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一民：东京奥运新馆的争议与启示

▲入围东京新国家体育馆最终决选的两个方案

近日，日本体育委员会公布了东京新国家体育馆（2020东京奥运会的主场馆）新一轮竞标的两个方案。两个方案被命名为方案A和方案B，并没有注明设计单位。当然，入围最终决选的仅有伊东丰雄+竹中工务店/清水建设/大林组、隈研吾+大成建设两个设计团队，归属当不作他想。日本《纽约时报》随后在12月15日头版文章中特别强调2个方案对于环境的关注以及对预算的把控。

▲日本《纽约时报》12月15日头版

比起此前被广泛争议的扎哈·哈迪德的方案，这两个方案显得中规中矩。两者不约而同的强调了木材的使用与传统的建造方法，明显是有所针对的策略性设计。作为体育建筑，奥运场馆似乎承载了过多的期待，以致于一片沸沸扬扬之下，场馆本身反倒变得不再重要。

为了从更加专业的角度思考体育建筑的设计语言，以及这一事件表面之下的深层逻辑，有方采访了体育建筑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常务副院长孙一民。

▲孙一民

对话

有方：你如何评价入围最终决选的2个方案？

孙一民：我还没看到具体的资料，只从造型上进行评价是不合适的，当然大家似乎也习以为常地以造型来评价建筑。实际上，大型体育场馆建筑很难用普通建筑的标准衡量，它更加复杂，仅就外形对比，意义不大。

▲方案A

东京新国家体育场第一轮竞赛的时候，我们因为得知消息比较晚，日本建筑学会前理事长仙田满先生对我们错过了竞赛表示遗憾。第二次竞赛是在9月1日公布招标，我们在日本合作事务所工作的同事联系了当地建筑师，日本的朋友告诉我们第二轮竞赛的评委会更侧重于在极其严格的造价要求下选择合适的施工单位，以期能够在规定时间内建成场馆。大型日本施工企业作为联合体的条件，这恐怕也是此次竞赛没有国外设计单位参加的原因。新一轮的两个方案都依托有日本大型施工公司：隈研吾与大成建设合作；伊东丰雄与竹中工务店、清水建设、大林组组成大型团队。

▲方案B

现在唯一能从两个方案中看出的是，两位建筑师都不太熟悉体育建筑。体育建筑比较复杂，体育场尤其不容易在满足功能和造价的前提下做出吸引眼球的设计，而赛后的使用尤为棘手。以鸟巢为例，赫尔佐格与德梅隆在建筑本身功能性结构的基础上附加了很多结构、杆件，更多从造型考虑，这必然导致造价的升高，而对体育场本身并没有帮助和意义。相比较，新一轮的两个方案并没有很强的造型特色，属于比较常规的体育场做法，造价也更容易控制。

有方：所以，扎哈的方案因造价过高被废也算是情理之中。

孙一民：不仅如此，我去现场看过，扎哈的方案如果实施，基地南侧临近的居住区必定要被拆除，可以说，她的方案落在基地上对周边的破坏性是非常大的。同时，即便拆除街区，体育场疏散最为有效的长边方向也显得过于局促了。这一问题凸显的实际上也是基地选址本身就存在的缺陷，选址似乎并没有经过严密的论证。除此之外，日本即便是政府出资兴办奥运会，必然存在经费限制加上经济低靡，奥运投入还要涉及东京更大范围的城市改造，花费在体育场上的经费更加受限。综合以上因素，扎哈的方案似乎早已注定搁浅。

▲扎哈设计方案

▲方案基地总平面图及历史鸟瞰照片

▲日本青年馆（按照扎哈方案需要拆除，但扎哈公司的总图没有反映，对照前图）

▲东京体育馆

▲新体育场基地周围环境

有方：也就是说，基地本身就不适合建设超大规模的体育场？

孙一民：很奇怪的是，将近80年前，日本人已论证过这一基地并不适合建设超大规模的体育场，规模以6万人以内为佳，为何到了今天反而重蹈覆辙。1936年，日本向国际奥委会申办1940年第12届国际奥运会，并在申奥大纲中提出在东京靠近市中心的神宫外苑兴建10万人的新体育场，当时还绘制了体育场的构想图。当时，一位东京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叫岸田日出刀的正在德国考察柏林奥运会设施，在此期间，他开始对建设10万人体育场提出质疑，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原因是：场地面积过于狭小；破坏神宫外苑的风景。

