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有方“建筑师在做什么”第152个采访。受访:李振宇,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建筑学组成员、住建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建筑设计专业委员会委员、柏林工大客座教授、上海市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策划与后评估专业委员会理事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建筑学会学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教育分会秘书长等职。
主要研究领域为住区规划和住宅建筑设计、外交建筑、中外建筑比较、共享建筑学等。出版著作《空中读城》《柏林住宅》《城市住宅城市》等多部,发表论文百余篇。2018年获评上海市杰出中青年建筑师。
有方 最近在做的项目是哪些?
李振宇 最近做的项目,名字叫“合作”。2019年12月和许多同事们一起,中标了“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一体化设计,从规划到单体。这是海南新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吴志强院士担任总指导,我主其事,涂慧君、王骏、徐杰、谈松、刘敏、董正蒙等各位同事参加了投标,随后四个合作设计单位许多设计师投入了合作,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挑战。
另外还有此前中标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成都空港新城校区,也是和同事们一起合作的,中标了城市设计,承担核心区建筑方案和初步设计。还有为华侨城设计的滨水住宅新类型探索,即将竣工,这又是一个合作,我们工作室几乎全体成员都参与了。
有方 与过往比,最近的项目有哪些新的思考或尝试?
李振宇 整体来说,最近做的项目试图实现一部分自己的思考:白话建筑,类型贡献,共享建筑学。例如飞行学院则是尝试一种新的类型学探索,有“飞”的感觉。
海南的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则是探索“大共享、小学院”的一种新模式:我们打破常规,靠水布局,形成了带形节奏,较有特色。这是一个挑战很大的项目,从设计流程和组织来说,海南的主管部门进行了很大的变革,进行“一体化”的多项设计综合管理,齐头并进开展;我们的设计团队人员多,工种多,设计创作时间紧,任务复杂多变,技术管理协调难度很大,这是我以前很少碰到的。
这个任务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机会。我从担任院长助理到担任学院院长前后14年,对大学的基本单元:学院的理解很真切;又非常投入地做了五年的学校外办主任,对国际教育合作有感性认识和一定的理性分析,对国内外“校园”这个主题有自己的认识。因此,我们想做的,就是一定要不辜负好山水,做出独一无二的校园整体氛围;一定要适合各学院中外师生的学习生活,有归属感;一定要创造独有的场所空间,找到中外校园的“最小公倍数”。
有方 您去项目现场的频率如何?现场一般会遇到什么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
李振宇 在今年一月份以前,去现场比较频繁,大约每月2至3次,主要是解决场地环境问题,突出情景交融,因地制宜。
我喜欢的一句宋词是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为环境而生,积极介入,建筑成为点景之笔。疫情之后去现场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好在现在视频会议的发达对此稍有弥补。
有方 当下面临的最大的困惑是什么?打算如何解决?
李振宇 当下最大的困惑是规范与个性、效率与创新之间的问题,内部和外部合作的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东西越来越规范,从招投标,到建设标准、装配化、绿建,各方面的管理越来越深入。这是好事,但对创作的灵气也多少有了更大的限制。这个问题的改善很难一蹴而就,需要设计者有情怀,有韧劲,有睿智,舍得放弃一部分利益。需要坚持加妥协。此外,在越来越细致的要求下,一个团队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必须和许多团队一起网络化合作,由此会产生权利和义务等新问题。
有方 如何看待建筑设计行业现在的处境?打算怎么应对?
李振宇 总体来说,中国建筑设计行业的处境,在全世界算是好的。但目前的状况整体上是有利于批量性的发展,规模化的建设。我们的设计收费标准不利于小而精的建筑设计。另外,设计单位的年轻人工作时间往往很长,设计的阶段性成果往往很轻易就被否定了,最终采纳的设计又往往是很仓促的成果。
设计行业偶然性很强。这种处境估计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应对的方法,就是每个设计团队需要同时介入好几个项目,来争取平衡。
有方 在过往的设计实践中,哪些经历或事件是关键节点?让您有哪些改变?
