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转载自《建筑学报》,作者宋玮,原标题为《意外与必然:RCR建筑作品与特点综述》,已获授权。
希腊神话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关于珀尔修斯(Perseus)和美杜莎(Medusa)的故事:年轻的珀尔修斯中了波利得特克斯的圈套,不得不去砍下蛇发女妖美杜莎的头颅,借助雅典娜的帮助,珀尔修斯最终完成了使命。在他回程途中,还顺道杀死了海怪,拯救了美丽的公主安德罗美达。杀完海怪后的珀尔修斯想洗干净他手上的血迹,而为了更好的保护美杜莎的头,珀尔修斯需要将其进行特殊的安置。
奥维德在他的《变形记》中有着一段异常精彩的描述:他怕美杜莎的蛇发头颅被杀时擦伤,就在地上铺了一层树叶,又在树叶上铺了一层海藻,把美杜莎的头颅安放在上面。刚从海里捞出来的海藻还是活的,毛孔很多,吸进了妖怪头颅的精气就变硬了,枝干也都僵死了。海仙又取了些海藻来试验,也变得僵硬,她们很是高兴,就把这些枝干撒在了海里,好让它们繁殖。因此直到今天珊瑚还保有这样的性能:当它在海里的时候,它的枝干是柔软的,一着风就会硬化,变得像石头一样。
在这段文字里,强大与无力,柔软和坚硬,自然与人工,并置与碰撞,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横扫一支军队的力量,却脆弱得像婴儿般需要一层一层地保护;原本可以漂浮在海面上的海藻一瞬间就变为沉在水底的石头,自然属性在一瞬间被静止,如同是从异形模具里面脱出来的水泥,但依旧与它们的“前世”搅在一起。
RCR的项目也传递出同上面那段文字中两种特性差别极大的物体并置在一起的特质。在其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考特钢的冷酷与植物的柔软相互穿插,几何形的新建筑与原本环境暧昧却又刻意的关系等等。这种似乎水火不相容的两极,却没有最终激化成为一场对抗与冲突,而是和谐地组成了一个新的关系,并展现出建筑师对真实性的个人诠释。也许正如建筑师自己所说:“我们并不是那种将自己藏在桌子下面说着‘我不在这里’的含蓄建筑师,我们会说:‘你在那里,我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这是一种相互配合的态度。”
RCR,又名阿兰达、皮琴和维拉尔塔建筑事务所(Aranda, Pigem i Vilalta arquitectes)。RCR来自三名主创建筑师拉斐尔·阿兰达(Rafael Aranda)、卡梅·皮琴(Carme Pigem)和雷蒙·维拉尔塔(Ramon Vilalta)名字首字母的简写。三人年龄差距不大,均是1960-1962年出生的人。拉斐尔·阿兰达和卡梅·皮琴同是奥洛特(Olot)人,而生于巴塞罗那远郊的雷蒙·维特尔塔,从小也生活在奥洛特,同时还是卡梅·皮琴在奥洛特艺术学院的学长。三人是多年的好友,1987年,三人毕业于瓦耶斯建筑学院。
1980年代的西班牙是充满变化和热情洋溢的。卡梅·皮琴曾用这样的话来形容:“那是一个用狂想来塑造生活的时代。”1975年佛朗哥去世,西班牙政体终于结束了军事独裁,转入民主体制。一年后,加泰罗尼亚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民主政体带来政治上的宽松与黄金时代奠定的经济基础,推动了一系列公共建筑在巴塞罗那等大型城市开始兴建。出于对自由与开放等社会诉求的表达,这一时期的公共广场类项目,如1979年的屠宰广场改造项目[又名米罗公园,巴塞罗那,佩特·嘉莉(Beth Gali)等五位建筑师联合设计],或1981年圣徒中央火车站广场[又名加泰罗尼亚国家广场,巴塞罗那,皮侬和比亚普兰纳(Pinon & Viaplana)设计],“开放” “模糊”“渗透”等关键词被多次提出并反复讨论。1986年,巴塞罗那进入奥运筹备阶段,体育设施、公共配套、市政类工程等600余项大大小小的项目在随后的几年内相继落地。面对这样一个大建设时期,三位刚离开学校的年轻人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回到自己的家乡——奥洛特。他们在1988年成立了以三个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工作室,安静地开始了自己的实践生涯。
