物。这才是临时和永久性建筑物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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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女儿Christine Otto-Kanstinger代为领奖并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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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奥托从来不想为永恒而建造,而是为活着的人建造。每个人都应该能够建造自己的富有想象力的房子。建筑应该适应人们的需要,而不是相反。材料和能源的消耗以及用地面积应该是最小的,并使用可再生能源。有时,弗雷·奥托会告诉一个潜在的客户,他根本不需要他想要的建筑。我们必须与自然一起建设,而不是与之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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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奥托和生物学家合作,对自然界的设计原理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而非以之发展仿生学。他自己认为他最好的洞见是“泡沫和网,是所有生命与生命形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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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是凭借许多学科的专业知识一起建造而成的。我无法一个人完成它,但是一个建筑师必须能够辨别出哪一种方法更好。良好的意愿和专业的灵活性是至关重要的,这样才能越过建筑落成的阻力。我们建筑师不用自己的双手建造我们的项目;我们依赖于许多技术,但更依赖于工人的体力。对于所有在施工现场艰苦工作的人,我们也非常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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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筑师引为典型的不是砖块、石头、钢铁或木头,而是生活本身。建筑是给人们生活的地方以形式。它并不比那更复杂,但也并不比那更简单。生活的范围从最基本的需求到最深层的欲望,从普通的活动到非凡的事件,从自我到集体。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首先要有自己的生活。我们有必要了解我们试图主宰、照料和提升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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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来说,建筑是在漫长旅程中实现梦想的艺术。在这段旅程中,我们追求的是含有整个宇宙的建筑,而宇宙是由一张最精致的纸构成的,这张纸上写着诗人的诗句,帮助我们理解宇宙。
我们必须承认这可能并不容易,但我们仍承诺,要唤醒生活在我们创造的空间中的人的情感。要意识到他们的人生经验,要理解事物的真实本质,要超越既定的东西,要达到新的和意想不到的结果。建筑就像音乐,但不会那么短暂。它像诗歌,但更平淡。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想要感受并让他人感受。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将其奉献给别人。我们想继续做梦,一次又一次地醒来,生活在此处和其他奇幻的现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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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景的再现:2017普奖得主RCR的莱斯高尔斯休憩亭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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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60多年的实践,我发现我求索的正是要修正差异,最终将异质与同质融合在一起。我发现自己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去教导、去学习,去向栖息之所的真实本质发问。这引导我去设计整合的、交织的场所和街道,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最后,类似于我们印度的三位一体概念,设计亦描绘了创造、保存和转世的过程。
我也试图去接触更大的社会,并渐渐明白时间和精力才是真正的资源。如果我能在我的建筑布局、单体及集群与邻里的设计尝试中,利用好这些资源,也许就能到达和谐、包容、团结、谦逊、合作等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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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建筑?有各种含义。
首先,把建筑说成是艺术,也许每个人都能理解。然而,自上世纪末以来,艺术的意义发生了变化,艺术的消失也一直被预言。如今,将建筑作为艺术还远远不够。同样的,建筑也开始扩张,建筑师的工作不仅仅是设计艺术,更要将国家、城市、住房、社会、信息系统、商业策略、国际外交策略等纳入广义的设计范畴。当今的建筑师,可以从作为工程师的建筑师,到作为战略家的建筑师。
四十年前,杰伊·普利兹克召集了建造创新的现代建筑的人们,聚集在芝加哥。这是一个为了建立国际建筑奖的咨询会议,我是该小组的成员,也是唯一的非美国人。“建筑”这个词在现代社会中的使用始于佛罗伦萨,聚集在美第奇家族周围的文人“发明”了它。那次在芝加哥的聚会是为了给取得建筑成就的人设立一个奖项,杰伊·普利兹克坚定地希望像现代美第奇家族那样,促进这个赞助体系。第一次颁奖始于1979年,在第一个十年里就确定了方向。
今天,所有内容都包含在我们创建的架构中。预计将来也会讨论此类重要问题,这些对于普利兹克奖的范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考虑什么是建筑,及其在未来的角色,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挑战。作为一名建筑师,我非常高兴能够获得普利兹克奖,我见证了这个奖项的诞生,也见证了建筑在这个重要转折点上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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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及资料整理 | 原源、李菁琳、崔婧、陈娅凡
视频剪辑 |郭嘉
视觉 |李茜雅 校对 | 李菁琳、崔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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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茂中文领奖致辞来源普利兹克建筑奖官网、矶崎新中文领奖致辞来源矶崎新+胡倩工作室,其余39届由有方节选、编译,原文均来自普奖官网。配图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涉及任何版权问题,请及时和我们联系,我们将尽快妥善处理。联系电话:0755-86148369;邮箱info@archiposi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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