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作为新的公园类型的代表，巴黎拉维莱特公园与多伦多当斯维尔公园，在历史上广为人知。这两个公园的国际设计竞赛，同样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相比于二十多年前的“拉维莱特”，“当斯维尔”称得上是伯纳德·屈米与雷姆·库哈斯相爱相杀的延续——理论界普遍认为，在拉维莱特案中库哈斯的突破性更强但屈米赢得了竞赛，而当斯维尔竞赛中屈米方案更为有趣，然而库哈斯笑到了最后。这一次，走近当斯维尔，走近公园设计。

作为一个复杂而多样的系统，城市公园与经济的兴衰、生态的演化、人口与社会的转变以及美学观念的更替息息相关。而城市公园的设计模式，随着社会需求和对待城市与自然的态度的改变而改变。

在《美国的四种城市公园设计模式》中，Galen Cranz 对公园设计的发展进行了精炼的总结：始于19世纪、被称为“Pleasure Ground”的第一种模式，是针对当时城市人群高比例的疾病问题和高密度问题的社会运动的产物，它更关注的是公共健康问题。第二种模式“Reform Park”，意指1890年至1930年的公园设计，这段时期的公园服务于工厂和工人阶级，强调制度化的娱乐，人们将之称作为工业社会的解毒剂及扩展延伸。第三种模式发生于1930年至1965年，被称为“Recreation Facility”。在这一时期，过去公园具有的明确、规范化的社会功能被消解，公园转向创造优质的环境和设施，吸引并支持人们的自主娱乐。自1965年起，公园设计进入了第四种模式，即“Open-space System”：这一时期的重要转变是，公园空间不再着重于功能化娱乐的营造，而是转向了对于空间体验和氛围的强调。

公园设计的这四种模式，折射出其设计者看待城市的态度：邪恶的、机械的、人造的城市，需要革新和改变。暂且不论这些态度是批判或赞赏，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些设计者看来，公园所代表的自然始终是城市中的异质。这种人工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关系，贯穿于整个现代性的发展史。理性主义者相信理性与科技能够帮助人类统治自然，追寻着培根口中的“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人类帝国”；而浪漫主义者则试图解放崇高的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来对抗功利、自大的启蒙理性，将荒野视为与堕落城市对立的伊甸园。景观师或者将公园纳入机械化、数据化的工业体系与秩序的现代主义空间；或者试图逃离城市，进入荒野，编织一个又一个阿卡迪亚（Arcadia）的假象。前者迅速加剧了生态危机，科技的局限性被反复证明；而后者实则是对生态责任的逃避。二元对立引起越来越多的问题，于是一种更为谦逊的态度呼之欲出：我们需要承认人类并不那么特殊与高贵，而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基督教历史中圣方济各将人视作与万物平等的思想重新得到学者的关注，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被打破，文化与自然从更深的层次上纠缠在了一起。如环境历史学家威廉·克洛农（Cronon，1995）所说，“自然景观也是文化的……城市，郊区，田园，荒野都有其适合的位置”。

于是，公园不再被视作用来解决城市问题，它不是一个城市中的避难所，甚至不与城市割裂。公园即是城市，而城市属于自然。一种新的城市公园模式被建立起来。多伦多当斯维尔公园竞赛，称得上是这种新模式的典型案例——竞赛清晰地要求从更大尺度上将公园与城市发展相结合。这个发生于20世纪末的竞赛，仿佛一次回顾与展望。在这里，“飞机跑道，信息中心，公共演出空间，互联网重新定义了公园的、自然与游憩的概念，在21世纪，一切皆是‘城市’，甚至在荒野中”（Tschumi，2001）。

议 题

1999年，加拿大多伦多举办了一场国际竞赛，希望将处于废弃状态的空军基地转化成为市民共享的新型城市公园。这个占地320英亩的公园需要充当的角色是：作为一个复合的景观，支持游憩与文化活动，同时推动诸如环境的可持续性、生态性以及场地的历史记忆等议题。面对如此丰富密集的要求，乍看之下，坐落于多伦多北部的交通干线网、毗邻市郊的低层战后住宅和工业区的这一场地，并非如此重要的公园的最优选择。