毫无疑问,较小的人口基数与毫无知名度决定了打开局面的困难。像那一时期的诸多年轻建筑师一样,RCR将主要精力投入在全国和地方性的竞赛上,直至光之屋(Light House, 1989)的中标。光之屋中标后,RCR又陆续完成了玛卡琳达之家(Casa Margarida, 1993)等小型住宅类项目。1990年前后,RCR为奥洛特做了一轮公共区域的规划,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完善该小镇的公共配套上,其中包括一个位于城郊的自然公园。但建筑师突发奇想,觉得可以在这个郊区公园和市中心增置一片场地,用于举行各种类型的活动,这就是后来的奥洛特体育场项目(Athletics Stadium in Olot)。该项目打破了一切对体育场这一功能类项目的定义,整个项目其实就是在森林中休整出来的一块盆地,植入了一个400米的环形跑道,一个小型的足球场,以及一系列为学生上课所提供的跳远或投掷场地。除功能性用地外,原场地特质基本被保留下来,你甚至可以看到环形跑道中间还会有一些起伏的小土坡和几棵大树,让人不禁想到了古希腊奥林匹克体育场的最初模样。而场地与周边环境的边界仅用细不可见的金属网来区分。他们将整个项目的概念描述为“在自然中奔跑”。非传统的做法受到了两极的评价:市民们很喜欢它而运动员却嫌它不够专业。然而不论如何,该项目随后为RCR带来了市民中心、广场等一系列小型市政类项目,职业实践才开始进入一个较佳阶段。
如今,距离他们最早的项目已经过去30多年了,而在RCR的诸多建成项目中,最远的也仅是位于巴塞罗那。他们也在欧洲其他国家、迪拜和古巴等地参与过一些国际性项目的竞标,但主要实践基地依旧没有离开这片土壤,颜色近似于考特钢的地方。我们传统概念上的成功事务所模式是:竞赛、得奖和扩张,但这种模式似乎没有影响到他们。在他们阐述巴塞罗那拉萨格莱拉(La Sagrera, 2015)新火车站的景观设计概念时,曾提到过对时间的理解:有两种不同的时间并存,快速到达的“快时间”,慢慢晃过去的“慢时间”。我想,RCR三人一定是更喜欢后者的。但整个世界的发展似乎更倾向于前者。虽然三人组合依旧稳定得如同一只“爵士乐团”,但随着他们的声名鹊起,RCR也逐渐从一个服务于小镇的设计团体变为小镇的名片。在当地的游客中心甚至可以买到RCR建筑地图。虽然奥洛特地理位置不便,RCR的实习要求也非常严苛,他们每天依旧能收到众多的实习申请。他们也承认自己是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带来的信息交流等诸多便利的受益者。但这种变化并不是他们曾经设想过的,正如卡梅·皮琴自己所说,他们不过是在互联网出现的时候,恰巧在他们该在的地方。30多年前,他们选择回来,出发点是因为他们想要一种安静与专注的状态,这从事务所成立至今从未变过。
得益于奥洛特当地优秀的金属加工传统,RCR的项目一直以极其现代的形式,多变的材料使用方式,摇摆于自然与人工之间,快时间与慢时间之间,地域与全球之间,并努力地寻找着那个平衡点。正如普里兹克奖的评审团意见那样:“在这些年里,全球的建筑师已经不再关注建筑本身,他们在意着法律、政治,以及政府。我们确实是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也不得不依靠国际关系、贸易、讨论等等。但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此感到恐慌,担心因为国际化而将逐渐失去本土价值观、本土艺术和本土风俗……拉斐尔·阿兰达、卡梅·皮琴和雷蒙·维拉尔塔的项目告诉了我们,也许是有种两全其美的可能性的,他们让我们以最美好且诗意的方式看到,在全球化与地域性之间并不是一定要二选一。至少在建筑领域,是可以追求兼具的。根植于一地,同时拥抱全世界,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感到心安的答案啊,尤其是当这种方式也能被现代人类生活的其他领域所接受时。”
