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建筑”与“土木”之流变

18世纪在世界史上是个特别迷人的世纪，它将启蒙运动紧紧拥在怀中。关于启蒙运动的始与终，史家并无定论，但传统上认为它肇始于1715年路易十四之死，终结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它让人想到一连串熠熠闪光的名字：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孟德斯鸠、大卫·休谟、亚当·斯密，还有康德。他们将18世纪整个欧洲的夜空照耀如白昼，光芒至今不减。

18世纪因此成了历史学家的宠儿，被大书特书。近世学者各出奇招，把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科学和艺术、乡村经济和城市文化一一解构并重新阐释，徘徊在“长时段”（longue durée）与“心性史” （mentalités）两种历史观之间，迷不知返。这场浩浩荡荡的“故事新编”系列里，唯独建筑的历史未受影响， 实在令人诧异。上世纪20年代，奥地利著名建筑历史学家埃米尔·考夫曼（Emil Kaufmann）曾将18世纪的建筑称作“启蒙运动之建筑”、“理性时代的建筑”和“大革命建筑”，前两种令人信服，后一种却很成问题。那以后，建筑从17世纪古典主义向18世纪晚期新古典主义的转变曾被诠释成启蒙思想潜移默化、水到渠成的结果，这还算好的；更普遍的解读是风格意义上的： 经过漫长而艰苦的斗争，建筑终于战胜了轻佻妖娆的洛可可，迎来了庄严崇高的新古典。这观点一流行起来可就麻烦了，纵观整个西方建筑史，类似的“战斗”从来没有停止过，胜者为王，焉知新古典不是流寇。18世纪末法国新古典主义建筑师布雷（Etienne-Louis Boullée, 1728-1799）和勒杜（Claude-Nicolas Ledoux, 1736-1806）创造的那些“崇高”、“抽象”的乌托邦设计，要么被奉为现代主义的鼻祖，要么被妖魔化成刽子手，害得建筑惨死于反人道主义几何学的冷酷之手。无论哪一种解释， 这类项目都已被边缘化，成了古董，如同所有乌托邦的黄粱一梦。

《法国启蒙时代的建筑师与工程师》的问世，好比一脉清泉流进混沌而凝滞的18世纪建筑史。借用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的著名“范式”概念，该书是在一个根本的“范式转移” （paradigm shift）中为建筑历史找到了解释的途径。按照库恩的说法，科学的进步并非新知识的线性积累，而是经历着周期性的革命，即“范式转移”。建筑也是如此，18世纪的建筑尤其复杂，一时向前，一时退后，忽而谨小慎微，忽而大气磅礴。但是该书的作者安托万·皮孔找到了一把金钥匙，用来解释彼此抵牾的纷繁运动，它就在建筑的“姐妹”学科土木工程里。

这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著作其实特别适合当成小说或戏剧来读。它不但具备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经过、结果等叙事性文体的全部要素，还暗藏伏笔，吊人胃口，高潮之后又戛然而止，回味无穷。书名已经交代了时间、地点和人物， 至于事件，读者大概能猜出几分：建筑师和工程师之间肯定发生了什么……没错，他们之间有一段很深的瓜葛，书里讲的就是他们合久必分的那场戏。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段戏？因为很久很久以前，建筑和土木工程是一家子。家谱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 世纪罗马帝国开国皇帝奥古斯都的年代。当时有一位叫维特鲁威（Vitruvius）的建筑师，也是土木工程师和军事工程师，他将毕生的实践与研究写成一部《建筑十书》，献给奥古斯都。说是“建筑”十书， 其实有好几书谈的都是土木工程，从铺路、造桥到规划城镇、兴修水利和防御工事，包罗万象。这么说吧，建筑不但跟土木、水利是一家，建筑师们还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失传千年之后，《建筑十书》被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重新发现，从此名垂青史。多才多艺的“文艺复兴人”把古罗马全能建筑师的传统重新发扬光大。这时候还没有专门的建筑学校，很多建筑师都是艺术家出身，拉斐尔给教皇设计美仑美奂的宫殿；米开朗琪罗衰年变法， 修建国会山广场，为佛罗伦萨防御工事出谋划策，更以70岁高龄出任圣彼得大教堂总建筑师；莱奥纳多·达·芬奇称得上富有伟大远见的建筑工程师，其运河计划拿到今天看都不过时。所有这些都让人禁不住想问：建筑和土木工程为什么分家？怎么分的？

