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在做什么120 | 张永和：扣住建筑的基本问题

有方：最近在做的项目是哪些？和过往比，有哪些新的思考与尝试？

张永和：太多了，平时做的有十几个，都是地点、内容很不一样的建筑项目。这些项目背后的事，比较能说明问题，能说明我作为建筑师，在实践中想干什么。

举个例子，在温州医科大学这个项目中，我们在做一个建筑群，包括留学生宿舍，图书馆、学生活动中心、教室以及大讲堂等等。我以往的设计会去挑战今天的建筑技术，而在这个项目中，我第一次很严肃地想，是不是可以学习斯里兰卡建筑师巴瓦的做法，用最基本的建筑技术完成这个项目。于是，我们在温州做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建筑结构体系：一个混凝土框架。从建筑形式讲，这个建筑带有一些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形式基因，但是不止如此，我认为跟传统还有一层关系。你进了那个空间，就会发现可能超越刚才讲的那四五十年的历史。这组建筑有10米深的挑檐（终究还是挑战了技术），在檐下半室内半室外的空间里生活也是中国南方的一个传统。所以我们不是把人封在一个空调的环境里，绝大多数活动都可以在这个半室外的檐下完成。

我不太关心这种尝试是不是新的。建筑师只要不断做项目，总会对建筑有新的领悟，跟以前比有一点点变化就行。而常常比较突破性的变化，要等房子盖起来再看怎么样。比如我们的另外一个项目，湖南吉首的一座步行桥兼美术馆。其实，我们以前就在四川盖过一个类似的项目，而这一次桥的跨度更大更复杂。可是，我们实际上还是从结构、空间、使用，地理气候等方面出发。两个项目虽然解决相同的基本建筑问题，实际上还是有它们各自的特殊性，只不过更具体的条件和工作切入方式最后决定了项目的气质。

有方：当项目进入施工阶段，你去现场的频率如何？通常会遇到什么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

张永和：我们是一个30多人的事务所。就现在而言，我自己到现场的机会不是很多，我的团队去施工现场的频率会高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很多，造价、时间、技术等等各式各样的都有。一旦现场出了问题，都是最难解决的。有时候出错是因为施工队不按照我们的设计来做，解决方法都是非常复杂的谈判，后期只能在现状基础上改，很少有能回到最初设计的状态。建筑师要根据原有设计，结合施工队做错的变成一个新设计。每天都要面对这些难题，这常常就是我的活儿。现在事务所里的建筑师普遍比较年轻，他们还不太能解决这些问题，只能我来做，虽然我也不是太有经验。这类问题常常时间压力非常大，因为工程每天要往前走，少的时候甚至就只有两个小时的处理时间，有一个星期就算奢侈的了。也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能想到好办法，所以建筑师的神经要特别坚强。

有方：哪个项目留下的遗憾让你最为印象深刻？

张永和：每个项目都有遗憾。二十几年前，我在东京，那时候刚刚开始实践，丹下健三事务所的人带我去看他们设计的东京都市政厅，这位建筑师正好就是项目负责人。他说他每次经过这个建筑，看到的满眼都是错。我当时听了非常震惊，也是因为那时候还不了解建筑实践的特点，后来发现就是这样。

有方：当下面临的最大困惑是什么？打算如何解决？

张永和：做建筑，此时此刻，我没有太大的困惑，但我的困惑，肯定还会回来。做人，我现在有很大困惑。我现在60岁了，很老了，我在慢慢理解某些东西，但有些东西理解了也接受不了；同时，因为年龄的关系，我也发现我不是唯一的困惑的人，不想的人困惑比较少，想的人恐怕都是这样，只是困惑的点不太一样。

我工作的时候是乐观的。作为建筑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完全把这个行业、这个领域的乐观态度接受了下来。你要建设，你若悲观的话，活就没法干。你参加建设，得有一个信念，就是能把人们的生活环境改善了，所以我工作的时候，会习惯性地乐观。但作为一个人，我认为这个世界越来越槽糕了。当然，日常生活中，我也不会因为这个事，睡不着觉，干不了活。我也会享受自己的生活，做我喜欢干的事，听音乐、看小说、看电影等。

有方：如何看待建筑设计行业现在的处境？打算怎么应对？

张永和：今天在中国做建筑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能通过做建筑来参与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想象与限定。大家都知道，中国建筑现状受到世界建筑冲击极大，所以，我们要问，今天我们要在中国做什么建筑。建筑作为一个领域，有它自己核心的一些问题，像材料、结构、空间等等。如果真的要为中国建筑做些事情，此时此刻，最重要的是要扣住这些基本的建筑问题。

有方：最近有没有读到什么有趣的书？

张永和：我通常同时读四、五本书，刚读完的是《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特别好看，大概有900页，写得特别口语化。作者是一个在美国长大、受教育的法国思想家。