场地鸟瞰

为了更好地理解当斯维尔公园场地对于多伦多的重要性，不妨先简单回顾一下这座城市开放空间的发展历史。

Robert Glover在论文《城市建造和当斯维尔公园的建造》（City Making and the Making of Downsview Park）里提到，在多伦多成立初期，当时的州长John Graves Simcoe中尉在城市规划策略上的那些急功近利的决定，使得这座城市自诞生以来就带有“彻底的功利性，极少从公共空间的角度思考城市”的血统。多伦多被描述为“寂静的城市，私密的城市，在这里最好的餐饮总是在家中享用，而无人注意到缺席的街道生活和公共空间”（Fulford，1995），也就不足为奇。这样的糟糕状况最终之所以能够得到改善，需要归功于两个重要的举措：1958年的新市政厅及广场设计竞赛和1970年的多伦多城市改革运动。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多伦多市民开始关注公共开放空间，新的公园和开放空间发展策略也得以萌芽。多伦多的中心城区相继涌现出一批高水准的公共广场、公园和公共艺术。而城区的吸引力也相应地大大增强，人口迅速增长。1998年，多伦多的城区人口已经在过去20年里增长了近10万，并预期整个大多伦多地区将在未来的25年内继续增长200万人。这般发展态势必将导致密度的显著增长，并且其中大部分将通过开发郊区来实现。毫无疑问，公共空间设计将会在这轮城市扩张中发挥重要作用。

当斯维尔公园的地理区位

置身于这样的历史大背景，当斯维尔公园和其周边区域的重要性已经显而易见。1940年建立空军基地时，这片场地还处于城市边缘；而1990年代时它已成为城市最有潜力的未来发展用地。完工之后的当斯维尔公园，将会成为多伦多第一个21世纪的国家公园以及城市化不可或缺的部分。

作为竞赛简章的起草者，Detlef Mertins指出，当斯维尔公园竞赛的目标是通过创造性的设计提案来回应场地的社会与自然历史、现状以及近期的规划思想。该简章颇有野心地鼓励竞赛者去设想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公园，并且希望这个公园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支持和推动城市的扩张。竞赛参与者提交的设计提案，需要包括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的、十五年的生长过程，以此来与预期未来开发用地的税收相配合。为适应这种过程性的开发，简章强调一种“新的生态”；而跨专业的团队合作，在这次竞赛中也将被采纳鼓励。

与过去的四种城市公园模式相比，不难从当斯维尔公园竞赛的背景和目标中，清晰地看见三点转变。首先，公园从城市中的异质转变成了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部分。公园与城市的边界开始消融，曾经的“解毒剂”或者游憩空间，在当斯维尔公园中却扮演着行政基础设施框架的角色来支持城市的集约化开发。其次，设计更加强调“过程”：不同于静态的、如画的或几何式的形式（form），当斯维尔公园需要更加动态的形成（formation）。此外，公园设计变得更为综合，景观、建筑、城市设计领域的跨学科合作在此可见一斑。

五个提案进入了最终的入围名单，分别由OMA与Bruce Mau，Beard Tschumi，James Coer与Stan Allen，FOA，以及Brown and Storey所带领的团队设计。最终OMA团队的“树城” （Tree City）赢得了竞赛。这五个提案，虽然各具特色，但仍然可以从中发现它们的共性。

James Coer与Stan Allen团队的提案

框 架

五个最终入围的提案在选择框架（framework）而非形式（form）上展现了一致性。这些提案“开始于一个策略，而非形式”（Tschumi）：OMA的方案是“一个在公园自身成长时指导它行为的蓝图” ；Coer & Allen提供了“一个准确测量的框架”；而FOA展示了“一个分化而统一的充满灵活性的基础设施”；Brown and Storey提议建造“一个当代的相互关联共同进化的模板”。

这些基础设施的框架，为公园长达十五年的实施建造过程与适应不同尺度范围的城市发展，以及对自然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转换、衍生和复杂性的预期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关于将市政基础设施与城市景观整合的设计实践，可以追溯至19世纪。Frederick Law Olmsted设计的纽约中央公园和波士顿后湾沼泽称得上是经典案例。然而，在公园被视作“邪恶”城市的解毒剂的时代，景观设计师选择用田园牧歌式的“自然”图景来遮掩这些基础设施系统。而一百多年后，景观都市主义的倡导者们，选择用另一种方式来处理行政基础设施系统：“它们就是城市的有序机制，塑造并转化着对于城市聚居地以及它不可避免地不确定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未来的组织”（Waldheim，2006）。实际上，许多北美的景观实践者正在推动这个议题的发展。以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事务所为例，他们已经在多个项目中致力于基础设施需求、空间体验与游憩需求相统一：烛台角文化公园（Candlestick Point Cultural Park）的垃圾填埋，瓜达卢佩河公园（Guadalupe River Park）的洪水控制以及拜斯比公园（Byxbee Park）的废物处理。这些实践均在提供基础设施服务的同时让其作为塑造空间感知的主题。除此之外，库哈斯对于城市化的“不确定性的上演”和“创造能够容纳变化过程的场地”的观点同样呼吁一种在当代城市化过程中的基础设施性的框架。