安托万·皮孔就是来为我们解答这些疑问的。

建筑史学者们通常认为，1747年法国国立路桥学校（Ecole des Ponts et Chaussées）的成立，标志着传统建筑的终结。据说建筑与科学就是在那时被拆散的，沉着冷静的工程师从此可以自由发挥技术的潜能，而富于想象的建筑师除了设计房子的外包装几乎无事可做。两者的决裂演绎成现代建筑史上恶名昭著的“分家门”事件。皮孔使足了力气为其翻案。他把简单的起因转化成复杂的生产力问题，提出“工程师体系”能更好地适应正在崛起的资本主义的需求，其合理性不但使技术取代古典主义成为可能，还让建筑从此背上了“无能”的封印，正所谓适者生存。皮孔在社会组织秩序的终结与古典建筑理论的瓦解之间做比较。他指出，随着“技术性”职业的确立，工程师被视为“人与社会整体进步的首选工具”，古典建筑理论遂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而古典传统之所以存在了那么久，无非是得益于建筑骨子里的暧昧：建筑到底是什么？模棱两可的定义让古今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伤透了脑筋。语义模糊反而使它有充分的灵活性来应对其传统使命：昭示并巩固现存的社会结构。但是，在皮孔看来，当建筑理论不再能处理建筑形式的概念逻辑与生产过程的复杂需求之间的差异的时候，它就被科学计算取代了。建筑师首先得满足委托人的个性化需求，工程师则不同，他们要服务于国家的全体公民， 为他们开路修桥，工作范围之大，迫使他们在理论知识与物质生产之间建立新的联盟。于是工程师就开发出一套富于弹性的体系，将理论与实践都裹挟进操作过程中；至于美学之类的事情， 便顺其自然了。

18世纪之所以振奋人心，还因为它是大百科全书的时代。狄德罗排除万难编纂的《百科全书》，乃是启蒙思想熊熊燃烧的火炬。任何一个对18世纪感兴趣的人都不会绕过它。皮孔更是煞费苦心地将他的论证与18世纪哲学思想的核心问题融为一体。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把“建筑”归于“想象”一类，皮孔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细节，并从中看出建筑与工程之分水岭的最初迹象。做好充分的铺垫之后，他请出四位主角，分别代表建筑与工程两大派系：建筑师布隆代尔和帕特，工程师佩龙和普罗涅。好戏正式开始。

这四位人物个个身手不凡。布隆代尔（Jacques-François Blondel, 1705-1774）是法国18世纪建筑界如雷贯耳的名字。他拨开洛可可的迷雾，让自己沐浴在古典的智慧里，不惜顶着“保守”之号，做头脑清醒的建筑师。他的心灵几乎就是一台在理性秩序组织下运转的精密仪器。30岁出头，布隆代尔就出版了一部图文并茂的大书，讲的虽是房屋建筑与装修，读来却更像百科全书。35岁，他在巴黎自创建筑艺术学校，不但带出了布雷和勒杜这样异想天开的徒弟，还培养了大批国际学生，将新古典精神的种子播撒在欧洲大地。布隆代尔的目标非常明确：为寻常百姓的居住建筑确立设计原理，呼应已在市政建筑中得到广泛实践的古典规则。为此，他总结过去一个世纪的成就，写出《法兰西建筑》，世称“大布隆代尔书”。此作甫一问世便引起官方注意， 路易十五召他进入皇家建筑学院，并钦封他为首席御用建筑师。在成为世人仰慕的皇家建筑学院教授之后，他开始编写多卷本《建筑教程》，世称“小布隆代尔书”，同时还为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撰写词条，到69岁去世前共写出将近500篇，堪称著作等身。晚年积劳成疾的布隆代尔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他坚持让人把他抬进卢浮宫的教室里，继续上课。一代宗师最后在他心爱的书、学生和建筑模型的环绕中安然辞世。

