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杨鹏,在有方空间带来“手泽与年轮:阿尔瓦·阿尔托的平常建筑”第6期考察的行前讲座,讲座分为奇迹国家芬兰、凡人阿尔托、设计师阿尔托三个部分。
以下为讲座内容及视频:
今天的讲座,我想和大家分享我对芬兰文化一个总体的理解、阿尔托的生平细节、他的主要设计风格,以及他受到的某些重要影响。
提到芬兰,首先要强调两个关键的年份:1917年和2017年。在1917之前,并没有独立的芬兰存在过。在此之前,它有数百年被瑞典统治,在18世纪末期被瑞典割让给沙俄,成为一个高度自治但没有独立建制的殖民地。2017年,芬兰这个国家刚刚一百岁,举行了许多纪念性的文化活动。
芬兰的整个国土都在北纬60度以上的高寒地区。可以想象,在它建国初期也就是阿尔托的青年时代,当时总人口只有300多万的芬兰,会是怎样的物质条件和文化环境。然而诞生不久的芬兰,就开始涌现出了很强的文化实力。如今拥有550万人口的芬兰,兼具很高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是小国崛起的典范。
芬兰没有什么高山大河,最主要的自然特征是千湖之国,还有冰雪、森林和极光。为什么强调这些呢?因为它们和阿尔托的设计有密切的关系。其实瑞典、挪威,俄罗斯,还有其他一些地区,也有接近的自然条件,冰雪、森林和湖泊。一方面芬兰有它特殊的地方,另一方面以阿尔托为代表的芬兰设计师们,把握住了机遇,将自然和文化给他们的条件牢牢抓住,但其他某些国家的现代设计师会对这些条件视而不见。
值得一提的是,芬兰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绝大多数欧洲语言都是一个大家族的成员,甚至和波斯语、印地语都有亲缘关系,同属于印欧语系。然而芬兰语并不属于印欧语系,一个如此孤立的小语种,经过数百年殖民统治而没有消亡,实在是文化的奇迹。芬兰的神话史诗《卡勒瓦拉》,成为托尔金创作《魔戒》的灵感源泉之一。
从语言很容易联想到另一问题,那就是国家的整体文化究竟起到怎样的作用。我的观点既不是“文化决定论”,也不是相反的“文化无用论”,而是介于二者之间。文化决定论过分夸大一个国家文化的直接影响,认为它决定了国家许多方面的发展,比如说日本或者法国,因为有这样或那样的文化传统,所以国家的发展必然是这样。而另一个极端,是过度强调物质的影响力,把国家的发展用技术、经济等可量化因素来解释。至少现代建筑界可以证明,许多建筑师受到的是介于二者之间的、非常多元的影响。有物质方面的技术发明的影响,有强烈的民族、地域文化影响,还有建筑师随意的,灵活的个人因素影响。
回到阿尔托。从1926年到1976年,这五十年的时间,是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从历史的角度讲,四五十年可以被视为同一个时期。全世界建筑的主要材料、施工技术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几位著名建筑师,在大致同样时间的创作,差异还是相当大的。因为建筑作品的风格,是文化决定论和无用论之间微妙均衡的结果。
密斯比阿尔托年长12岁,但是他们后期的创作高峰在时间上是重叠的。当密斯设计伊利诺伊工学院的时候,阿尔托正在设计赫尔辛基理工大学。路易·康只比阿尔托小三四岁,他们两人具有更强的可比性。他们几乎同时在分别设计一座图书馆或者一座博物馆。最终这几位大师创作的结果,风格差异非常大。
说到芬兰。根据我自编的一个公式,如果以国家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作为分子,用国家的历史和人口作分母,这个比值,芬兰称得上世界第一。比如法国或者日本、德国等很多国家,分子比芬兰大很多,但是国家的历史和人口比芬兰也大很多。所以我认为芬兰是一个奇迹国家,至少在文化方面。
正如国家的整体文化会影响建筑作品的风格,我相信,个人的生活经历会更直接地影响建筑师的作品风格。阿尔托出生于1898年,去世于1976年。也就是说他的幼年和少年时代,芬兰还没有独立,是在沙俄的殖民统治下。在他的青年时代将要上大学的时候,芬兰才宣布独立。他1921年毕业于赫尔辛基理工大学。为了纪念阿尔托,2010年这所学校合并了另外两所大学,改名为阿尔托大学。