留心RCR三人的简历,你会发现雷蒙·维拉尔塔和卡梅·皮琴都曾在奥洛特艺术学院就读过,而前者的父亲本身就是一位优秀的画家。著名的奥洛特学派所带来的影响在今天依旧体现在学校的教学当中。对环境的重视,也许正是那个时期就根植在二人的意识里。卡梅·皮琴在提及这一时间段时也曾说到,这所学校非常注重景观的再现,所以迫使他们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景观。
除去对环境态度上的影响,美术学校的经历还体现在他们项目概念的表达上。RCR的概念草图同时兼具传统表达的内容和艺术创作的灵性。早期的草图多为铅笔和墨汁(Indian ink)绘制,随后水彩成为了他们最为青睐的表现方式。不论是水墨还是水彩,均为水性材料,但区别于同样爱好水彩效果的建筑师斯蒂文·霍尔(Steven Holl),RCR的草图并不会太多强调线条轮廓的准确性,而是充分发挥水性颜料能在纸面上扩散开来的特性,这种有着皮埃尔·苏拉吉作品气质的草图,更强调一种过程与交流价值。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为建筑从概念到实际深入预留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在2015年于巴塞罗那举办的“RCR:图纸”展览序言中,他们这样写道:“草图与文字让人们能够进入由RCR所想象的世界,并以此让两个不同的真实世界合二为一。不依靠于形式,却能将双方的概念、幻想、愿望,以及计划聚在一起。”
对于环境的精妙理解,对于概念表现的独特风格,都清楚地展示出RCR三人在知识储备与展现方式等方面同传统建筑学一定程度上的差异。回溯RCR的职业生涯,他们的作品在形式上体现出一种对水平方向的执着。不论是早期的淋浴房(Pavilion de Bano)还是后期的幼儿园,项目体量虽然会刻意地同大地在视觉上有所区分,但整体上却多严苛地压在一个平行于地坪的较低高度,功能与人的活动方式也强调水平方向的展开。即便在或因场地或因功能不得不使用多层的项目中,平面逻辑依旧是处理复杂布局的第一步,如墙之家(Row House, 2012)项目中,建筑主体、中间内向庭院和一个独立的阅读空间三个单元首先就在狭长的场地上依次平铺开来。建筑主体部分的空间处理上也有意淡化纵向上的交流。
其次,他们的作品体现出很强的开放性。与西班牙中南部炙热的太阳光照不同,奥洛特周边良好的植被覆盖和湿润的山区气候,决定了白墙小洞式的处理方式在这里并不适用。在观察者之家(Casa Mirador, 1999)和RCR新办公室加建(Barberi Space, 2004)等项目中,建筑师均采用了大面积的玻璃,配合刻意被弱化的窗框和水平方向的喜好,这些建筑之于室内如同是一个镜框,虽然环境要素对项目起到了很明确的影响,但两者更接近于一种看与被看的对视关系。
如果说纯净的大玻璃面还多多少少有着新现代主义或新密斯风格手法嫌疑的话,那么在石头公园(Pedra Tosca Park)或是贝尔洛克酒窖(Bell-Lloc Winery)等项目中所表现出的开放性,则更具有建筑师的独特印记。他们通过考特钢间隔性排布,在室内与外环境之间打造出一条并不封闭的边界,人工性的材料被加工得异常规整,硬生生地插进大地之中,如同是理查德·塞拉的雕塑。而间断性的分布则为建筑与环境提供了更为生动的沟通方式。原先的对视关系逐渐转化成融入。如贝尔洛克酒窖项目,新植入部分直接切入大地之中,建筑师描述到:“酒窖像是自然而然地散步到地下世界,又像是隐藏在葡萄园下的陵墓。”当你在那条半地下的长廊中行走时,时间似乎被实体化了一样,泥土的味道更是填满了整个空间;而在为赖斯考斯餐厅设计的户外活动场地改造项目里,建筑师放弃了他们最习惯的考特钢,转而选用了透明的卷帘和树脂家具来分割和布置场地。材料的透明性彻底消解了项目本身的体量感,重新定义了室内空间的体验。身处屋内却心感自然,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被叠加,如同《雨屋》展现出的奇妙效果。普立兹克建筑奖评审团主席格伦·马库特(Glenn Murcutt)亦对RCR的这种对待环境的方式做出过评价:“虚实材料的混用,探求户外与室内空间的连接,创造出富于情感与体验的建筑。”