在布隆代尔死后几十年里，《建筑教程》一直是法国建筑教育的中流砥柱。教程共有九卷，布隆代尔生前写了七卷，他的得意门生帕特（Pierre Patte, 1723-1814）接过老师的衣钵，完成了最后两卷。帕特很争气，年纪轻轻就提出大胆理论，将整个城市结构当成牵一发而动千钧的有机体来考虑，百年之后，豪斯曼在巴黎改造计划中提出的一些构想还要追溯到帕特这里。

工程派的两位主角也非等闲之辈。佩龙（Jean-Rodolphe Perronet, 1708-1794）的名字与巴黎协和大桥密不可分。这位擅长设计石拱桥的结构工程师早年学过建筑，训练有素，刚出徒便肩负重任，设计和建造巴黎的地下总渠。他在39岁那年被任命为皇家设计部主任，负责培养桥梁和道路工程师并监督他们实践。设计部于1775年正式更名为国立路桥学校，佩龙是其当之无愧的创立者和精神领袖。他使用的一套新教学法极富现代性， 在当时可谓高瞻远瞩。他一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监修的道路总长超过2500公里。卓越的工作为他带来了显赫的地位和荣誉。成为国王的首席工程师和皇家科学院院士之后，他与布隆代尔已是旗鼓相当，后来又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英国皇家协会会员，其风头大有盖过布隆代尔之势。

佩龙死后，普罗涅（Gaspard de Prony, 1755-1839）接替他成为大革命时代国立路桥学校的总工程师。此人是个胸怀大略的数学天才。大革命后，国会打算统一各地测量标准，他为法国土地清册制作对数和三角函数表，算法精确到29个小数位，自夸说“能像造别针那样轻而易举地造对数”。他踌躇满志，宣称该项目将在精准度上登峰造极，成为“有史以来执行过或想象过的算法的最高纪念碑”。可惜的是，因大革命后通货膨胀带来的资金匮乏，他的计划最终是纸上谈兵，真正成了启蒙时代的纪念品。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为他那先知般的头脑着迷。受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启发，普罗涅构想了一个区分工种的金字塔：顶端是创造公式的科学家和数学家，中间是按公式教算法的人，最底层是没受过数学训练但会依照指令操作的“计算者”。他把三教九流请来跟数学家一起算，看到这么多不一样的人解决同一个问题， 他觉得很神奇，然后又观察到即使那些心智水平很低的人也能做演算，而且出错率小得惊人。普罗涅于是将整个系统视作人工“计算机”的集合——一架按等级分工的机器。他那长长的函数表至今未曾完整发表过，但他当年已在修正关于智识的概念，开始以整体性评估取代对系统构成元素的衡量。

没有比身怀绝技的高手较量更好看的戏了。更何况他们本非天敌。建筑师帕特据说是第一个在城市街区平面图上用剖面详细表现房屋和地下管道系统的，他还发明过一种在水下锯桩的机器，而创立路桥学校的佩龙乃是建筑学徒出身。称他们“建筑－ 工程师”或许更恰当。两大派系最终在先贤祠（Panthéon, 即巴黎的“万神庙”）穹顶上演了一出“华山论剑”：建筑师和工程师各执一词，唇枪舌剑，形式与结构之争被推上高潮。这一段皮孔写得特别精彩，建筑与土木工程之间若即若离、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纠葛，在法国大革命的浪潮中演绎得荡气回肠。

