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关诗意的惊奇：迪埃斯特和他的砌体结构

本文原文刊载于《世界建筑》201609期 P98-105，已获授权转载。

在大多数欧洲语言里，“建筑师”一词都源于拉丁文“archi-tectus”。这个词本身出自古希腊语的“ἀρχι-τέκτων”，意为“首席工匠”。词头“archi”，是“首领、主持者”的意思，例如用于“archibishop”（大主教），它和“艺术”（Art）毫不相干。许多现代建筑师都知道这个学术花絮，只可惜知易行难，总是与艺术纠缠不清。

另一个和建筑关系紧密的语言问题，却极少有人关注。那就是“工程师”一词在大多数欧洲语言里，都来自同一个中古拉丁语词汇“ingeniator”。而它和形容词“ingenious”本是一家，后者通常译作“独创的、富于巧思的”。 以上关于建筑师和工程师（这里特指结构工程师）的词源学追溯，圆满地解释了建筑发展的某些根本问题。例如，圣索菲亚大教堂、亚眠大教堂和应县木塔，为什么千年之后仍是人类文明公认的高峰？现代社会里的这两种角色，都在逐渐偏离各自的词源，建筑师的“创造力”过度，而工程师越来越接近“计算师”。符合词源学标准的结构工程师，和20世纪巨大的建设量相比，实在少得可怜。能够身兼建筑师、工程师两种合格角色的天才，更是屈指可数。特洛哈（Eduardo Torroja, 1899-1961）、奈尔维（Pier Luigi Nervi, 1891-1979）、坎德拉（Félix Candela, 1910-1997）、弗雷·奥托（Frei Otto, 1925-2015）……还有一位稍显沉默的迪埃斯特。

谁是迪埃斯特

埃拉蒂奥·迪埃斯特（Eladio Dieste, 1917-2000），出生在乌拉圭，是和伍重、丹下健三大致同龄的人。1943年，迪埃斯特毕业于乌拉圭蒙德维的亚大学结构工程系。他毕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这个南美小国度过，直到2000年因病去世。从1950年代末开始，他一直利用配筋粘土砖作为结构材料，设计并且负责建造了数十座独特的建筑杰作。

迪埃斯特的早期代表作“基督圣工教堂”（Church of Christ the Worker），建成于1960年，仅比朗香教堂晚5、6年。整座建筑通体由砖构成，从屋顶、墙体到地面，包括所有的结构与装饰。建筑两侧砖墙的平面形状是正弦曲线，随着砖墙从下向上升起，曲线的振幅逐渐变大，形成波浪状的“直纹曲面”。令人称奇的是，屋顶的纵向截面也是正弦曲线，曲线的振幅从建筑中轴向两侧逐步递减。在檐口位置，屋顶和墙体神奇地“缝合”在了一起。

随着柏林新国家画廊、蓬皮杜中心的落成，建筑舞台的主角慢慢从混凝土的“粗野主义”变为属于钢的“高技派”。在大西洋对岸的乌拉圭，迪埃斯特仍执着于砖。跨度超过40米的砖结构壳体，覆盖了厂房、仓库、体育馆和商场。屋顶在纵向形成连续的“S”形壳体，横向则是一个个月牙形状的天窗。柔和的自然光透过天窗，映在优美的砖壳曲面上。公共汽车站悬挑十几米的屋顶，既能遮蔽风雨，又能满足车辆随心所欲地进出掉转。而奇迹中的奇迹，是这些砖结构的厚度只有不到200毫米。和被它呵护的巨大空间相比，结构轻薄如纸，却坚韧如钢，数十年后仍安然无恙。

冷静的独行者

尽管在1970-1980年代西班牙语的建筑刊物里，已经有多篇文章介绍过迪埃斯特的作品。但是在南美洲以外的建筑界，它们很显然被断山花、解构主义等等主义淹没了。

和特洛哈、奈尔维、坎德拉与奥托等人相比，迪埃斯特是唯一以砖为主要材料的现代结构大师。另一方面，作为科班出身、能解微分方程的结构工程师，他对于砖结构的理解，显然不同于赖特、阿尔托、路易·康、莱文伦茨（S.Lewerentz）等擅长用砖的建筑师。他的作品难以被归入任何一种现代建筑的风格、流派、思潮、主义。

迪埃斯特的绝大多数作品都位于乌拉圭狭小的国土上，然而他并不是与世隔绝、一心复古的隐士。他冷静地注视着1960-1970年代欧美建筑界的风起云涌。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迪埃斯特对于清教传统生长出来的包豪斯派、国际式等主流，带有本能的蔑视。他毫不讳言，建筑——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建筑，应当带给人们恒久的惊奇：“尽管生活消磨了我们创造惊奇的能力，惊奇仍是描绘这个世界真实图景的起点。”[1]

