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在做什么31 | 朱亦民：我们在制度上有很多方面还处在计划经济的时代

▲采访时间：2014年7月

这次我们采访的是任教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的朱亦民。他最近在做贵州的一所职业学院，在设计中尝试保持原有的山地地貌，并引入城市设计的概念，以组团式布局来规划功能分区。同时，他还在研究和准备关于英国建筑师史密森夫妇的论文。

除设计以外，朱亦民最近花最多精力的活动是对洛阳大规模拆迁老城区的调查，并联合其他学者共同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幸运的是，在学者的努力和媒体的帮助下，洛阳市最终停止了对老城区的大规模动迁。他认为这个结果是目前的社会政治形势带来的。

有方：最近在做的最有趣的设计项目是什么？

朱亦民：最近在做贵州的一所职业学院，这是一个由二十几栋单体组成的山地建筑群，最大高差有70米。因此第一个设计原则就是尽可能地贴近地形，处理好建筑与场地的关系，尽可能减少土方量，把原有地形地貌特征转化为建筑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居住在山地的人跟平原地区的人相比，对于山有很不同的感觉。在情感上山是与他们生活血肉相连的一部分，但在实用层面上，山区的人们宁愿把高低起伏的地形全都铲平。因此我们在设计中也费了一些口舌来说服甲方保持和利用现有地形。

▲毕节医学专科学校总图

▲毕节医学专科学校鸟瞰图

▲毕节医学专科学校综合楼模型渲染

在规划上的出发点是把整个校园当成一个小的城市来设计，甚至想象这个建筑群除了学校也可以做别的用途。因此这个校园设计中采用了各种形态的平面，主要是提供多样化的空间样式和丰富的空间体验。

我们的方案的另一个特点是采用了组团形式。除了图书馆、办公室和风雨操场等公共设施以外，整个校园由四个组团构成，每个组团包含了教学设施、宿舍和食堂等完整的功能设施。这种布局方式不同于前些年流行的大功能分区的模式，学生不必在教学区和生活区之间大范围地奔波往返。完整的功能组团更像是城市中的一个社区，使学生的活动更方便，容易产生认同感。能实现这个想法多亏了校方的领导非常务实开明。

这个项目从2011年设计竞赛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三年时间了。中间由于各种问题有一年时间彻底停顿，后来当地政府又对用地和建筑规模进行了调整。客观上这些变故倒是给了我们设计方足够的时间反思和调整。不利的地方是和大多数这一类公共项目一样，地方政府希望越快建成越好，最终搞成了一个“三边工程”的局面，使得对于施工质量的控制格外麻烦。

有方：最近在做有趣的项目的同时，是否也出于某种原因，做另一些无趣的项目？

朱亦民：是的。有一些项目是一开始有趣，后来就变得无趣了。我觉得没有无趣的项目，只有无趣的人（甲方）。

有方：最近在自己的业务上你觉得最烦的事是什么？

朱亦民：我觉得作为建筑师可能大家的烦恼都大同小异：施工单位没有职业水准，施工质量较差。另外我发现在施工图的设计中各专业之间的配合有不少问题，有些是技术规范和工作流程上的问题，与个人的职业素养无关。中国建筑师的烦恼大多是体制性的。我们在制度上有很多方面还处在计划经济的时代。

有方：最近在集中琢磨什么问题？

朱亦民：在准备写关于英国建筑师史密森夫妇（Peter and Alison Smithson）的论文。这二位是理解现代建筑在1950年代之后发生转变的关键人物，我在教学中也一直很关注他们。围绕这个研究课题也对英国的近现代史和二战前后的建筑和文化、社会历史做了一些阅读。史密森夫妇和三件事有关：新粗野主义，独立小组（通俗艺术）和十次小组（Team X）。这三件事都发生在五十年代，也都对现代建筑和艺术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他们属于思考型的建筑师，在1950年代至1970年之间英国建设大发展时期几乎没有建成什么作品，也就和媒体及主流建筑越来越远。不过还是能从他们关于建筑和城市的思想中找到与现今一些方法的联系。

▲史密森夫妇作品：伦敦经济学人大厦

有方：最近读的最有趣的一本书是什么？

朱亦民：最近读的最有趣的书是《江城》，作者是美国人何伟（David Hessler）。可能有很多人听说过何伟。他写过三本关于中国的书，分别是《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江城》是何伟写的第一本书，但最近这两年才在中国大陆出版。这本书是根据他90年代后期在四川涪陵师范专科学校做外教时的经历写成的。

▲《江城》封面

我是第一次完整地读他的书。老实说最近几年很少有哪本书能像《江城》这样使人产生代入感和好奇心。书中对于涪陵这个长江边上的小城市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描述，让人有一种奇特的既真实又陌生的感觉，也纠正或者凸显了我们的偏见。从始至终我们也能感觉到作者巨大的同情心。读完这本书后，我有点冲动想去看看现在的涪陵是个什么样子。据说有一些美国人读了这本书之后真的就跑到涪陵，按照书中的描写一处处访问何伟描写过的地方。