我今天带在路上的书，也挺有意思，翻译成中文应是《三行小说》，是一个法国作家写的，中文翻译过来叫“范尼翁”吧。1906年，给一个报纸上打小补丁，不超过三行的一条新闻，比咱们的微信短多了，不会超过30个字，他每条组织得非常棒，还能有悬念，还很幽默。他生前也不是太有名，直到过世后有人整理出版了这本书。

有方：最近一次旅行去了哪里？

张永和：4月份，我去了日本秋田县的一个小镇，叫角馆，我和妻子还有一对我在美国念书时的老同学。我们专门去了大阪，去看了一场日本木偶剧，叫文乐，那是我向往多年的事。罗兰·巴特在《符号帝国》里写过文乐，现在日本很少有人看这个，这个木偶剧团一年只演一次，实际上就是给懂的戏迷看的。我们比较幸运，看了中间一段。木偶剧大家都知道，可是日本木偶剧还真不一样，一个木偶有四个演员，三个演员是在台上，穿着黑衣服，两位把脸挡上，有一个人是露着脸的，是主角，他控制头和右手，还有一个人控制左手，一个人控制双脚。你想，一个木偶，台上就三个大黑人。那个木偶大概是人的一半。第四个人是坐在台边，都是男的，不管木偶的角色是男是女。如果有两只木偶，台上就6个人，所以台上黑压压一片。据说看的时间长了，黑衣人就会消失了；我看的时间比较短，那些人永远存在，那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有方：毕业后有没有遇到什么印象深刻的教训？

张永和：我开事务所后，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我在美国教书时，和美国的建筑师朋友讲这些问题，他们哈哈大笑，说我就是没实践过。在美国，同样有这些问题。我觉得现在建筑教育问题相当大。我并不认为建筑教育仅仅只是获得一些工程性的、技术性的知识。工程技术是一个基本的东西，你没有那块知识就不可能做建筑。

有方：上学的时候你最感兴趣的是哪一门课？

张永和：我感兴趣的课都是上完学以后的事了。我毕业以后不到两年，开始教书了，我就可以选一些我喜欢上的课上，其中有一门我特别喜欢，就是电影史。念书的时候，我印象比较深的课是美术史，我喜欢美术，其实任何和文艺有关的事，我都很喜欢。我在美国读过两年大学，美国文学那些课，我印象都比较深，对我影响也蛮大的。

有方：文学、电影跟建筑有关系吗？

张永和：一个人，需要方方面面的“修炼”，你慢慢就变成一个有知识、有修养的人，也就是一个文明人。然后你做任何工作的时候，你是携带着一个由自己创造的文化氛围的。从这点来说，也可以说文学、电影和建筑有关系，但这完全不是直接的。

我做灵隐寺讲佛堂设计的时候，胡金铨的电影《空山灵雨》经常会在脑子里出现。文学也是，卡夫卡的小说《审判》里头有很多建筑空间的意向，很直接地会对我造成影响。这些作品对我个人来说，逐渐堆积而成了一个“堡垒”，我可以钻进去，跟今天的世界拉开距离，这非常重要。这个堡垒里面就是我最喜欢的世界，里头有各式各样的东西，有古典音乐、有摄影，有很多书。对我来说，我和世界的关系，并不一定是我去接触外部世界，而是认识我自己的世界。

有方：比起你的诸多兴趣，设计有没有特殊一些？

张永和：设计只是我诸多兴趣中的其中之一，并无特殊之处。当然我说这话，用北京话说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不用选择一个职业，我可能就不选择。种种原因，我有了一个职业，这个职业又特别有意思，当然我也很认真地做。从喜好来说，只要是文艺的我都非常喜欢，这个就是我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意义。这个世界非常糟糕，非常丑恶，只有接触到一点艺术，或者看场好电影，才会忽然觉得，原来人性还不是那么糟，这个感觉对我来说挺重要的。有时候我也会遇到对人性充满乐观的人，我也会为这种人感动。但是这种情况很少，因为我很不会与人交流，我也不能总听人说，交流必须两边都说，所以我跟人总是聊不起来。

有方：送一句话给刚刚毕业的同学……

张永和：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个体的这点不一样，特别容易被社会扼杀，所以你得去找它，幸运的话也许能找到。所以，兴趣就是你特殊的那一点。我认识的很多人，都没什么特别的兴趣，这样的人生活可能也挺乐呵，但是我总觉得，找到自己的兴趣，生活会更有意思点。现在教育是不会提醒你这件事的，但你随时都可以开始，想想自己为什么喜欢一件事更多一点，为什么自己就是跟别人有一点点不一样。对自己每增添一份理解，也就对世界多一份理解。

建筑师简介

张永和

现任同济大学、MIT教授，1999至2005年任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创始人、教授，2005到2010 任MIT建筑系系主任。自2011年起任普利兹克建筑奖评选委员会评委。1992年起开始在中国实践，1993年创立非常建筑。其作品涉及建筑、城市、景观、室内、产品、家具、服装、首饰、舞台、展览及装置等多个方面，包括北京的席殊书屋、、山语间、二分宅、柿子林会所等。

采访：张远博 林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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