当斯维尔公园的入围提案比这些先例走得更远，它们提供了数种行政基础设施框架的策略。以James Coer和Stan Allen的提案“生长的生态”（Emergent Ecology）为例，他们提出“一个仔细度量的框架—— 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的母体——既整体统一又灵活自由”。这个公园将会是“一个精准设计的矩阵，一个有生命的地基，迎接生命的新的形式与组合的出现”（Coer&Allen，2001）。具体而言，他们创造了一个路径框架，用来适应和调节各种活动策划、事件场所和流线，以及一个用来支持、引导各种水文和生态演化的径流框架。这两个框架如同器官和生命线般共同工作，来支撑种种需求在它们不断进化的几何中展开。该提案直观地论证了开放性的基础设施框架如何支持大型城市公园设计中所要面对的无法预测性。而生态演化、社会变迁、人口流动、经济发展等等复合的过程将会随着时间的发展在框架上逐个展开。

Beard Tschumi团队的提案

过 程

当斯维尔竞赛提案中的框架选择与一系列复杂的过程相关联，如“生出”，“流动”，“多样性”，“突变”，“适应”，“展开”以及“相互作用”等等。竞赛简章强调了对人为与自然过程相互作用的思考。考虑到人类活动和其对于自然环境影响的复杂历史，“自然与人工在此应被作为动态的现象对待，不断地改变、相互作用”，来创造一种持续更新的生态。Julia Czeiak将其总结为“去应对并享受那些进化中的生态系统、它与复杂城市系统的共栖、相互孕育的结果的复杂要求”。

显然，最终入围的设计提案有着超越竞赛简章的野心。简章仅仅从“水流与水质，土壤与土壤质量、植被、栖息地、野生动物”以及“与更大尺度的生态系统的联系”方面将城市系统包含于生态考虑中。然而，这些提案更进一步，将生态作为城市发展过程复杂性与多样性的类比。正如James Coer在之后的论文TERRA FLUXUS中宣言：“生态学思想十分强调过程中体现出的动态关系和因素……那些表面上紊乱或复杂的状况，起初可能被误认为是随意或混沌的，事实上它们是由特殊的几何和空间秩序构成的非常有序的实体。由此看来，城市和基础设施，恰恰如森林、河流一样具有‘生态性’”（Coer，2006）。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和流动的系统，城市处理着穿过其体内的其他流体（经济、文化、欲望）的新陈代谢与控制调节。

由此，在当斯维尔公园里，自然过程与城市过程被试图捏合成一种新的生态形态。以Tschumi的“数字与草原狼”（The Digits and The Coyote）提案为例，它巧妙地利用电子的比喻以及丰富细致的种植图解展现了外围的城市体如何向看似荒凉的草原中心播种的过程。数字所代表的都市文明与荒野所代表的自然，两者“被混合，以最为积极和流体的方式相互渗透”（Tschumi，2001）。波动的数字、有引力的电线与充满动态图案的屏幕，“一个不断变化的文化景观，成为多伦多的新象征”。随着三个阶段、十五年的发展，电子设施象征着文化活动逐渐铺设延伸至荒野中；荒野凭借分阶段的种植设计生长入城市中，最终两者如同十指般交叉纠缠。时间取代了空间，成为方案的主要媒介。

作为新的公园设计模式，当斯维尔竞赛通过自然和文化的相互作用过程“让公园生长”。这种复合的交织，无疑需要更为复合的交叉学科在实践中予以支持。

OMA团队的提案

实 践

建筑师与景观师的合作，可以追溯至Calvert Vaux与Frederick Law Olmsted在1857年对纽约中央公园的设计；这一里程碑式的作品，开启了在城市公园设计上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专业合作。在当斯维尔竞赛中，愈加丰富多样的公园议题，对跨学科的合作提出了更深入的要求。竞赛简章要求公园“能够支持一种新的生态和公共使用和活动的不断变化”，并能够“保持对未来的改变和生长保持开放”。这些要求，强调了一个当代景观师所应具有的知识，同时呼吁其对于社会与城市基础设施在更多层面上的思考。简而言之，新的城市公园设计，因其复杂性和综合性，使得单一的学科团队很难掌控。

