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青年文丘里：传统不能继承

翟宇琦 | 鲍思琪 | 2018.10.11 13:50

本文是作者翟宇琦的投稿，以纪念2018年9月18日离世的著名建筑师罗伯特·文丘里。

“我喜欢建筑中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罗伯特·文丘里

文丘里是意大利裔美国人，是贵格会和天主教徒，是民粹主义者也是精英建筑师。青年时，他曾多次申请访问罗马，虽不断被拒，仍不断尝试。复杂性与矛盾性，在他看来是一种牺牲性的投资，也是他对历史传统与自身传统的双重探索。

为什么是罗马

“罗马美国艺术学院（奖学金项目）使我的旅程与探索成为可能，这是我的生命盛宴; 如果我将来能够为建筑学做出任何贡献，我会毫不吝惜的将其归功于我重要的意大利探索之旅。”

1956年7月，31岁的文丘里写下这段话时，已是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硕士，在路易·康（Louis Isadore Kahn）、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等四位知名建筑师的事务所中都有工作经历。在职业巅峰到来前的上升期，文丘里似乎有所预料，罗马的奖学金项目，意义非凡。

罗马美国艺术学院成立于1894年，旨在支持美国布扎教育体系（Beaux - Arts）的发展，以期在一个变革的时代重新定义建筑学。1947年，学院的奖学金访问项目（the Fellowship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重新开放，开启了新的艺术家居住计划，为短暂停留罗马的美国高级建筑师提供资助。其招募对象主要是建筑学院的毕业生。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第一批参与奖学金访问项目的建筑师，有现代主义者乔治·豪（George Howe，1948 - 1949），路易·康（Louis Kahn，1950 - 1951）和彼得罗·贝鲁斯基（Pietro Belluschi，1953 - 1954），项目本身直到20世纪70、80年代以前，都乏人问津。

20世纪50年代早期，美国建筑学派为应对现代都市语境，以“美国是否有自己的建筑传统”为核心话题展开了讨论。其中的焦点人物，是以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和密斯（Ludwig Mies van der Rohe）为首的欧洲先驱，以及德莫尔（Skidmore）、奥因斯（Owings）、美林（Merrill）等美国信徒。现代建筑实践与推广的核心地点，则是纽约、芝加哥、波士顿等中心地区。除此之外，意大利、米兰和威尼斯的建筑师们，也通过不断反思都市现代性，在建筑学界赢得了国际声望。

与此同时，仍然“倡导都市历史保护议题”的罗马，却始终维持着战后建筑学对立面的城市形象。在这种境况下，美国建筑师去往罗马进行学术访问似乎并不能带来直接益处，文丘里究竟因何相信：“访问罗马能带来战后建筑学的真实成功”？

理想的“渗透”之地

作为一名刚刚起步的建筑师，青年文丘里坚定地认为：罗马之行，是他必须经历的旅程，也必定是他开启建筑学探索的精准抉择。他甚至宣称：“我没有申请其他奖学金”，并把“在罗马与艺术家和学者共同生活、工作”，视为一名积极的建筑师“职业生涯的必要经历。”

青年文丘里对罗马的执着可以追溯到1948年。

彼时，他第一次探访欧洲，行走于罗马，不禁惊叹于“罗马的深橙色（deep orange）”。这种极具冲击性的城市体验，与此前文丘里通过图像（大部分是黑白影像）所了解到的截然不同。年轻的他从此深爱上罗马，不断向往回到那里。

不过，文丘里申请罗马美国艺术学院奖学金访问项目的过程并不顺利。1952年、1953年，他两次递交申请，都失败了。1954年，在第三份申请表上，他写道: “一个进步的建筑师必须能够意识自身的传统”，而“传统”，在十九世纪之前，始终是与美国建筑师相关联的“重要部分”：他们必须通过学习欧洲都市的日常与生活经验，方能获取有意义的建造。

申请表上，文丘里还引用了诗人艾略特（T.S.Eliot）对历史感（historical sense）的论述，表示访问罗马时，要从“骨头（bones）”里全面感受从古至今的“建筑文化（whole of architecture’s literature） ”。他坚信，只有将自己直接地、深层地暴露在历史中，才可能通过意识“渗透”（osmosis），真实而深刻地理解，进而拥有古典建筑学的遗产。而这种“渗透”是永远无法借助照片和文本达到的。也许是受到普林斯顿历史感知的指引，青年文丘里认定：罗马，这一最为独特的历史之都，是最理想的“渗透”之地。

这份申请，终于让文丘里获得了奖学金，但成行前的1953年底，文丘里72岁的父亲重病，又使他不得不返回费城帮母亲经营家庭业务。

后来，在去往罗马的路上，文丘里对家人写道：“我全心全意希望我的经历和工作是丰富、有益且具备重要价值的，值得我为此付出巨大的成本。为了我给你们带去的艰难、我内心的惶恐不安和包括我的事业在内的种种风险，我会尽力让它值得。”

人生导师：路易·康

青年文丘里执着于罗马的另一原因，来自他的首位人生导师，路易·康（Louis Isadore Kahn）。

1950年2月，在普林斯顿，康（Kahn）是文丘里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对文丘里论文中讨论的许多罗马建筑案例颇感兴趣，鼓励他申请罗马美国艺术学院的奖学金。当时，康也正要访问罗马，他对罗马的热烈情怀，显然感染了文丘里。

毕业后，文丘里在康的事务所一边实习，一边申请前往罗马的奖学金。前两次申请失败后，康鼓励他不要放弃。这段经历，使康在文丘里的心中始终占据着一席之地。1956年初，准备再次前往罗马访问的文丘里听说康也可能参与访问项目，非常期待。他写信告诉家人，“他（即将参加罗马访问的学者）可能是小沙里宁（Saarinen）或康。我（谨慎地）支持后者。”小沙里宁当时的名气其实已经超越了康，但文丘里显得并不在意。

