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辰：我眼中芬兰建筑的文化魅力（上）

本文作者：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建筑史学家，赵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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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芬兰印象

Forewords: Finland Impressed

芬兰，是我多次到访过的国家；芬兰建筑以及芬兰文化，在我个人的建筑文化认知体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份额；也可以这么说，芬兰建筑促进了我的建筑文化观念的形成，是很值得写一写的。我也曾多次有过要写这方面体验的动机，因为不得实际需求的驱使，而一直都只是停留在了未付诸实施的想法层面。

回想起来，我能对芬兰建筑与文化有较多的认知，相当一部分得益于我早年得识的芬兰建筑学者——马库（Markku Mattilar），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认识之后，我们就成了终身的朋友。应验了我另一个瑞士朋友向我传授的经验：“芬兰人在人际交往上看似冷淡，但内心却具有深层次的相知，一旦成了朋友就是终身的朋友。”与马库结识时，都很年轻的我们热衷于对方文化之中的建筑传统，他选择了中国传统的“塔”作为他的硕士研究课题，来中国做了调研，我为他提供了一些帮助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1991年10月，受他和当时赫尔辛基理工大学（HUT）的建筑历史与理论教授赫兰德（Prof. Vilhelm Helander）的邀请，我到该校举行了一周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讲座，并且同时得以在芬兰各地的建筑考察。我应该是比较早到达那儿的中国建筑师，双方都抱有新奇的感受。

此后我持续了与马库和赫尔辛基理工大学（今天的阿尔托大学）相关学者的交流，其中马库于2002年开始主导并得到“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支持的“民居实录国际工作营”（VERNADOC），我和南大的团队成为了最重要的参与者，相互都受益匪浅。马库，成为我得以认知芬兰建筑文化最好的引导者，借这篇小文，我也是表达对这位终身的芬兰朋友深深的敬意。

△ ‍‍左：1998年10月，马库，鲍莉与赵辰于苏黎世柯布西耶中心；右：2021年9月，马库在坦佩雷附近的木教堂钟塔

芬兰的地理、气候等自然生态环境因素特殊，地广人稀，民众和民俗文化的特色都极为明显。在芬兰有过旅行的人，都会对芬兰国土上的湖水、岩石、松树等自然景观有记忆。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芬兰的国土是北冰洋与波罗的海之间的一块巨大的北高南低的花岗岩石地面，而这块岩石的高低起伏差别其实并不是剧烈，那些低洼之处形成众多的大小不一的湖面，正是所谓“千湖之国”之由来。于是，其地貌也可形容为被大量湖面隔离出来的岛屿、半岛状的岩石地面，这些隆起的岩石都是一种红褐色花岗岩石质的，而地面上最大量生长成连绵的森林植被，基本是由被称为“芬兰松”的松树构成。

与中国自然地理环境之差异巨大、丰富多样形成强烈对比，这个国家的自然环境景象只能用单一性来形容。另外，我曾在波罗的海中航行一天一夜至赫尔辛基港，其所谓的海面之平静和海水味觉之寡淡，也给我留下了与中国的海洋对比强烈的印象。正如其赫尔辛基所面对的波罗的海之水面，千湖环绕的花岗岩之岩石，连绵而高耸的芬兰松之森林，芬兰是一个宁静的国度。一年里有相当时间是冰雪封冻的严寒和“白夜”，人类的活动十分依赖建筑提供的室内空间环境。芬兰民族的文化也是以宁静而深思为特色的，芬兰的人均阅读量、酗酒等都在全球名列前茅。

△ ‍‍湖畔密林中，阿尔托精心选址的实验住宅  摄影：谢方洁  图源：AAA

芬兰建筑对我的魅力是相当巨大的，似乎支撑了我建筑学术研究的基本兴趣点，也不断让我产生不解之惑。由于我对西方文化的兴趣点，是从建筑文化的视角去探寻的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问题，尤其是中国建筑与西方建筑以及文化背景之间的差异与共同点，往往被我敏感地捕捉并寻找到一些有趣的关联和内在原理。今天作为欧洲一部分的芬兰，在当代文明之中能为之自豪的芬兰建筑文化，与“现代性”有何特殊的关联呢？这将成为我这篇小文的基本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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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一：建构意义

Glamour 1, The Tectonic Meaning

芬兰建筑对我的魅力，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其传统与现代建筑中都满满的建构文化价值，其中木构建筑又占有极重的分量。

