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幼芬专访：把公共建筑的公共性做出来｜筑境20周年访谈

编辑、采访：袁蓓祺、原源 | 审校：原源 | 2023.06.26 19:38

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成立筑境设计时的原始班底成员，筑境总建筑师、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王幼芬，是筑境“文化·会展·教育”设计版块的核心人物。在一线深耕公共建筑设计数十年，她积极塑造着与市民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公共场所。

坚定而温柔，是有方在与王幼芬的一个半小时采访后，得到的最深印象。“坚定”在于，对每一个项目的论述，她始终基于职业、务实的“如何解决问题”的视角，着眼于建筑与环境的联结，且“思考原则一直没有改变”。“温柔”在于，她在设计中寄托着对公共生活的体察，与创造美好空间并行的是对建筑师身份的自省——“建筑师不能做得太多太满，有再多的愿想，也应留出他人的自由”。

有方“筑境20周年系列报道”最新一期，以10个问题，走近筑境总建筑师王幼芬和她的代表作。

有方你在筑境创立的2003年便已加入公司，最初是在什么契机下与程院士结识、进而决定加入的？目前带领的团队规模如何，与程院士及团队的合作模式是怎样的？

王幼芬 我1986年入职杭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当时程泰宁院士是院长，而我是在建筑四所。90年代初，程院士想从院长职位上下来、专心做设计，于是从我们四所挑了包括我在内的3个人，在杭州院内部成立了一个建筑研究所。3个人加程院士，便是建研所成立之初的全部班底。此后这个队伍慢慢壮大，2003年程院士有机会成立个人事务所，就从建研所里带了七八个人出来，成立了筑境的前身：中联·程泰宁建筑设计研究院。

细数起来，2003年至今也有20年了，但我总觉得跟着程院士出来创业，仿佛还是昨天的事（笑）。

这个过程中，我在团队中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上世纪90年代到了建研所之后，以及在2003年之后筑境初创的那段时间，我多以辅助程院士做设计为主；等到公司慢慢壮大、人员和事务都越来越多，我也转变成了带领团队推进设计的主创，不过偶尔在需要的时候，也会和程院士团队继续合作。目前我带的团队是20人左右，同一时期手上会推进着2至3个处于不同阶段的项目。

有方在数十年“文化·会展·教育”建筑的实践过程中，你对此类项目设计策略的理解，是否有变化？

王幼芬 实际上并不存在“通用”的设计策略，但对每一个项目，都要思考两个方面：其一是环境对建筑有什么影响，要去深入了解场地，分析建筑周围有哪些制约因素、现状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其二是建筑对环境会有什么影响，要思考建筑能为环境带来什么贡献，我们的“愿想”为何、想通过建筑带给人们什么样的场所。

于我而言，这个双向的思考原则一直没有变过，只是不同项目的“问题”“愿想”和“策略”不同，因此导向了不同的设计成果。比如，在自然山水环境、密集的城市建成区、尚待开发的新城做设计，面对的问题和采取的解决方式都会不一样；但同样要做的是去研究场所特质、去跟环境对话，也肯定希望建筑能对此地日常生发意义。如此，建筑才能扎根在它的场地环境中。

有方吴文化博物馆无疑是近年落成的文化建筑中备受关注的一个，可否展开聊聊它的设计是如何提取、转译传统文化和地域特色，并在空间中进行表达？

王幼芬 吴文化博物馆坐落于苏州的吴中区，北边是澹台湖风景区，舒朗优美，而南边是一些商业区和住宅。我们觉得在这样的场所，建筑应该有它的归属。这种归属不是以某些符号的形式存在，而更多地在于建筑与环境、与人们活动的联结。

为了对话澹台湖公园环境，我们特将封闭的展厅空间设置于背向景区一侧，而留出面向景区一侧，设置主入口与公共交往空间。这既保证了展览空间的环境品质，也提升了博物馆的公共性、开放性，加强了与景区的关联，创造了宜人的场所条件。