何伟有非常敏锐的观察力和想象力。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很有文字天赋，能把一件在大多数人眼里很平常的事情讲得引人入胜的那一类人。这一类人在哪个国家都有。当然他也利用了自己作为一个外国人的优势，既是生活积极的参与者，又和现实保持有效的距离。可能当一个外国人写作的时候很自然地就有一种叙事的张力。作为中国人，我们的问题是对太多的东西熟视无睹到了麻木的地步。这本书无论是作为文学写作还是生活指南都值得一看。

有方：最近一次旅行去了哪里？

朱亦民：去了新疆的库尔勒。这是我第一次到新疆，看到了不同的山水，对辽阔有了直观的经验。也是第一次看到了沙漠，知道了胡杨林有三种形状的叶子。也许库尔勒是汉族占多数的城市，感觉跟内地没什么两样。走到城市郊区能看到一些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新疆人的热情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美中不足的是城市中盖了太多的高层建筑。对于新疆这样地域辽阔不缺土地的地方，是不是有可能建一些中低层的住宅呢？看来在新疆的规划和土地政策以及开发模式与内地没什么不同。

有方：最近有没有新发现某位很有趣的建筑师，对你特别有启发？

朱亦民：在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可能也很难“新”发现什么人了。我倒是可以说说“再”发现的建筑师。我个人觉得比较有启发的建筑师要算南美比较早的一批现代建筑师。现在比较关注的是巴西建筑师里娜·博·巴尔迪（Lina Bo Bardi）和巴蒂斯·维兰诺瓦·阿蒂加斯（Batista Vilanova Artigas）。1990年代初我在当时建工出版社和意大利Domus杂志合作出版的Domus中文版上看到过博·巴尔迪1970年代末设计的圣保罗庞皮亚工厂改造(SESC—Pompeia Factory)，印象非常深刻。后来又在一些出版物上看到她设计的圣保罗现代美术馆。博·巴尔迪的设计既有理性主义，又受到意大利的“贫穷建筑”(Poor Architecture)和粗野主义的影响，对南美洲充满活力同时又矛盾而残酷的野蛮现实做出了精彩的阐释和表现。最近这几年国外建筑界对她越来越有兴趣，整理出版了她的作品集。

▲博·巴尔迪 –圣保罗庞皮亚工厂改造（左）与圣保罗现代美术馆（右）

▲博·巴尔迪 – 圣保罗现代美术馆展厅与剖面（左）博·巴尔迪作品集封面（右）

博·巴尔迪和阿蒂加斯，也许还有德·罗查（Paul Mendes de Rocha）这几位促使我思考公共空间的形态问题，以及建筑空间和艺术性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再有就是从他们的实践中你会发现没有精良的工艺和“高级”技术也不是件多了不得的事，施工质量好还是坏和建筑质量根本没关系。

▲阿蒂加斯 –圣保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外景（左）与内景（右）

《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前一阵去世了，在中国的媒体上再一次形成了一个热闹的话题。南美洲的现代文学对中国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对莫言、余华这一批作家有巨大的艺术和精神影响力，简直不敢想象没有了马尔克斯、博尔赫斯这几个南美巨匠，中国目前的文学创作会是个什么状态。可是南美洲的现代建筑却引不起中国建筑师任何讨论的兴趣，这是个有意思的对比。

有方：最近哪个建筑议题最让你关注？

朱亦民：暂时没有。

有方：最近哪件社会议题最让你关注？

朱亦民：中国政府什么时候开征房产税。

有方：最近除了设计外，花最多精力的活动是什么（除睡觉外）？

朱亦民：我的家乡洛阳从去年开始在对老城区进行大规模拆迁，二、三月份的时候我做了一些调查，写了一个情况说明，联合了同济大学的阮仪三老师、张松老师，北京建工学院的刘临安老师和华南理工大学的邓其生、冯江老师共同签署给建设部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处，对洛阳市政府的大拆大建的做法提出反对意见。这件事耗去不少时间和精力。幸运的是洛阳市已经停止了在老城区的大规模动迁。前些时候还派人到广州与我们沟通，打算放弃房地产开发，在老城区中结合文化产业进行旧城改造。当然我没觉得这跟我们几个人的努力有直接关系。这个结果是目前大的社会政治形势造成的。2013年之后的新一届中央政府对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以及制度建设有完全不同的想法和政策，一些地方政府可能没有完全理解这一点，还在延续之前的做法，当然就会碰钉子。

一开始真没有想到会这么麻烦和耗费时间。我不是研究历史文化建筑保护的，属于管闲事。如果不是同事冯江老师帮助，我可能连这个事情的关键问题在哪儿都说不清楚。阮仪三和邓其生二位老先生尤其热心，给了很多支持和鼓励。阮仪三先生还亲自给建设部的领导写了信，起到很大推动作用。在这件事上，广州和深圳的几位媒体朋友也帮了很大忙。《南方周末》还对这件事做了报道。

建筑师简介

朱亦民

1967年生于河南洛阳，曾就读于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建筑系及荷兰贝尔拉格学院。2004年开始任教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2002年创办道格玛建筑设计公司。主要建筑作品有成都建川博物馆聚落文革生活用品馆，洛阳普莱柯国家兽用疫苗工程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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