芬兰木构建筑，首先得益于“芬兰松”这种极为优良的建筑木材，也是其森林覆盖率超过80%的国土上最主要的树木。芬兰木构建筑是国际范围内具有相当知名度的，反映在两个方面都很成功：1990年代之后可持续发展趋势下作为最生态的建筑材料研究；以及作为与地域文化传统有极其良好的继承发展。

从全球范围来看，芬兰的当代木构建筑，从森林产业到木构建造全过程的科学研究以及社会实践各个层面，水平都是比较高的。因此，我从首次抵达芬兰以来，不断维持着对芬兰木构研究成果的关注。其中有与赫尔辛基理工大学建筑系的持续多年的学术交流，仔细研究学习了该校木构教学课程，与该教学程序的各个层面都有过学术交流，得到了不少有益的心得；并与芬兰的最大木材工业公司——“芬兰木业”（Finnforests）相关的促进木建造计划，有过多年的交流与合作。在南京大学的木构建造实验教学中多次实现了这种有意义的合作，这种国际交流合作有助于南大的建造教学实验在中国一直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

△ ‍‍2012年南京大学校庆110周年暨中国大学生建造节上，南京大学学生完成的木构建造  图源：AZC

早期我接触到以阿尔托（Alvar Aalto，1898－1976）为代表的现代设计作品时，最吸引我的正是所谓“人性的建造”：在阿尔托的建筑实践中，从来未停顿过对各种建造材料与构造的尝试，早期的“红色时期”之红砖加铜皮屋面，到后期“白色时期”的白色涂料与大理石材的整体墙面效果，都已经体现出来了。比较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重要作品“玛利亚住宅”（Villa Mairea 1938－1939），这个项目时期，阿尔托已经完全树立了国际知名建筑师的地位，作为这个项目特殊客户的古里申夫妇（Harry and Maire Gullichsen），既是芬兰工业巨头也是热情支助民族文化发展的家族，以该项目的委托来满足阿尔托的所有创作需求，实际意义就是提供一次特殊的建筑创作实验的机会和场所。说白了，是让阿尔托这位建筑大师随意玩一把的。

面对这样的特殊机会，我们清晰地看到阿尔托的建筑创作之价值取向是，在建筑外形上采取了最为简单的L形平面布局和实用的功能构成之处理；然而在该建筑的室内，他却倾其所能地尝试了各种材料和构造的实验。这最能说明阿尔托的现代建筑研究重点所在，并不在外观形式，而各种实验性的建筑细部构造却层出不穷，乃至为此建筑的设计图纸居然有上千张。而他那个位于Muuratsalo的“自宅”，也是他另一个著名的实验场，参观者都容易注意到他做的砖构造实验墙面。

△ ‍‍实验住宅地面与墙面的砖实验  摄影：谢方洁  图源：AAA

其实，该建筑的另一翼延伸部分，是在地形高低的岩石上建造的木构建筑：

△ ‍‍实验住宅库房的平面设计，是基于现场的原始石头  摄影：谢方洁  图源：AAA

△ ‍‍芬兰南部无名农庄库房  摄影：谢方洁

他完全以木杆件在岩石之间架空而得到底平面的建造，显然是除了草图就画不了正规设计施工图的现场建造，我对此的感受与中国民居尤其是侗族木构建造是完全一致的。阿尔托的“上千张图纸”和“无需图纸”都表明了建造才是建筑的核心，都指向了“人性的建造”的最高原则，显然这是具有最普世的一种建构文化意义的审美价值。

△ ‍‍侗族传统民居建造  摄影：赵辰

阿尔托对芬兰的现代设计之贡献乃至在国际上的重大影响力，用任何词语来形容都不会过分。大概这也是在2000年之后，赫尔辛基理工大学都要以“阿尔托”来命名的缘故。事实上，阿尔托对于芬兰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建筑和设计领域，完全是芬兰全民族文化的象征。作为一个处于欧洲边缘地带的小国，阿尔托给这个民族带来参与世界现代文明的自主意识和文化自信，其深刻的历史意义应该是无价的。因此，他与另一位意义深远的音乐家西贝柳斯（Jean Sibelius，1865－1957）齐名，而同作为芬兰当代民族英雄曾在芬兰的货币上出现。

△ ‍‍欧元区统一货币之前，阿尔托和西贝柳斯头像的芬兰纸币  图源：wiki

建筑师的头像在国家货币上出现，并不只是阿尔托的“专利”，勒·柯布西耶（1887－1965）也曾出现在瑞士法郎上。然而，在笔者的心目中，阿尔托不仅仅在对于现代芬兰的意义，而且在现代设计的人本和建构意义上，都依然是超越柯布的。如果我们比较他们设计的座椅，就能感受到，虽然都是如此出名的作品，而阿尔托的座椅体感确实要比柯布的舒服很多。显然，柯布较多考虑的是建筑空间中的视觉效果；阿尔托才真正考虑建构意义的材料制作和人体感受。