在对环境策略的调整过程中,我们还能看到RCR材料使用倾向的转变。早期住宅项目中偶尔会使用的木头和石材逐渐被钢或有机玻璃等较容易塑形与加工的人工材料所取代。RCR希望这些更易加工的材料能弥补小镇施工在精确性上的不足。但单一的材料并不意味着整体呈现上的单调。在赖斯考斯餐厅(Les Cols Restaurant, 2005)中,虽然依旧以钢材作为主要材料,但维持原色,氧化加工,特殊形式布局,漆面等后期加工工艺的辅助,让空间在整体统一,亦不乏丰富与温暖。更需指出的是,通体均一材料的使用,再次削减了建筑本身的实体感,亦在同时弱化了材料的存在感,加之本身简洁的形体,最终令阳光、空气、水、森林、土壤这些因早已习惯而极易被无视的大自然元素,都因空间本身的纯粹而被人再次感受到。
RCR对环境的尊重,并不因项目地处郊野或是城市而有所改变。在他们为巴塞罗那设计的圣安东尼奥区公共图书馆(Sant Antoni-Joan Oliver Library, 2008)中,建筑师的出发点是将城市与位于街区内的公园联系起来,图书馆则是位于两种不同类型城市空间之间的节点。正对街道连续而强硬的立面延续了城市环境的气质,面向公园的大面积玻璃,以及与之配合的室内中心大台阶,则使得采光与通风从对角线方向斜穿而过,让人的视线在室内有机会转向天空。
总的来说,RCR的项目能让你轻易感受到建筑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真正的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并不是官方谈判式的严肃与泾渭分明,而更接近于朋友间谈话那般的亲密与轻松。卡梅·皮琴说:“RCR一直在试图建立一种连续的室内外关系,一种不能用强烈或者具体的边线来分割的关系。”这使得他们的建筑有点儿像筛子,以自然为主的外部环境被建筑进行加工与过滤,慢慢地渗入建筑室内。在里波市民剧场(Ripoll Theater)项目中,从铁板间伸出头的植物,亦或是赖斯考斯酒店(Les Cols Pavilion)项目中,从金属短柱中钻进来的阳光。建筑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自然之于建筑也不再是数据化的日照与采光,而是春天的花开,夏天的浓郁,秋天的落叶,冬天的浮雪。他们将外部环境视为一种积极的力量,也并不羞于承认自己的项目经常来源于环境的启发,轻松得如同是听从了来自一位密友的建议。
同时,我们还需要指出,尊重环境的态度并没有让RCR的建筑风格走入如他们前辈高迪那般“拟态”的形式操作。他们的作品虽然从关系上是同周边环境相对应的,但项目本身在环境中却显得异常明确。理性的线条与完全人工化的材料选择,让其完全走出了“有机主义”的限制。在尊重甚至主动接受环境影响的前提下,这种个体的独立性则更显弥足珍贵。
从21世纪初,RCR就已经受到了建筑业界的关注,他们于2005年荣获加泰罗尼亚政府授予的国家建筑文化奖;2008年和2014年,两度荣获法兰西艺术与文学勋章;2010年荣获美国建筑学会名誉院士;2012年被授予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外籍院士;以及2015年荣获法国建筑学会颁发的金奖等多个国内外奖项。但平心而论,在最终结果公布前,依旧没有人看好RCR。在那些候选人里,RCR在名气和项目影响力而言都远小于其他建筑事务所。对于西班牙本土来说,RCR地处一隅,个人风格又太过明显,被评审团看中的那种全球与地域兼具的特质,在西班牙本土建筑师群体里更不罕见。RCR的得奖即便在事后分析,仍然是个很大的意外。
西班牙的建筑界总是意外频发,在1996年拉斐尔·莫尼欧(Rafael Moneo)拿到普利兹克奖后,新一代中谁会是下一位西班牙的普奖得主就不断被讨论着。然而2000年,被视为高迪之后最具天赋的建筑师恩里克·米拉莱斯(Enric Miralles)因病去世,年仅45岁,西班牙失去了这一代的领军人物和最被看好的种子选手,2012年,年仅52岁的密斯奖得主路易斯·曼西亚(Luis Mansilla)心脏病突发,死于巴塞罗那,英年早逝的悲剧再一次降临在西班牙。如今,RCR终于成为了第二个获得普利兹克奖的西班牙建筑师组合,结束了这个如同魔咒般的悬念。