有一点也值得注意:所谓“现代主义四大师”当中的三位,都在同一个德国事务所里工作过。密斯、柯布西耶和格罗皮乌斯年轻的时候,都在德国建筑师贝伦斯的事务所工作过(柯布西耶还曾在法国著名建筑师佩雷的事务所工作)。虽然贝伦斯本人的天赋和贡献有限,但是毕竟三个年轻人在欧洲的文化中心之一柏林,受到了成功建筑师的提携。赖特在沙利文的事务所工作了六年之久。路易·康在美国的学习和成长条件,也明显优于阿尔托。
在1920年代的芬兰,足以“提携”阿尔托的中年建筑师,从数量到能力都非常有限。那时候老沙里宁已经移民到了美国。阿尔托基本上是靠自己的才华,以及对机遇的把握,从世界边缘的小地方走到了舞台的中央。
阿尔托从大学毕业后,很快就创办了自己的小事务所。一直到去世,除了40年代短暂地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做了两年客座教授,其他时间基本都在芬兰度过。他的确是生于斯长于斯,一个地地道道的芬兰人。他不像格罗皮乌斯、密斯的后半生在美国,柯布也是一个很国际化,以世界公民自居的人。阿尔托甘心做一个很成功的芬兰建筑师。
从以下两个生活细节,我们可以感受到阿尔托的某些性格特征。他的第一位夫人艾诺·阿尔托,是他1923年创立事务所时最早的员工之一,准确的说是比他大三岁的师姐,同样毕业于赫尔辛基理工大学建筑系。艾诺入职两年之后,他们就结婚了。艾诺的设计天分很强,和阿尔托密切合作,很可惜在1950年得病去世了。过了三年,阿尔托事务所里一个比他小二十几岁的设计师艾丽莎,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这似乎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可以从中看出阿尔托的秉性,他的好恶。两任妻子都是事务所的同事,很能说明一些问题——阿尔托并不爱交际,也不喜欢混迹于一些场合,他安于在自己的事务所里默默地做事,虽然表面上他喜欢嘻嘻哈哈。
“模数一毫米”的故事:关于他嘻嘻哈哈的性格。他的传记中写到,昌迪加尔建成之后,柯布西耶的声望在印度如日中天,也带动了印度的现代建筑事业。有一个年轻的印度建筑师到欧洲游学,专门跑到赫尔辛基去拜访阿尔托。他来到阿尔托的工作室(平面是不规则的直线和曲线结合),很认真地问:“你这座房子的模数是多少?”阿尔托表情严肃地回答:“大约一毫米吧”。他的性格很风趣,略带玩世不恭,绝不是那种摆着深沉架子的人。
在我所了解的20世纪的建筑大师中,阿尔托的作品功能类型是最广的:私家住宅、集合住宅、学校、博物馆、图书馆、剧场、医院、政府办公楼、教堂、体育馆,这些还不包括未实施的方案。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另外几位大师的建成作品功能类型都有哪些。除了火车站、机场没有做过,主要的建筑类型阿尔托都有。比如密斯就没有做过宗教建筑,虽然他在美国有一个小教堂作品,然而就是一个最纯粹的方盒子,并没有针对教堂的细节和氛围。
还有作品分布的国家,虽然阿尔托的作品集中在欧洲和美国,但是地域分布仍然算是比较广。功能类型和地域分布叠加,我想强调的是,阿尔托始终保持着外向、开放的姿态,和整个世界交流。他乐于跟各种背景、各种国家的业主打交道。阿尔托怀着类似中世纪工匠的追求,他希望建筑和公众有紧密的沟通联系,切实地为社会服务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我个人给他扣了一个很高的帽子,就是当下的建筑师们“最应该借鉴的人”。古根海姆博物馆、朗香教堂、范思沃斯别墅等杰作,具有很强的精神力量,但是作品的背景和客户都很特殊,难以在实践过程中借鉴。但是阿尔托的作品,小到毫米级的细节,大到规划性的整体布局,他的设计手法和原则,都具有很强的“普适性”,非常实用同时让你觉得有趣味,有艺术感。某些国外评论家形容阿尔托是“冷静的灵性”(Cool Imaginary),我觉得很贴切。如果讲更通俗一些,就是综合的、微妙的感觉。
阿尔托曾这样评论赖特的作品:“许多现代建筑都让我联想到人造的玻璃花。每一个元素、每一个角落的功能和结构,都可以被清晰地解释,总有某些东西带着刻意的人工痕迹——就像艳丽的玻璃花。赖特的建筑则有所不同,我无法分析它们、解剖它们,因为它们太可爱了,它们是带着露水的鲜花。”
这段话的核心,是他认为赖特的建筑像鲜花,而不是假花和玻璃花。玻璃花可以做得很漂亮,像真的一样,甚至更漂亮。而正因为是鲜花,往往不是那么完美,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难以解释的东西。这段话用到阿尔托自己的建筑上也非常贴切。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下意识地流露出对自己的评价。另一方面,毕竟阿尔托和赖特的作品,有一定程度的相通之处。