△ ‍‍阿尔托设计的帕米欧椅（1932）、柯布设计的LC4椅（1928）  图源：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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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二：东亚情结

Glamour 2, The Eastern Asian Complex

芬兰建筑之于我的魅力，还来自于一种东亚情结。芬兰建筑师大多都对日本及东亚的建筑和文化有兴趣，阿尔托就是一例，在我曾经访问过的一些芬兰建筑师事务所，都得到了这种感受。

有不少有意义的事件可以细述，其中那对塞伦夫妇（Kaija & Heikki Siren）就是这样的芬兰建筑师。他们在一段日本的经历之后，曾经设计过一个模仿日本木构景观的作品。他们所做的阿尔托大学校园的小教堂——“奥塔涅米小教堂”（Chapel of Student，Otaniemi) ，在我的建筑认知之中是最值得到访的优秀现代建筑作品，尤其是以“人性的建造”意义来看，超越任何其他大师的作品。有趣的是，我在芬兰曾听到一个未经完全证实的说法：当年年轻的安藤忠雄在他的赫尔辛基建筑旅行和实习时，这也是后来被证明对他的建筑生涯极其重要的经历，就曾多次到访这个小教堂，显然十分心仪。以此，也可以联想到他早期重要作品——“水之教堂”（Church on the Water）所受到的影响。尤其是，祭坛背墙为玻璃、视线全透，十字架树立在自然环境之中的做法，如出一辙。

△ ‍‍安藤忠雄，水之教堂，1988  图源：Wiki

△ ‍‍塞伦夫妇，奥塔涅米小教堂，1957  图源：Siren

然而，在我的心目之中，“奥塔涅米小教堂”依然是远远好于“水中教堂”的，尽管安藤忠雄的国际知名度比塞伦夫妇更显赫。这不仅仅在于，其十字架置于自然树林的背景之中，这种源自芬兰人与森林的真诚关系，实际上在艺术精神上更高于“水中教堂”纯粹形式语言的表述；更在于“奥塔涅米小教堂”的建筑材料运用、构造的可读性、空间秩序的清晰而有戏剧性，完全是更为简约而大气的绝世佳作。我曾多次到访这个地方，也曾介绍很多建筑界朋友去参访。大部分中国建筑学者都对此作品都有极高的评价，也能感受到一种亲近感，其中与中国文化背景的关联也很值得推敲……

芬兰与中国文化的亲近更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芬兰长期保持了强烈的对中国友好的关系，尤其是在“二战”以后东西方冷战时期，芬兰以中立国的身份依然维持了与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交流与友好关系。而中国的文化，对芬兰人则普遍有着令人着迷的吸引力。1991年我在赫尔辛基理工大学讲座期间，就受到一个民间的研究学会邀请，为他们作了关于中国哲学与建筑的关系之讲座。席间的听众完全出自各个专业背景，并有兴趣与我讨论相当有趣的中国文化问题；到访帕米欧小镇时，还被邀请到镇上的小学去介绍中国文化，他们居然有中文课！这些，都让我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对中国及东亚文化之情结。

另外，我们常常忽视的一个事实是，曾经作为最重要的西方研究中国建筑文化与艺术的学者：喜仁龙（Osvald Sirén，1879－1966）先生，其实是芬兰人。虽然，他是作为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最早的艺术史教授，因从事中国乃至东亚文化艺术研究而成为著名汉学家的。关于他的汉语姓名，究竟是“喜仁龙”还是“喜龙仁”？在建筑与艺术史研究界一直有争议和所谓的研究。我以为更有趣的是，他与前文提到的建筑师塞伦夫妇其实是同一个家族姓氏：Sirén，这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瑞典、芬兰人的姓氏。喜仁龙对中国建筑文化的研究之贡献，应该被看作为极其重要的。西方社会的中国艺术、建筑研究方向的建立，乃至大学设立“东亚文化”专业都与他的早期研究有关。在本人对西方学者诠释中国建筑的历程之研究中，曾以三个阶段的历史分期来归纳，其中以他为代表的第二阶段（“殖民主义时期”）是现代文化与国际化发展时期，也是中国建筑与文化被国际认知的最重要阶段，喜仁龙作为一位在西方世界中国文化艺术研究的重要时期之代表性学者，却是一位芬兰人。这其中，是否也有芬兰对中国及东亚文化情结的因素在呢？