然而巧合的是,曼西亚+图侬在2003年由《建筑素描》(El Croquis)杂志出版的专辑竟是与RCR的第一本《建筑素描》专辑同期。在编号为115/116的这一期里,《建筑素描》推出了一套三本的系列,分别介绍了三个西班牙优秀的年轻事务所:FOA,曼西亚+图侬和RCR。
在这三个组合中,最为年轻的亚历杭德罗·萨埃拉(Alejandro Zaera, 1963-)作为当时FOA的合伙人从事实践项目,建有横滨码头客运站(Osanbashi Yokohama Inteational Passenger Terminal, Yokohama, 2002)等知名作品。他在建筑教育界更是声名显赫,先后曾任贝尔拉格建筑学院、普林斯顿建筑学院院长,并在多个学校任教或是担任荣誉教职。而出生于1959年的曼西亚和1958年的图侬在2007年凭借卡斯蒂亚和里昂当代艺术博物馆(MUSAC, Leon, 2005)获得了全球最重要的建筑奖项之一——密斯奖。虽然曼西亚的早早离去对整体实力影响很大,但图侬和其他合伙人依旧坚强地带领着这个事务所向前发展,一如当年的EMBT。而在当时最名不见经传的RCR更是通过今年的获奖证明了他们的优秀。
但即便优秀如FOA,曼西亚+图侬,以及RCR,之于这一代的西班牙建筑师仍仅是冰山一角。这一代建筑师才华横溢也硕果累累,除去之前提及的几位外,还包括曾任哈佛大学建筑系主任的阿巴罗斯(Inaki Abalos),2015年蛇形画廊的设计组合赛尔加斯和卡诺(Selgas & Cano),2010年阿卡汗奖的获得组合涅托和索韦哈诺(Nieto & Sobejano)等等,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这是在青年时期见证过1975年大变革的一代人,这也是西班牙全面走向世界的第一代。西班牙传统工程师般的教育模式和打开国门后国际建筑信息的迅猛流入,造就了他们每个人寻找属于自己风格和特征的同时,又延续着西班牙地域性的部分特征。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用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技艺的理解,定义着什么是西班牙当代建筑。评委对RCR在地域和全球化兼具的肯定,又何尝不适用于这一代的西班牙建筑师呢?
2000年由坎波·巴埃萨(Campo Baeza)主持策展的威尼斯双年展西班牙馆,展示了20个小于40岁和20个小于30岁的年轻建筑师作品,这个获得当年金狮奖的展览,宣告着黄金一代的到来。2016年,由伊尼亚基·卡尔尼塞罗(Inaqui Caicero)和卡洛斯·金坦斯(Carlos Quintans)策划的名为“未完成”(Unfinished)的展览再一次荣获金狮奖。展览展示出经济危机后西班牙国内新兴的建筑类型。评委会评价到:“该展览精炼的展现出西班牙新锐建筑师的作品,他们突破了物质材料的限制,展现出非凡的创造力和专注精神。”我想,在惊叹于群星璀璨的一代(1955-1965年)同时,我们依旧有理由期待新一代和下一个西班牙的普利兹克奖获得者,我确信那个获得者的获奖理由依旧还会无关于政治正确或社会影响,依然会同他的前辈莫尼欧和RCR一样,执着且专业。
参考文献
1.奥维德.《变形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52
2.宋玮.《黄金时代——西班牙当代建筑全景》.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
3. William Curtis. RCR: Aranda Pigem Vilalta Architects. Barcelona: Gustavo Gili, 2004
4. Carlos Marti Aris. Cristalizaciones. El Croquis, 2003, 115/116: 14
5. El Croquis, 2007: 138
6.普利兹克奖官方网站
7.威尼斯双年展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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