迪埃斯特从来不被世人公认的前提所束缚，也从不会打着“理性”的旗帜而牺牲美。正当许多方盒子以“理性”“效率”的名义席卷全球，迪埃斯特写道：“效率，是一位心地阴暗的大神。为了供奉他，我们牺牲了太多东西……我们建造的东西必须具备某种普适的经济性，也就是说，与整个世界深刻的秩序协调。只有那样，我们的作品才具备令我们惊叹的古代伟大建筑的征服力。”[1]

另一方面，在1980年代，他早已预见到，一旦厌烦了“国际式”的方盒子，业主和建筑师们必然渴求令人惊奇的形式，很可能会饥不择食，让建筑沦为巨型的雕塑：“某些掌握了必要学识的人，打着借鉴数十年前的绘画和雕塑流派（比如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旗号，用一些似乎颇有来头的形式达到广告效应。”[1]

20世纪许多才华横溢的建筑师，都习惯于做“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题：冰冷的白盒子、灵动的雕塑、复古的诗意、精致的机器……迪埃斯特的孤独，并不是因为他以“陈旧”的砖作为工具，而是因为他坚信以上这些选项无一正确，而建筑的问题也根本不是单选题。

砖，与诗意无关

每一块砖，都蕴含着古希腊时代的“土、水、气、火”四大元素。在机械化、电子化的时代，砖结构无疑是古朴情怀的最佳载体。正因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砖结构并未被建筑大师们彻底抛弃。阿尔托的珊纳特塞罗市政厅、柯布西耶的贾奥尔住宅、小沙里宁的麻省理工学院小教堂、路易·康的印度管理学院，都是建筑史中的经典。瑞典建筑师莱文伦茨刻意使用色差斑驳的砖、宽度夸张的砌缝；定居印度的英国建筑师贝克（L.Baker）把砖墙镂空、错落的游戏推到了极致；加拿大建筑师卡迪纳尔（D.Cardinal）用砖墙塑造流线飘逸的造型。

在视觉形式和文化表现力方面，砖结构的潜力似乎已被穷尽了。然而从建造方式、空间尺度方面衡量，这些经典仍是中规中矩的传统砖结构。砖所产生的“惊奇”，集中在粗糙的质感、肌理和古朴的诗意。

迪埃斯特用砖创造的惊奇，和“诗意”毫无关系。他之所以选择砖，首要的因素是当时乌拉圭国力贫弱，水泥基本依赖进口，混凝土结构的造价相当可观，而他接手的项目多数是位于偏远地区的工业建筑或者教堂、学校。1960-1970年代，乌拉圭的总人口只有约260万，每年尚有数万人移民离开[2]，其物质条件可见一斑。粘土砖只需就地取土，当地的人工也是相对廉价的。尽管需要在砖之间配筋，仍不失其施工可行性的优势。

在看到实例照片之前，谁能想象，适当配筋的粘土砖建起了几乎能容纳一个标准足球场的大跨度空间，更不必说悬挑十几米的薄壳屋顶。如果说这里有诗意，那也是雄鹰展翅，而不是细雨落花的诗意。迪埃斯特的一双翅膀，正是砖结构的两项基本特征：建造方式的可行性、建筑效能的综合性。

和现浇混凝土相比，迪埃斯特的砖结构也需要模板，但只是简易的单侧支撑。每一块砖都是坚硬的固体，不再有流动性，对于模板精度的要求很低，也不会像混凝土一样受到振捣、养护温度、湿度等因素的影响。至于预制混凝土或钢构件的装配式施工，它们依赖长途运输、大型机械的精准施工，在落后地区更不具备可行性。

典型的“框架+填充”建造方式，必须在结构骨架完成后，砌筑或装配轻质的墙体与屋顶。砖结构的优势在于，同一种材料、同一道工序，完成了承重与围合。此外，具备结构强度的砌块，必然具有胜过轻质砌块的蓄热性能。如果计入轻质围护墙、保温层、抹灰或贴面等施工成本，砖结构人工成本的劣势，就会被抵消很大一部分。此外，砌筑形成的砖缝，还会形成既简洁又悦目的装饰图案。让结构不仅仅是建筑的“骨骼”, 真正实现了“骨骼-肌肉-皮肤”三者于一体。

站在迪埃斯特的肩上

砖结构的这两方面优势，已经是沿袭千年的常识，并非迪埃斯特的新发现。用粘土砖砌筑大跨度的薄壳拱顶，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迪埃斯特正是站在这些常识与传统技术的肩上，借助现代的数学工具和施工技术，实现了飞跃。而我们站在他的肩上，又能做些什么呢？

