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3年6月23日16:00-18:00
主持:赵磊
旅行具有暂离现实环境、寻求改变的仪式性意义,因此,旅行不只是一种身体的移动,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他者”的文化体验,不断地回望自身,与自己进行迫近自身的“对话”交流,发现一个新的自我。
想要真正理解建筑,最好的方式是通过自己的脚步去丈量建筑、通过发肤与五官去体验空间。在建筑史上,无论是辛克尔、阿尔瓦•阿尔托,还是柯布西耶、安藤忠雄,都是通过长时间的建筑旅行,实现了自身的蜕变;在遗迹中、在古物中、在聚落中,他们发现并找到了适合自身的独特的形式和空间语言。行走,改变了他们,也将改变你们。
——黄居正
17世纪后期,“壮游”(Grand Tour)的概念由教士里查德·拉塞尔斯(Richard Lassels) 在其所著的《意大利之旅(The Voyage of Italy)》首先提出,并逐渐在英国和欧洲贵族青年中流行开来,成为教育传统的一部分。他们认为,在旅行中青年人不但可以学习语言、提升人格和情感成熟度,更能从智识、社会、政治与道德等多方面了解外部世界,从而养成“真正的绅士”。
与此相同,建筑师的养成,不仅仅在校园里、书桌前,更在于漫长的旅途中。
台风过境的周末,仍然有众多的观众聚集到有方空间,听黄居正老师娓娓道来“行走的意义”。
黄老师首先带大家回顾了建筑与文化史上由旅行催生的重要事件与人物。如在1663年,路易十四创立罗马大奖(Prix De Roma),为巴黎艺术学院最优秀的学生提供去罗马工作四年的奖学金。通过这个项目,迪朗(Jean-Nicolas-Louis Durand)、拉布鲁斯特(Henri Labrouste)等一批重要的法国建筑师、艺术家得以充分吸收意大利的养分,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思考与理论。
1764年,青年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来到罗马废墟,在卡庇托山(Capitoline Hill)教堂钟声和僧侣的祈祷声中陷入沉思冥想,感受历史剧变带来的巨大冲击。回到英国后,他完成了六卷本的宏论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成为启蒙时代最著名的的史学家之一。
十九世纪,重要的德国建筑师辛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一直对当时英国的建筑技术与工业生产十分向往,1826年的英国之行对他后期的设计有着至深影响,如英格兰北部多层工厂的建筑形式和砖砌方式在他的作品中时有体现。
现代主义的推动者之一密斯(Ludwig Mies van der Rohe)也曾在荷兰之旅中感受到北欧光线特有的明晰。与此相对,他并不欣赏南欧的灼热与散漫的阳光。这种鲜明的态度贯彻了密斯所始终崇尚的逻辑清晰、冷静克制的建筑语言。
在回顾了这些“养成性旅行”(Formative Travel)的历史片段后,黄居正老师着重介绍了阿尔瓦·阿尔托(A.Aalto)、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这两位极为重要的现代建筑大师,细致分析了旅行为他们个人建筑思想带来的不可磨灭的影响。
阿尔瓦·阿尔托在从业之后迅速转变成长为一位纯粹的现代主义者,他的作品崇尚功能主义,多使用白色并少有装饰。1925年,阿尔托首次游览了意大利,并对布克哈特(Jacob Christoph Burckhardt)《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产生强烈认同。阿尔托在托斯卡纳地区领悟到风景与城镇、图与底的关系。在游览了众多的小城镇后,他重新认识了广场和街道等空间概念,意识到城市既需要创造历史和标志性的建筑杰作,也需要匿名性的街道与聚落。在珊纳特塞罗市政厅项目中,他说服政府在半围合的办公楼另一侧加建了图书馆翼,从而围合出一个抬地的公共广场。在这里议会大楼是塔楼一般的标志物,而广场的设立则引入场所感和公众生活。