最终的五个入围团队，皆如简章所提倡的一样由建筑师、景观师、城市设计师、生态学家、平面设计师等等组成。以Charles Waldheim为代表的景观都市主义者们主张，当代的景观学科，因其灵活性、内在的时间性、材料形态的变化性和动态的过程性，在整个城市环境的建构中能够实现与其他学科间的转译与交流。正如Stan Allen所言：“建筑师如今将景观视作一个模板。景观是平面和系统的艺术。从城市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研究过程的有价值的模板。它是阶段性的，不是最终性的。它随着时间生长。”

然而如此复杂的学科合作也招致了一些质疑。Linda Pollak在论文《建立城市景观：当斯维尔公园竞赛中的跨学科设计》（Building City Landscape：Interdisciplinary Design Work in the Downsview Park Competition）中指出，当斯维尔公园竞赛的这些提案，在建筑学以及城市社会问题方面的思考仍有很大的完善空间，正如“模糊学科间的边界，让其难以被感知……并且影响方案的自主性与整体性。预期模糊边界，不如清晰地认识它”（Pollak，2001）。此外，对于该竞赛的质疑远不止于此。

质 疑

作为新的城市公园设计模式探索的典型代表，人们围绕当斯维尔公园竞赛的热烈讨论，也自然提出了一些问题与质疑。这种追求开放性、适应性、灵活性的框架和过程设计体系引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如Julia Ceiak所言，我们该如何去评价这种过程导向的框架设计在适应和预测公园及城市生长和变化的有效性？为了预留足够的可能性和灵活性，哪种程度的设计最适合于场地与城市？同时，对于动态性的强调以及形态的摒弃，衍生出一个在竞赛中被悬置的问题：在设计提案的图解中，该如何设想、理解并设计一个动态系统的形式与体验？是否景观的效能（performance）被过分关注而外观（appearance）被过分忽视？

事实上，这一争论早在Ian MacHarg与Peter Walker时期就已存在。而景观师Lawrence Halprin以及一些大地艺术家如Robert Smithson的探索，开启了一种以现象学为基础、强调对于场所的物质环境与自然现象的感知与体验的新的“形式”。形式跟效能的不同探索，有着什么样的关联？这些问题与讨论，将如当斯维尔公园自身一样，继续生长与展开，值得我们不断去追问。

参考文献:

[1] Berrizbeitia,Anita. 2007. "Re-Placing Process." In Large Parks, by Georage Hargreaves Julia Czeiak. New York: Princeton Achitectural Press.

[2] Coer, James.2006. "Terra Fluxus." In The Landscape Urbanism Reader, by CharlesWaldheim, 21-33.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3] Cronon, William.1995. “The Trouble with Wildeess; or, Getting Back to the Wrong Nature”

[4] Czeiak, Julia.2001. "Appearance, Performance: Landscape at Downsview." In CASE:Downsview Park Toronto, by Julia Czeiak, 12-23. Cambridge: Harvard DesignSchool.

[5] Glover, Robert.2001. "City Making and the Making of Downsview Park." In CASE:Downsview Park Toronto, by Robert Glover, 34-39. Cambridge: Harvard DesignSchool.

[6] James Coer ,Stan Allen. 2001. "Emergent Ecologies." In CASE: Downsview ParkToronto, by Julia Czeiak, 58-65. Cambridge: Harvard Design School.

[7] Pollak, Linda.2001. "Building City Landscape: Interdisciplinary Design Work in theDownsview Park Competition." In CASE: Downsview Park Toronto, by JuliaCzeiak, 40-47. Cambridge: Harvard Design School.

[8] Tschumi, Beard.2001. "Downsview Park: The Digital and The Coyote." In CASE:Downsview Park Toronto, by Julia Czeiak, 82-89. Cambridge: Harvard DesignSchool.

[9] Waldheim, Charles.2006. "Landscape as Urbanism." In The Landscape Urbanism Reader, byCharles Waldheim, 34-53.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作者简介：

戴乔奇

GSD景观学硕士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