文丘里与康在工作方法上的背离，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显见于项目设计中。20世纪60年代，康巨大、厚重的构造也与文丘里错综复杂的视觉平面形成了鲜明对比与分歧，但康对文丘里的鼓舞，以及康执着、传奇的力量，一直激励着文丘里，让他努力追寻“自我”的传统。

斯卡利（Scully）因此评价，“由康伊始，继而由文丘里完成了，我们与过去的所有连结。”

路易·康和美国艺术学院的其他同僚在希腊德尔斐，左起依次为Joseph Amisano, Dorothy Amisano, Spero Daltas, 路易·康和Fritz Sippel

除了路易·康，青年文丘里的重要导师还有莱特（Frank Lloyd Wright）和唐纳德·埃格伯特（Donald Drew Egbert）。前者在托斯卡纳的居住地，深刻改变了文丘里处理建筑、景观的方法。后者以艺术史学家视角认知布扎教育体系，帮助文丘里在长久的现代性探索中，抵达了成就的顶峰。

追寻传统的旅程

如前所述，罗马美国艺术学院的设立，从一开始就与布扎的发展紧密相连。在以格罗皮乌斯（Gropius）与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为首的主流认知中，“历史”表明了一种无效的布扎，是静态的模式范本（pattern - book approach）。而“传统”，作为非静态的设计模板，是布扎方法的关键。

“传统”，即“传达一个时期内建筑和文化之间的连续性，并展示成功的建筑如何满足当代的需求”。文丘里运用“传统”的概念，对应格罗皮乌斯与吉迪恩的语言，认为罗马通过室外空间的节奏变化，促成了个体对空间发展的连续性及变化性的认知。

“罗马的巴洛克式广场，使建筑物的变动关系变得敏感，也使我们有机会去平行理解它。”城市中纪念性的广场空间，人行尺度的小规模社区空间，都是19世纪、20世纪的现代城市中难以觅得的城市空间。

文丘里认为，“传统不能继承，如果你想得到它，就必须通过大量的劳动”。这样的想法，让青年文丘里的罗马之旅，变得丰富且复杂。

当他在巴洛克式教堂参加逾越节三日庆典（Triduum），当他观察到音乐、烛光、仪式与香气将戏剧性赋予生命，当他与当地人同住，在父亲的家乡阿布鲁佐（Abruzzo）一起吃着“微薄的食物（meager fare）”，当他在寒冷且没有供暖的村庄教堂，颤抖着观看电影，当电影中的难民最终落脚于华丽的西西里岛别墅……这些瞬间，让青年文丘里深切感受到自己体内“那不勒斯（Naples）”的部分。终于，他“回家”了。

文丘里在《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中描述了一系列传统和语境（context），它们虽然风格各异，却并不随意，也不中立。了解了青年文丘里在罗马的旅行，我们会发现，“复杂性与矛盾性”提供的实际上是文丘里自身的叙事，是他的旅程、阅读、谈话、思想与愿景。

觉知传统的文本

毫无疑问，罗马的经历对文丘里的建筑实践影响深远。然而，它的出场方式却很特别——“如游戏般严肃，包含了反思的合成（reflectively synthetic），以及非判断性（non - judgmental）。”

文丘里将母亲住宅视为 “家”的标志性图像，它一方面回应了新殖民地栗子山的山墙屋顶，另一方面也显露出文丘里对路易吉·莫雷蒂（Luigi Moretti）Casa “Il Girasole”的迷恋。母亲住宅甚至还吸收了布鲁尔（Marcel Lajos Breuer）不使用彩色油漆的习惯。此种叙事，作为一种设计方式，在文丘里及其合作伙伴为楠塔基特岛（Nantucket Island）、商业地带和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构建的语境中不断复现。

青年文丘里充满灵感的罗马之行正如艾略特笔下“自我的传统（ownership of tradition）”，对任何一个超过二十岁的诗人而言，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年轻的灵感与成熟的意识并不相同，前者将更为长久、广泛地维持创造性产出。”

时隔若干年，文丘里回忆起罗马之旅，称其为“将来行动的准备”和“无所作为的时期”。但无所作为，并不意味着毫无意义。几年后，文丘里在罗马积累的这种直觉，便“逐渐演变为建筑中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被憎恨”的挽救者

斯卡利称文丘里是“伟大的传统意大利建筑师（an Italian architect of the great tradition）”。在他眼中，文丘里与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都是从过去的建筑学里真正学到东西的建筑师”，而且“这种体验是个人且直接的，因此，他们都能摆脱思想的模式和同时代人的风尚。”

斯卡利甚至在《罗伯特·文丘里的温和建筑》（Robert Venturi’s Gentle Architecure）中类比了文丘里与弗兰克·罗斯福（Roosevelt）——“罗斯福从其自身出发，挽救了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被所有资本家憎恨；文丘里则从其自身出发，挽救了现代建筑，并同样因此被几乎所有现代建筑师憎恨。”

经斯卡利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现代建筑不能、也不愿处理城市的复杂性。这种比较对文丘里而言，可能令人满意，也可能令人尴尬，亦或两者兼有（D.R.Costanzo）。

1966年初，文丘里以常驻建筑师的身份回归学院，再次追随康。那年晚些时候，他与斯科特·布朗（Denise Scott Brown）一起前往拉斯维加斯，开启了另一个历史性篇章。“他们以浸入的（immersive）、分析的（analytical）、反思的（reflective）方式，再一次趋近了这个城市与美国的商业图景。”这些思想的起源同样来自青年文丘里与他记忆中的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