为了还原这段故事的前因后果，皮孔做足了考据的功课， 第一次为我们收集了大量18世纪法国建筑与工程之间交流的资料。他以惊人的耐心钻进故纸堆，从路桥学校的档案里挖出当年第一批学生的作业，还逐字精读令人望而却步的建筑文本，包括布隆代尔学究气十足的教科书和勒杜那近乎疯狂的乌托邦构想，与此同时，他在帕特和普罗涅貌似技术性的文字里发现了足以令最顽固的形式主义建筑师陶醉的诗情与想象。

值得一提的是，皮孔本人即是从国立路桥学校毕业的博士。他探索土木工程在18世纪的职业化，当然并不奇怪，但一名工程史学者如此看重建筑理论与实践的整体性和互补性，确实难得。至于建筑与工程的交锋，他给后者分配了更激进的角色，用很大篇幅谈工程范式对城市空间设计的影响。他在18世纪工程试图量化、管理和开发自然资源的多线发展中看到一种近乎早熟的动力学兴趣，它强调环环相扣的过程，而非离散的物体。这要么引发建筑的危机，要么使工程渗透到人类行为的所有领域。人们也许不会同意这一观点。但不管怎样，皮孔让我们看到，那种对自然世界进行理性控制的欲望和对自然的理性主义感知之间究竟有怎样的不同：后者更倾向于将自然理解为无法控制的动态力量。在这一复杂关系上，启蒙时代的建筑与工程可谓两心相知。

讽刺的是，19世纪理性主义逐渐取代了旧制度的理想，建筑师与工程师从此一拍两散，至20世纪已是泾渭分明。柯布西耶1923年在《走向新建筑》里曾提出一个影响深远的命题：“工程师的美学，还是建筑？”，以此来重新探问已经折磨了整个19世纪的问题：一种真正“现代”的建筑会彻底拒绝历史、直接为钢铁玻璃的工程形式让路，还是说历史先例应在简约的工程形式的引导下被重新呈现？柯布西耶自己当然想维护“建筑”的完整性使其不受工程的侵犯，但其他现代建筑师更渴望抓住机会迎接工程的挑战。无论哪种情况，现代主义的历史已然创造了“真理在工程中”的神话。然而土木工程的自然实践与建筑功能主义的意识形态之间却省掉了大量细节，这一鸿沟至今都是建筑中强大的惯性，而且正如皮孔强调的那样，仍在影响着现代建筑历史的书写：它成了建筑借工程之力从历史中解放出来的一个奇葩故事。

皮孔在书的最后淋漓尽致地分析了布雷和勒杜的乌托邦设计，证明二人关于自然、建筑师的角色和“崇高”形式的理念与工程师们在此类问题上的观点之间，原来有着超乎我们想象的血脉联系。这样一来，乌托邦便成了更具纲领性、系统性的未来蓝图。隔着两百多年去看布雷设计的牛顿纪念碑和勒杜的“理想城市”，会有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人在硕大无朋的几何世界中遁形如蚁，渺渺茫茫，归彼大荒。我曾造访勒杜在贝桑松郊外建造的皇家盐场，晴天丽日之下，但觉恍兮惚兮，不知身在何处。当年勒杜和布雷被讥为自大狂，放在今日，他们也是世俗眼中的空想家。他们的乌托邦本来不属于任何社会，而是悬置在时空里的“预目的地”（predestination）。带着这种对“预目的地” 的想象合上书页，怎能不以手抚膺坐长叹。

18世纪真是一个迷人的世纪。那时的建筑师秉渊博知识与从容气度，知其不可而为之，那时的工程师，真正想为国家做事， 不管这国家归帝王将相，还是革命者，他们的梦想一样光荣。然而18世纪又令人唏嘘，建筑与土木工程的分家史一直演到现在。但愿这不是最后的结局。

文  秋鹭子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有方所有，转载请通过邮件或电话与有方媒体中心取得授权。

投稿邮箱：media@archipositi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