201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正式公文：《十二五期间城市限用粘土制品、县城禁实心粘土砖》。其宏伟目标是“到2015年，全国30%以上的城市实现‘限粘’、50%以上县城实现‘禁实’”[3]。在此之前，为了保护耕地，实心粘土砖早已在许多大城市的新建筑中禁绝。该公告只是严格地推广到了更广泛的地区。

砖结构在当下中国建筑实践中的角色，只能是现代社会里的唐装汉服。它只适用于未经规划审批、也无需竣工验收的异类，或者是与历史风貌相关的特批项目。除此之外，效仿常春藤名校的红砖、梦回明清大宅院的灰砖，都只能采用“虚假”的贴面砖。

那么，当我们谈论迪埃斯特，我们还能再谈些什么呢？

我们只能再回到他的建造哲学的两个出发点：建造方式的可行性、建筑效能的综合性，只不过关键词将从“砖结构”扩展到“砌体结构”。

在中国的某些偏远地区，粘土砖仍是必要并且合法的建造材料，上一节提到的施工可行性问题依然存在。另一方面，以混凝土、矿渣、无害废料为原料的各种新型砌块，技术已经成熟。当砌块、砂浆具有足够的强度，加以合理的配筋和严格的施工流程，就能够满足耐久与抗震的要求。保温节能方面的优势，更无须赘言。无论是小开间的多层建筑，如旅馆、住院楼或幼儿园，还是空间开敞的办公楼、展厅、图书馆，适合采用砌体结构的项目并不罕见。

在资金雄厚、技术发达的大中型城市，砌体结构的施工可行性失去了优势，综合效能方面的优势就显得更为突出。现浇混凝土或者钢，是理所当然的结构材料吗？自由分隔、“框架+填充”的建造方式是无需思考的前提吗？砌体结构上洞口的自由度，固然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我们是否需要那么多清一色玻璃幕墙的外墙、屋顶？除了玻璃幕墙背后的填充墙、遮阳帘，是否有更高明的手法，解决保温、私密、闷热与炫光？图案装饰能否超越表皮，与结构合为一体？每一个的问题，都指向砌体结构的未来潜力。

事实上，即便在钢结构、大模板混凝土都异常发达的地区，仍有人在背道而驰，探索砌体结构，例如日本建筑师内藤广[4]。而早在内藤广出生之前，类似的混凝土砌体结构就被赖特用于米拉德住宅（Millard House）、南佛罗里达学院（Florida Southe College）等一系列作品[5]。只不过，与迪埃斯特在学术界的境遇相仿，过去的数十年里，这种砌体结构几乎没有建筑师、结构工程师延续借鉴。

结语

迪埃斯特的儿子安东尼奥继承父业，也是一位结构工程师（这一点和奈尔维家族相似）。在父亲去世后不久，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迪埃斯特的形式创造力带有极强的个人色彩，无法传递和效仿。我们有可能继续利用他创造的技术，然而只有让这些技术适应新的环境并且不断发展，这样的延续才能结出成果。仅仅重复他已经完成的事业是远远不够的。正如迪埃斯特所说的：‘需要重新思考一切’”[1]。

站在迪埃斯特的肩上，绝不是鼓励粘土砖绝地反击，更不是照搬他常用的曲面形式。“重新思考一切”，不应当局限于砖、局限于砌体结构。它应当成为所有建筑师、结构工程师创造奇迹的起点。

作为迪埃斯特在建筑学术界的关键推动者，《埃拉蒂奥·迪埃斯特：结构艺术的创造力》（Eladio Dieste–Innovation in Structural Art）一书的作者斯坦福·安德森写道：“今天，我们很容易拜倒在数字化技术的脚下。它不仅可以完成任何形式的视觉表现，甚至可以真实地建造任何形式——无论这种形式基于何种理由还是完全没有理由。在这样的时代，我希望读者们训练自己的辨别力，分辨纯粹的新奇怪异与内涵丰富、承载社会责任的创新——后者正是迪埃斯特探索和实现了的目标。”[1]

谨以此文纪念2016年1月去世的斯坦福·安德森先生。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斯坦福·安德森.埃拉蒂奥·迪埃斯特：结构艺术的创造力[M]. 杨鹏 译.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

[2] http://populstat.info/Americas/uruguayc.htm

[3] 发改办环资[2012]2313号

[4] 日本日经BP社日经建筑. 内藤广[M]. 范唯 译. 北京：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3.

[5] Bruce Brooks Pfeiffer. Frank Lloyd Wright[M]. New York:Tasche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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