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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屋”到“城市”|由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大楼引出的雅集(上)

从“家屋”到“城市”|由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大楼引出的雅集(上)
编辑:李翊娴 | 2024.10.20 19:00

▲大堂一日:建筑偶然承载了时间…  视频版权:是然建筑

 

2023年一个阳光和煦的冬日,在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大楼,由其建筑师阮昕召集的一场由大楼建筑设计引出的雅集,作为设计学院主办的第七届建筑人类学论坛的特别闭幕活动,在大楼大堂静谧的氛围中展开(图1、图2)。

 

图1:南立面  摄影:苏圣亮
图2:从游廊看大堂  摄影:苏圣亮

 

参与者为(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骏阳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王铭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北京大学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主任

 

庄  慎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

阿科米星建筑事务所主持建筑师

 

李兴钢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张鹏举

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何健翔

源计划建筑设计工作室主持建筑师

 

青  锋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建筑系副系主任

 

俞  挺

Wutopia Lab主持建筑师

 

柳亦春

大舍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建筑师

 

黄居正

《建筑学报》执行主编

 

葛  明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魏春雨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地方工作室主持建筑师

 

图3:古希腊雅集图  来源:National Geography
图4:大堂雅集现场  摄影:是然建筑

为何如此“雅集”?(图3)阮昕解释道:中国古人雅集为吟咏诗文,议论学问,与古希腊人的symposium颇为相似。我们相聚在设计大楼的大堂里,有点像古希腊人,大家靠坐一起,虽没有侍待酒食,但依然随古风,不辩论,也不打岔,而是每人依次娓娓道来。此次“雅集”有建筑界诸多大学者和大建筑师(图4)。我感激大家的到来;更希望在这个极端碎片化的时代,我们能有机会静坐片刻,就“家屋社会”和“城市家屋”这个主题展开一些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上半场

嘉宾:李兴钢、青锋、何健翔、柳亦春、葛明

主持人:王骏阳

 

王骏阳  阮老师是一个建筑历史理论的学者,可以说是学贯中西。他长期从事建筑教育,对建筑当代动向也很敏锐。面对这样一个设计项目,阮老师必然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和诉求,需要表达在设计之中。通过刚才阮老师的介绍,我们看到大楼设计中确实有很多思考,为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讨论提供了线索。

 

这次活动是上海交大建筑人类学论坛的收官之作。阮老师刚才在讲座中提到“家屋社会”的概念来自法国的结构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他原来用的法文是sociétés à maisons ,即在房子中出现的社会,或者说寄生在房子上的社会。Maison以及英文的house在中文里通常译为房子或者住宅,但这个“家屋”的翻译另有一番建筑人类学含义。

 

当然,如果不是在建筑人类学语境中讨论问题,“家屋”一词也不是在我们平常的建筑学或者日常用语中处处适用。比如,我们通常不把一个房子说成是一个家屋。“家屋”具备的特定的人类学含义首先来自列维-斯特劳斯。

 

一个住宅通常包含具有亲缘关系或者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列维-斯特劳斯将它视为一个社会结构,而且是有等级的社会结构。对于中国住宅而言,这很容易理解。一个传统的四合院就是一个典型的等级社会。户主和父母住正房,儿子住厢房,佣人住在厨房旁边。在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挂》里面,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等级性的社会结构,这就是家屋。

 

图5:一层平面  ©阮昕工作室
图6:由房间围合的大堂  摄影:苏圣亮

列维-斯特劳斯用欧洲中世纪或是北美沿岸的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看似很特别,其实作为社会结构的家屋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不过我们今天用“家屋社会”的概念来讨论设计学院大楼,目的不是讨论一个等级结构(图5)。即院长的办公室在哪里,教师的办公室在哪里,学生的教室在哪里等等,我们显然不想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讨论问题(图6)。

 

这就得提及建筑历史理论学者约瑟夫·里克沃特(Joseph Rykwert),他对建筑人类学可谓是开创性的,他最早把建筑人类学的一些问题引入建筑历史理论。他的著名论著《亚当之家——建筑史中关于原始棚屋的思考》(On Adam's House in Paradise: The Idea of the Primitive Hut in Architectural History)已有中文版,阮老师专门为中文版写过序。

 

阮老师在序言中说特别问过里克沃特,如果要把他的众多著作翻译成中文,应该从哪一本开始?老先生说应该从《亚当之家》开始,足见他对这本书的重视。《亚当之家》是在什么意义上谈论建筑人类学?显然不同于列维-斯特劳斯,是吧?“亚当之家”是一个原始棚屋。按照里克沃特的观点,在建筑学中思考原始棚屋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在一种返璞归真的状态下来重新反思我们当下已经习以为常的观念和做法。

 