同时，博物馆也应有其地方特质。我们依照吴地传统巷弄间的合院单元尺度，结合展览空间需要确定博物馆的基本单元，并将这些单元结合中庭、窄院及公共交往空间进行组织，在起承转合、虚实相间、收放变化中，营造情境丰富的场所，给人们带来如在苏州园林中，步移景异的体验。

有方杭州金沙湖大剧院的曲面外壳令人印象深刻，选择这一形态和肌理的缘由是？深化过程中，是如何确定其具体构成的？

王幼芬 这个项目最初包括由两个地块组成的一组建筑，除了金沙湖大剧院，还有一个科文中心。当时我们的方案是赋予二者虚实相扣的形态——科文中心是由实体围合出一个形态自由的公共开放空间，朝向大剧院，作为露天的城市活动舞台；金沙湖大剧院则是以灵动的实体本身，容纳内部的专业舞台。两个舞台一外一内，建筑一虚一实，互相对话。但后来科文中心因为用地原因项目取消，仅有金沙湖大剧院建设完成。

对于大剧院来说，采用自由轻盈的形态更适合与金沙湖对话，同时也能形成室内外融合流动的公共空间。我们凭借通透的底层以及围绕、穿插于建筑二层的环廊和滨水平台，建立大剧院与金沙湖及城市活动的关联，同时，我们以结构壳体构成整个建筑的空间界面，使得大剧院内外公共空间自由而连续，激发人们的交往活动。而对于壳体织网般的肌理，我们在空间关系和尺度上进行了反复推敲，使它们轻盈空灵，既应合滨湖环境，也给建筑内部的功能空间和公共空间带来了宜人的自然光照。

有方杭州武林美术馆的设计，不仅根据竞赛要求设置了“艺术空间”和“产业空间”，还包含了“社区服务”功能。该项目是如何通过设计，促进建筑与环境、市民的互动的？

王幼芬 这个建筑实际上是以美术馆的“艺术空间”为主体功能的综合体。设计中，我们没有局限于任务书的要求，而是依照不同功能场所在城市日常中的活动、交互频度来组织建筑的空间关系架构，以此使各部分各得其所，并激发场所活力。

美术馆的“艺术空间”，虽是建筑中最吸引人的场所，但因展览频次、开放时间、布展以及受众等因素的限制，其使用频率以及与城市日常的交互程度相对较低，而“文化商业空间”“社区服务和商业”关联着日常服务，使用更为频繁，与城市互动性较强，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把占1/3地上建筑面积的“艺术空间”放置到建筑中较高的位置，这样一来，既能方便专门来看展的人远离喧嚣，又能让出底部大量的空间给使用率更高的社区服务和文化产业空间。下方的这些功能运用了灵活的布局，以适应未来调整业态的可能性。

建筑的具体形态，则是由建筑自身的功能及与城市、场地环境的功能生成的。建筑高度根据任务书要求大致为50米，但由于用地又非常狭长，如果我们依照这个高度和形状去做建筑，它就会像一堵大墙，横亘在区域内。而我们并不希望这里成为一个阻塞，因此把上下两个部分完全脱开，在中间创造出一个通透空灵的空中花园，供人们休憩、发呆、相遇、交往。此外，为与周边尺度更好地呼应，我们在南北两侧靠近幼儿园和街道处，将下部体量的尺度降了下来，还设置了街角花园和活动场所，让建筑友好地融入街区。

有方这个解题过程听起来非常顺畅，一般而言，你是在分析场地的过程中一步步找到思路，还是会有些灵光一闪的瞬间？

王幼芬 有分析，也有直感。首先肯定要对场地环境有足够的了解，比如它的左邻右舍，有哪些优势，存在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样的观察和思考会引导你找到方向和意愿，当你想透了，解决方案也会浮现出来。

例如在武林美术馆项目中，动手画方案前我想了很久，直到某一天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解决方案的雏形，作了一个描述——美术馆的“艺术空间”悬于上部，由几组垂直核心支撑悬挑，下部是有活力的文创产业、商业、社区服务空间。二者上下脱开，中间形成交往空间，其他的根据场地去组织——我的助手就据此建了模，之后的深入推进都是在这样一个基本关系下进行的。当然，并不是每个项目都会有这样的直感，有时你需要花较多时间去观察思考，在草图中感觉、想象、捕捉某种模糊、潜在的东西；但是当它出现的时候，你心里会知道“就是它了”，再也不会回头。