阿尔托对广场的认识还来自希腊。在这里,广场(Agora)的概念得到极大丰富:著名的斯多葛学派(The Stoics)哲学家在雅典广场的廊苑中讨论和讲学,希腊公民在完美嵌入地中海山谷中的圆形剧场(Amphitheater)中观看戏剧演出,政治家在卫城脚下的普尼克斯山上聚会演讲……1933年以后,阿尔托逐渐转向自然与地域主义,而剧场更是成为阿尔托的标志性语言,不仅作为原型出现,更提炼成为阶地和等高线的思维方式,如赫尔辛基文化之家、赫尔辛基理工大学等。
1951年,阿尔托游历了“弥漫着浪漫的古代精神和废墟式乡愁”的西班牙、摩洛哥等地。当地的聚落、墙、院落等一系列独特的建筑语言给他带了诸多启示,在许多传统民居中位于中心的火炉更让他十分难忘。火炉被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认为是建筑四要素之首。由围绕火苗取暖和加热食物而形成的最早的人类社群,到祖先崇拜中点亮长明灯而形成的宗族寄托,火作为“建筑的精神起源”,催生了今天人们熟悉的物理空间。在1953年的夏季别墅设计中,阿尔托除了使用丰富的材料并对红砖进行多样的构造实验,将院落作为内化的墙而设计,更在地面上特别设置了对于整座住宅来说意义非凡的火炉。
另一位重要的现代主义大师、黄老师十分熟悉的柯布西耶,在其知名的“东方之旅”(Voyage l’Orient)中则汲取了来自意大利、土耳其和希腊等地的大量养分,雅典卫城更是成为柯布长久回望之所在,那里建立了他对建筑“一经建成即为古物”的毕生追求。
在三个星期的时间中,柯布每日前往帕提农神庙,全身心感受与机器时代相当的精确性和无与伦比的优美。山门后经典的古希腊短缩透视,爱奥尼柱式的特殊放置,阳光、轴线关系与几何体的力量……这些强烈的印象贯彻了柯布终身的建筑实践。“帕提侬神庙那巨大的身影一出现,就让我挨了当头一棒似的愣住了……你把头埋在掌心,无力地倒在神庙的一级台阶上,听凭那诗意将你猛烈地摇撼,你周身开始震颤。”在设计朗香教堂和拉图雷特修道院时,柯布将对于神圣场所的领悟贯彻其中,空间路径和体量关系带来的明暗对比,让来访者体验到类似的震撼感。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郊外的爱玛修道院,柯布则看到了居住单元之间私密性与公共性协调的完美秩序,从中找到了“标准工人住宅的解答”。在后来的马赛公寓设计中,他模糊住宅与城市之间的界限,创造了一个秩序相对独立的城市社区,作为对他居住机器理念的诠释。
在考察地中海的村落时,柯布领略到蜿蜒的坡道(ramp)所带来的充满意外的空间游走体验,这在萨伏伊别墅、拉罗歇别墅等项目中都有精彩表现;各种几何体所带来的活动或冥想的可能性,我们都可以在马赛公寓或是拉图雷特的屋顶看到;北非撒哈拉姆扎卜山谷聚落的墙上刻着的“法迪玛的手”,与柯布在昌迪加尔的著名雕塑“Open Hand”不谋而合,展现了柯布所理解的力量与美……在逝世前,柯布才同意将写于半个世纪前的《东方游记》结集出版,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其旅行岁月的珍视:正是在旅途中,柯布真正打开视界,在对传统与经典的回望中,坚定了自己革命性的实践道路。
在讲座的尾声,黄老师还介绍了原广司、山本理显与安藤忠雄等一批日本建筑师的旅行收获,他们对于西方的认知,和借由西方之眼对东方的回望,都令人印象深刻。其后,黄老师分享了自己的旅行感悟,包括聚落形态、形式秩序、材料逻辑和场所精神的视角,更谈及两种观看建筑的感受——“即时的震感”(如柯布)与“理性分析后的赞赏”(如密斯)。最后,借由社会学家彼得·瓦格纳(Peter Wagner)的话,黄老师在真正的旅行者与学习者之间划上等号:
“观看者的视点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它是制度环境与社会力量的产物,构成了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谓的‘文化习性’。只有从观察者的经验出发,把思考和理解的概念历史化……,我们才能理解该理解过程本身。”
文/何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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