这是著名的帕米欧肺结核疗养院,1933年建成,阿尔托去世两年后(1978年)芬兰专门为它发行过邮票。一般登上邮票的建筑,都是欧洲的古代遗产,为一座现代建筑,尤其是外观平淡的医疗建筑发行邮票,我觉得有很大的意义。很多建筑大师都躲着医院的项目。这座建筑虽然以前是肺结核疗养院,不是普通医院,但毕竟是功能性非常强的医疗建筑,很难做好。尤其在30年代,技术水平比较低,能把医院做成什么样子呢?我们会看到帕米欧疗养院著名的洗手盆,阿尔托专门定制设计这种水声比较小的洗手盆。2004年这座建筑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录。
我们此行还会参观阿尔托的其他代表作,如玛丽亚别墅、珊奈特赛罗镇公所、阿尔托大学等。
许多现代建筑师都设计过椅子,这几乎是现代建筑师必选的规定动作,但是大多数由建筑师设计的椅子,只是像业余玩票一样的效果。阿尔托设计的椅子、玻璃器皿和灯具,到今天仍在批量生产,每年给这个人口很少的国家带来可观的外汇收入,同时也传播文化的软实力。密斯、布劳耶也设计过极具影响力的椅子,但是并没有涉足灯具、器皿等其他工业设计领域。我个人认为,阿尔托定是所有现代建筑大师当中,工业设计成就最高的。
这是阿尔托专门给帕米欧疗养院设计的椅子,日后成为芬兰的Artek家具公司的招牌产品。有一本英国人写的《20世纪的设计》,是《牛津艺术史》系列丛书之一,选用这把椅子做封面。比起灯具、玻璃器皿,服装,椅子更像一个迷你的小建筑,要充分考虑结构承重和耐久性。
设计师显然不甘心做像方格框架结构那么简单的椅子,所以椅子最能考验设计师的形式把控能力。帕米欧椅子扶手的曲线跟座椅的曲线,有一种温和又浪漫的气质,还有椅背上的四道槽,既能起装饰作用,也能够让人靠上去透气好一些。
阿尔托花瓶估计大家也比较熟悉,是他30年代设计的,后来出了各种尺寸、各种颜色的版本。
这是阿尔托设计的一款灯具,很简单地用三个相同的灯拼在一起,三个灯绳可以分别控制。两个灯的光朝上打,一个朝下打。阿尔托在很多住宅里使用这个灯。大家想象在住宅的卧室或者客厅,这个灯非常实用,既有朝上的间接光源,也有朝下的方便阅读的直接光源,同时也有微妙的、温和的装饰效果。
阿尔托设计的建筑和家具产品,都有某种混杂的特点,它们绝不是华而不实的抽象雕塑,也不是那么纯净和理性,不能用简单的量化标准来衡量。
这是珊奈特赛罗镇公所的一个门把手。我们此次行程中会看到,阿尔托为他的很多建筑定制设计了门把手,造型各不相同,某些还缠绕着精美的皮条。我甚至认为,仅仅是这些门把手,就足以为他撑起在建筑界的一席之地。门把手是建筑设计和工业设计最鲜明的交集,以小见大,它代表了建筑师考虑建筑的态度。和他同时代的建筑大师们,似乎没有别人这样微观地考虑建筑(赖特注重类似的细节,但是更唯美而形式化)。阿尔托去世之后直到今天,也难以找到可以相提并论的追随者。
当然,中国的国情跟芬兰在很多地方都是两个极端,从文化、历史、大众和业主的喜好,包括国情的现状都截然不同。所以我们此行的目的,不是直接模仿,而是去感受整个芬兰的气息、和阿尔托作品的气息。
从另一方面讲,我仍然坚持认为,阿尔托的作品特别适合后辈建筑师“改编”学习。开玩笑地讲,阿尔托足以胜任我们国内设计院的总建筑师。他不是巴拉甘那种书斋里的诗人,他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乐于跟各种人打交道。建筑界需要多样性,诗人兼职的建筑师固然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固守本职的“纯建筑师”,至少不应当沦为配角。
希望中国的大批建筑师,不仅仅是模糊地知道阿尔托这个名字,和他的一两件代表作,而是深刻地理解,如何让建筑作品既对社会负责,同时拥有个人的标签风格,如何创造温馨又有趣的室内环境——只要社会责任感、温馨的室内环境,仍是评价建筑的主要标准。
最后是一个小花絮,刚才我们提到过芬兰语非常独特。芬兰语中“阿尔托(Aalto)”这个词的意思,恰好就是“波浪”,相当于英语的“wave”。阿尔托是一个在芬兰比较普遍的姓。姓“波浪”的建筑师,他的作品无论平面还是立面,频繁地出现波浪。即便是直线形,也都是曲折的,有波浪的感觉,更不必说他设计的家具和花瓶。这一巧合我们实在是无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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