李振宇 对我来说有两个关键节点。第一个是市场化,在新世纪来临之后,从2001到2009年,与王志军、蔡永洁老师一起,积极地参加了住宅建筑设计,做了一系列创新尝试,积累了对“白话建筑、类型贡献”的理解。之后,由于各大房地产企业的“标准化”“高周转”,有点迷茫,我们以“求変”为主的设计理想难以发挥,有了一段时间的停顿。
第二个关键节点是参与设计投标,包括学校、外交建筑等领域。这是受了何镜堂院士的启发。何先生说,不要怕输,有输才有赢。过去五年中,我和同事们一起参加了10来个大、中、小学的投标,很幸运,正在实施的有好几个,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
有方 最近读的有趣的书是什么?请简单阐述理由。
李振宇 安·西米奇的《建筑的语言》(中文版)。作者是康奈尔大学建筑艺术与规划学院的副院长、终身教授。她归纳了现代主义以来有影响的26种建筑语言,对建筑创作的源流很有直观的对比,好似绘画史研究中对名家表达技法的探索。这不能算是建筑史的大作品,但对一线建筑师和建筑学学生应该很有启发。
有方 最近一次旅行去了哪里?
李振宇 北京,访问了有意入住海南国际教育创新示范区的几所大学,听取了校领导和专家们对规划和单体设计的愿景和意见。修改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更多的合作和理解。
有方 最喜欢或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建筑师是谁?
李振宇 “最喜欢的”建筑师很多,建筑师的才华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有的人你永远也学不会,但不妨碍你欣赏。
偏爱的事务所有四个:荷兰的MVRDV,丹麦的BIG,中国的都市实践,日本的藤本壮介。在我自己的认知里,他们都擅长使用类型学方法。
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约瑟夫·保尔·克莱胡斯(J.P. Kleihues,1933-2004),他是我“没有见过面的老师”。他领导了1984-1987的柏林“IBA”(国际建筑博览会),提出了“住在城里”和“批判的重构”。可惜我在柏林两年,只在2000年有一次机会去听他的座谈会、看他的展览,他却因病没有出席。不过他提出的“建筑学的七大高峰”至今还在我的教案当中。
第二个人是本纳德·屈米(B. Tschumi)。前些年他到同济来作讲座,题目是“Concept,Content,Context”,我是主持人。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在同济大约听过1000场海内外专家的讲座。这场是记忆最深之一,如雷轰顶。归纳起来,就是要“意在笔先”。这影响了我后来的设计理念。
受他们的影响,我在工作室提出了五个设计愿景:
A. 以景观为导向的设计方法(Landscape-oriented Method)
B. 类型学贡献(Typological Contribution)
C. 形式的惊喜(Surprise of Form)
D. 关注公私中介空间(In-Between Space of Public and Privite)
E. 建筑为更多人共享(Sharing Architecture for more People)
有方 最近有发现对自己特别有启发的建筑师吗?为什么?
李振宇 袁烽。从池社到竹里,再到今年的乌镇互联网大会展场,袁烽的数字设计数字建造进入了机器和人协作的建筑世纪,成就瞩目。我目前的状态当然学不了他,但给我的启发就是,我作为一个业余建筑师,可以走不同的路径。他快我就慢,他前卫我就后卫,把大量性的建筑在既有的技术平台上做得更有趣,更贴近生活。
有方 上学时,对哪门课最有兴趣,为什么?
李振宇 设计课。我不是典型的好学生,设计课带给我很多遐想,很多困惑和挑战。这是仅次于“指点江山”的一种“激扬文字”。回头一看,我是始终保持热情的。功夫不负苦心人,我的本科毕业设计最后造出来了,这是我们那一届建筑学毕业生中少有的机会。
有方 最近哪件社会议题最让你关注?
李振宇 莲花足球场。放在更长的时空里看待这个问题,你会觉得很有趣。建筑的形式到底谁说了算?专家?领导?业主?公众?其实都有成功的例子,也都有失败的例子。取舍和欣赏的口味是社会发展的基底。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是要以高水平专家的意见为主。
有方 在设计之外,目前花最多精力的活动是什么?
李振宇 学院的管理工作,如何在应对防疫条件下做好教学工作,面对新的发展。此外,在写一本书,《共享建筑学》。中间有些问题还在思考,求索,所以写写停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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