△ ‍‍阿尔托的芬日协会会员证。因结识当时日本驻芬兰大使夫妇而入会，编号34。可惜没有使用汉语书写建筑师的名字。图源：Aino& Alvar Aalto: Shared Visions

芬兰与中国文化的亲近感，在建筑界似乎是比较容易感受到的。中国建筑师大多都很喜爱阿尔托和他的作品，相较密斯、柯布等更有好感。这么多年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首次见到“帕米欧疗养院”和“珊纳特赛罗市政厅”时的激动心情。

△ ‍‍帕米欧疗养院  摄影：谢方洁

△ ‍‍珊纳特赛罗市政厅  摄影：谢方洁

△ ‍‍珊纳特赛罗市政厅著名蝴蝶梁设计  图源：AAA

不是因为验证了曾经梦寐以求的大师名作，而是在自然的芬兰松树林中感受到现代建筑与自然的融洽。这种文化情趣与精神，确实不是密斯、柯布所擅长的，而是阿尔托和芬兰现代建筑师能够清晰地传递给我们的……而且我也以为，中国文化里应该有这种基因，在许多历史建筑中都有体现，但如何与当代和现代建筑这看似西方学来的东西相融？却是我们的任务。对芬兰建筑的更多了解，对于我来讲，一方面越发引起世界各地文化关联性的追思，另一方面也增强了我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之信心。

芬兰与中国以及东亚的神秘联系，其实真的很多。最明显的是语言，芬兰人称自己是“苏欧米”（Suomi），“芬兰（Finland）、芬兰人（Finns）”其实是瑞典以及欧洲对他们的称呼。两个词语上的差别之大，让人必然联想，芬兰人似乎不是这个地方（欧洲）的原住民。而事实上，从语言上讲，芬兰语是与大部分欧洲语言在基本规律上不一致的，其中反而保留了不少与东亚有关联的特殊因素：如与日语、韩语的发音，语调的平顺也如日语，还保留有不少单音节的名词。最神奇的是芬兰语对木材的称呼是：“普”（Puu），在芬兰与我交流的相关木构专业学者都趣谈为“木”的变音。芬兰民族的历史传说和现代人类学研究都证明，芬兰人是古代从远东（东亚）迁徙到欧洲的，同一人群的还有现在的爱沙尼亚和匈牙利，这两地的语言与芬兰语也十分相近。我在芬兰的经历之中，最有趣的一次与东亚的神交，发生在2005年的“民居实录国际工作营”（VERNADOC）营地，所有来自各个国家的营员在名为“童克罗”（Tunkelo）的木构大房子里共同工作与生活。

△ ‍‍2021年的童克罗餐厅  摄影：谢方洁

△ ‍‍童克罗的门把手H1与H2  摄影、作者：赵辰

△ ‍‍CIAV Vernadoc 2005 记录的门把手测绘图纸  作者：赵辰

大家要轮流承担备餐，厨房也成为大家就餐和聊天聚会的公共空间。一天在餐后的厨房餐桌边，马库从冰箱里取出一种粉末食物，他边解说边操作地用开水冲泡并搅和成糊糊状食用，他说到芬兰人认为这是一种远古从东亚带过来的，也是他儿时特别喜欢的可口食物。

虽然当时他说的英文我并没完全理解是何物，但当他用水冲泡之时，那瞬间弥漫在厨房里的香味，让我直接领悟到——荞麦粉！......那也是我儿时习惯的一种食物，但已不记得有多久未领教过了。然而，谁又会忘却儿时的食物呢？那个瞬间，我有了一个强烈的认同感：芬兰人与我们原本同属于地球某个区域，这真是神奇的以食物传递的人文感染力，超过任何文字描述、历史记载。

未完待续，下篇将于本周发布。

延伸阅读

阿尔托，与他的前后左右 | 芬兰建筑札记 01

阿尔托的叔叔阿姨们：老沙里宁的“识机”与“打样” | 芬兰建筑札记02

一起做设计吧，我是说一辈子 | 芬兰建筑札记03

撰稿 / 赵辰，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建筑史学家

通讯编辑 / 谢方洁，阿尔托大学艺术设计与建筑学院博士候选人、芬兰PES建筑设计公司设计主管、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视觉 / 李茜雅  校对 / 原源

本文由作者赵辰授权有方发布，部分图片源自网络，版权均归原作者所有。欢迎转发，禁止以有方编辑版本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