▲1936年东京体育场构想模型

特别是场地狭小容量引起越来越多质疑，1938年，东京主办者最终放弃了在神宫外苑建设大型体育场的计划，改为在距离市区稍远的驹泽兴建体育中心，并很快发表了驹泽体育设施的设计构想。但仅仅3个月后，二战爆发迫使日本放弃了奥运会的举办权。

▲驹泽体育中心构想图

▲驹泽体育公园现状平面图

战后，日本为了恢复正常国家的身份，积极筹备国际体育赛事。1955年，为筹备1958年亚运会和准备1964年奥运会，“国立竞技场”在神宫外苑的基地上被建造，号称6万人，实际规模为5.2万人。同时，新建的驹泽体育公园也在奥运期间承担了比赛。此后，神宫外苑保持了50多年的安静。

▲驹泽体育馆现状

▲场地空旷的驹泽体育公园现状

2012年，为配合申办2020年奥运会，东京新国立竞技场国际设计竞赛大张旗鼓。然而，选址问题再次被搁置一边，主场馆又被简单地放在了神宫外苑的基地上，半个世纪前的争议似乎已被遗忘。

有方：所以，扎哈不可避免的成了决策失误的牺牲品？

孙一民：不完全如此。设计竞赛评选完成后，评委会主席安藤忠雄首先强调的是扎哈方案的“跃动感”，这样的评价实际上并不是以评审体育建筑的方式进行，而只着眼于其造型。之后，日本实际也委托了结构大师斋藤公男对其方案进行了审查，并前往英国试图与扎哈讨论结构技术问题，结果扎哈以不在事务所为由拒绝见他。50多年前日本岩手县体育馆，是斋藤公男年轻时参与的设计。可以说，这是扎哈方案的基本结构原型。斋藤公男前往讨论优化结构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现在想来，如果当时扎哈能够听取更多的意见，她的方案未必没有实施的机会。

▲日本岩手县体育馆模型

另外，扎哈太过执着于形态了，她在接受日本媒体的采访中表示，一旦形态确定，只要找到与之相符的结构形式，施工不存在任何难度。而实际上，在解决形态的问题基础上，结构并不见得一定简单。形态为主的设计思路，在普通结构体系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对大跨空间复杂结构则不尽然。2012年扎哈设计的伦敦奥运会游泳馆，在使用中就出现屋顶结构遮挡视线、部分观众席看不到跳水台，导致大会现场退票的尴尬事件。尽管这部分坐席在赛后已被拆除，还是能够看出扎哈团队在对大型体育建筑的把控上缺乏经验。

▲伦敦奥运会游泳馆比赛场景

有方：一般来说，体育建筑的形态与结构有怎样的关系？

孙一民：体育建筑的结构复杂性，注定了大跨度空间结构的建筑处理不能本末倒置。其实施过程的复杂性也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体育建筑的结构首先必须符合基本功能，而其余附加元素必然导致造价抬高。可以看出，新一轮的两个方案，用的都是最普通的结构，造型上也无特点，很难找到两位明星建筑师的标志性痕迹。当然，时间已经不允许他们做更多的变化。所以，两个方案其实无法判定孰优孰劣，最多是造型上的些许差别。

有方：扎哈方案中的结构处理存在哪些问题？

孙一民：她的结构其实并不意外，长轴上用两根拱架作为主要结构，只是这样一来，建筑必然又高又长，与基地极度不和谐。8万人的体育场高度一般为50米，新一轮的两个方案中方案A高度即在50米左右，而扎哈的方案高达70米。当然，即使50米的高度也远远超过“明治神宫景区内建筑高度不能超过28米”的规定。为此，日本建筑师也曾想过下沉的方案，限于周围地铁网络纵横，只好作罢。

▲本次竞赛主题漫画（原载于《日经建筑》）

有方：这样来说，建筑师的创作余地其实已经所剩无几。

孙一民：是的，作为大型公共建筑，体育场馆的设计必须建立在理性依托的基础之上，换言之，技术、功能、城市三个层面必须具备合理性。其次才是造型以及建筑师个人的审美倾向。

▲SASAKI的城市设计中标方案

相对而言，鸟巢之前的城市设计确保了都市层面的正确性，这是北京胜过东京这一次的地方。在最早完成的城市设计中标方案中，水立方、鸟巢的位置就已确定。然后才举行了建筑招标，有了鸟巢、水立方，这样一来，建筑设计工作简化许多，建筑师也有章可循，在理解后形成了有特色的方案。

东京的这次事件对于我们有很大的参考意义。大型设施的城市决策，前期工作非常重要，而其中建筑师的缺席将导致深远的影响，日本奥运主场的经历值得我们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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