有方河北邢台大剧院（国际竞赛方案）在常规演出空间外，还突出了对“文化客厅”属性的强调。可否借此谈谈，您认为公共建筑应当在城市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王幼芬 邢台大剧院坐落在一个新城的中轴线一侧，另一侧是科技馆，中轴线正对着市民中心。在这样轴线中正的场地做建筑，我一开始觉得很受限，不太情愿，担心建筑会太“端着”，远离了城市公共生活的自由状态。而后来正是基于对场地环境的观察和对一些问题的思考，让这样的“受限”发生了另一种可能。

场地附近有不少商务办公楼和住宅，不远处的园博园也能吸引大量人流，这样的区位让它还是有可能成为一个贴近日常生活的场所，吸引人们进入、使用。于是，我们一方面让大剧院总的尺度体量与对面的科技馆均衡，一方面又将演出空间尽可能紧凑地排布，为城市让出更多空间。我们希望大剧院不再是单一的演出场所，它应是公共的、混合的、多功能的，能满足日常间人们丰富的需求，吸引人们开展多样的活动，是公共、开放、空灵，可随意穿行、活动的。由此，方案将所有公共功能都环绕中央的开放空间——“文化客厅”来组织，让不同年龄段的人都能在此各有所得。

公共建筑的公共性就在于此。不是说将一些给大众使用的功能塞进一个独立于外部世界的建筑，就能叫公共建筑；公建真正的使命是促进关联——人与人的关联、人与城市的关联、人与自然的关联。作为建筑师，我们要把公共建筑真正的公共性给做出来。

但是，建筑师也不能做得太多太满，我们需要留白以面对各种随机的可能性以及未来生发的变化，也要让人们有空间去营造他们自己喜欢的场所。建筑师有再多的愿想，也应留出他人的自由。

有方在有方2020年组织的深圳自然博物馆设计招标中，您带领团队完成的提案进入了最终的定标环节。当时你认为项目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建筑设计展开时，项目尚未有明确的展陈内容及运营计划，这会否影响你的设计策略？

王幼芬 展示内容无疑是很重要的，但这个项目最需要解决的，还是场所问题。它毗邻坪山河、面对着燕子岭，属于城市与自然风景交界的地带，建筑面积却有10万平方米之规模。我们不忍城市和自然被这个建筑割裂成两个完全独立的世界，那么如何尽可能地降低它的存在对环境的影响，就是最核心的问题。其次就是，建筑如何对这一环境做出贡献、如何去回应深圳的气候特点？深圳常年都是日照充足甚至猛烈的，人们户外活动时也会下意识地寻找遮阴。

结合这两点，为了不阻断城市与自然的连接，同时为大众创造一个宜人的公共活动场所，我们通过地景的坡地，将自然博物馆一部分置于其下、一部分悬在上面，使燕子岭和坪山河的景观通过中部开放空间延绵到场地内部，再蔓延至城市。我希望营造的感觉是，它就像风景区边上的一片榕树林，阳光透过上方茂密的树冠细碎地洒下，林间清风拂过，人们在此纳凉、交往、活动，享受自然美景，享受生活。

至于如何在未明确展陈内容的时候去做设计，最重要的是为未来留足余地。我们经过对其他博物馆的调研，将建筑中部分展陈空间的高度确定为12米。这是一个既可以适应大型装置通高空间需要、又能通过添加夹层来适应中小型展览内容的尺度，灵活性很强，能为运营方留下足够的操作实施空间。而且，我们也在高区预留了让展品快速便捷地到达的设施，为布展的灵活性提供支持。此外，空间的组织很重视对展览节奏的把控，避免设置过于漫长、如迷宫一般的展览流线，而是使人们在经历或长或短的参观后能间歇性地回到公共空间中，让情绪有所舒缓，获得更好的观展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