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铸九：幽灵的话语与其他

文：夏铸九（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名誉教授，南京大学宜兴讲座教授）
刊发于“新观察”第25辑《梁思成、林徽因论》（上），《城市 空间 设计》杂志2014年第1期。

梁思成的幽灵在北京城上空飘荡……(i)

朱涛写我与我的时代这样的书与论文应该受到肯定，这是必须要做的事的第一步，确实，比起那些对我的空洞缅怀和颂扬有意义得多了。这是中国建筑与城市的专业者走出自己的路的必要一步，这是实践上的必要一步，也是争夺建筑与城市相关论述的国际话语权的必要一步。

然而，作为一位在改革开放之后留学美国哥大的年轻一代的现代主义的建筑史学家，朱涛始终不懂我的心，不懂1950年代初我的自我批判的用心，1950年代政治风向下的那些专业者与政治中人当然也不懂我的自我批判的用心之处啊，虽然，我自己也并不满意自身在用心之外的实践表现。

在实践上的表现我自己确实也不满意，但是，你们无缘理解我可是真正有意愿要摆脱资产阶级的现代史学的史观与史学方法，有意图要摆脱五四之后的现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偏见，有意图要超越西方现代建筑的形式主义建构。这是我的未竟之业。

你们不理解我对政治与专业结合的真诚赤子之心，可是也不要从你们现在的语境与世界观中曲解了我的用心吧？可惜林徽因早一步离我而去，不然，她总是能捷足先登的。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幽灵在北京城上空飘荡……（ii）

一、幽灵的话语──历史的难堪是，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日后都在鲜血似的空间表征中灭顶，因此，拉开距离的历史反思尤其显得必要。因为难堪，所以无言。

二、其他话语——现代建筑（mode architecture），或者说，现代建筑论述（the discourse of mode architecture），甚至说，建筑（architecture），这是西欧的文化措词，在文艺复兴之后浮现，在18世纪建构成形的建筑论述，其核心的空间权力是资产阶级美学的社会区分（social distinction），明治维新之后的伊东忠太翻译为汉字时就已经不甚了了。认识它在中国移植（transplantation）的历史过程，也就是中国的当代建筑史中的“现代建筑与规划的移植”，正是历史写作不可回避的任务。由历史的与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世界上所有非欧洲文化的区域都会遭遇到的文化与语言的现象。

这个“现代建筑与规划的移植”历史写作任务不可或缺的是方法论功夫，避免对实质物理性空间（physical space）的形式主义的致命吸引力与避免实证主义（positivistic）史学与社会科学的限制，同样都需要经过不可或缺的认识论批判的过程。它们都在1968年之后受到了根本质疑。

然而不幸地，几乎同一时期中国爆发的“文革”，却因为国家的政权所掌握的政治权力与政治领袖的权力欲望，使得在思想上，对研究者与专业者的批判性反身要求，与对现代性（modeity）的彻底动摇（这是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贡献），两者都历史地缺席了。一如对斯大林时代日丹诺夫的恶行，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次的反省都是不可或缺的。要完成昔日梁思成的未竟之业，甚至包括刘敦祯的未竟之业，西方在知识上先行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空间的理论反思，不是套用，而是接合（articulation），确实是有可以接枝之处的。这样，建筑与城市，它们不是静态的空间形式的营造，而是历史过程中社会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ocial space）。这样，作为一个合格的、没有辜负人民期待的专业者与研究者，我们才有能力面对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与空间的剧变，这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巨大与快速的都市过程，我们才能在城乡移民过程中，面对一个知识分子对历史的挑战。举例而言，2013年12月12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时提出的，让许多人大吃一惊的文字表述：“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iii）尤其，让居民“记得住乡愁”，这种历史的挑战。

注释：

i.对朱涛的《梁思成与他的时代》在北京首发的发言修正稿。

ii.主要根据梁思成在1951与1952年的两篇反省性文字：梁思成，《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人民日报》1951年12月27日；梁思成，《我认识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对祖国造成的损害》，《光明日报》1952年4月18日。

iii.见：沈斌，《【饭局观察】“最文艺”的城镇化会议和习李的乡愁》，http://url.cn/P2EKoO，2013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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