体现在阮老师刚才的讲座之中,这一问题或许是,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家屋概念,它们能够给我们当下的设计带来什么启发。在座各位都是著名的建筑师或学者,作为主持人我确实很期待今天的雅集。首先,让我们有请李兴钢院士发言。

 

李兴钢  刚才听了阮老师前面的讲座,感觉特别地烧脑。因为他是用一种人类学分析的方式,加上旁征博引来讲他的设计,所以就会觉得高深莫测,用一种理性、智慧来展现设计的苦恼。当然我们也就知道这个房子实际上是有很多的奥妙在里面,有很多密集的思考。

 

图7:西南侧改造前后对比  右摄影:苏圣亮

我自己总结,就是他把原来的一个大凉亭改造成了一个大家屋,那么家屋就是外部非常封闭(图7)。他通过厚重墙体上的开窗,窗洞口的压缩,甚至把窗套突出到墙面之外,来更加强调这种厚重感、封闭感(图9)。

 

图8:改造前后的大堂  右摄影:苏圣亮
图9:西立面细部  摄影:苏圣亮

同时,向内则是开放。在内部开放的空间里面又置入一个巨大的凉亭,实际上它是一个新的凉亭(图8)。作为开放空间的遮蔽物,我感觉这样的一种家屋空间其实是很古典的,是对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家屋原型的一种反馈——比如说罗马的传统住宅有中庭前厅,对应我们中国的第一进天井,后面还有一个敞开的花园这样的原型(图10)。

 

图10:“前堂”与“后花园”  左摄影:苏圣亮,右摄影:张帆

我在聆听阮老师的高妙解说,然后自己的直觉感受会跟阮老师的解说联系在一起。但是我的直觉感受可能要更为强烈一点,所以我想讲我的直觉——我觉得这个建筑最终还是一个动人的建筑。

 

对于一个建筑师而言,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不论有多么丰富的理论背景或者说思想上密集地思考,建筑最终能够给使用者或者体验者一种感受,即动人。主要来自以下三个层面:

 

图11(左):西立面  摄影:苏圣亮;图12(右):从东侧画廊看大堂  摄影:罗慧超

第一个层面从外部立面来看,阮老师受到非常严格的建筑学训练。立面的开窗设计、墙面基座顶部不同材料的质感和色彩微妙的变化,比例非常精当地推敲,我觉得是造就动人感受很重要的一面(图11)。我们看到这个房子就觉得它不一般,一定是背后有设计者手脑高度配合精密推敲的结果。

 

第二个层面就是空间,这个建筑的显著特点就是当我们进入到内部,它的主要空间给人一种经典、得体的感受(图12)。这种经典和得体的感受特别符合大学的学院空间,一个学院需要给人带来这样一种空间效果。作为一个跟设计活动有关系、培养设计人才的学院,这种经典和得体感好像就确立了一种标准。无论将来培养出来的这些学生,他们做的设计,可能非常前卫、先锋,但是这种经典和得体的标准就成为一个最根本的基准。

 

这个空间似乎在暗示这样一种基准,对称的布局和立面、木拱的反复表现,特别是让人感受非常舒服的装饰,包括楼梯、柱头、墙面、栏杆的细部处理都有一种装饰感(图13、图14)。我曾提出尤其是在建筑室内设计中我们要重新思考和发现装饰的价值。就是说建筑的装饰在什么层面,用怎样的一种方式,对应什么样的尺度上是能够打动人的,是让人能够产生一种愉悦感受的。就是人的愉悦感很可能一部分由建筑的装饰而来,装饰是有贡献的。这都是空间的动人。

 

图13:栏杆细部  摄影:苏圣亮
图14(左):大堂细节  摄影:苏圣亮;图15(右):大堂成为“戏园子”  摄影:罗慧超

第三个层面就是氛围的动人,外部建筑形象与内部空间的特点形成了一种氛围,大家在空间里活动或者聚集,感受到一种安全、亲密和温暖的氛围(图15)。这种安全、亲密和温暖也许就是因为强烈的外部封闭与内部开放的对比所产生的,类似中国的合院或者罗马的住宅,或者帕拉迪奥圆厅别墅所带来的这种安全感;犹如身处自己家里的一个内向性空间,给人带来这种亲密感;特别是木质的材料、浅色的墙面等这些都给人带来一种温暖感。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氛围,也是建筑动人的重要方面。谢谢。

 

王骏阳  作为一个实践建筑师,兴钢院士对建筑项目有一种职业的敏感性,所以他敏感地抓捕到设计中间一些特别和有趣的地方。下面有请青锋老师发言。

 

青锋  我是第一次来交大的校园,看到这幢建筑非常的新鲜。刚才听阮老师讲述,确实我听着很兴奋。因为我自己做建筑历史理论,有很多很熟悉的内容,也有很多很新鲜的内容,有很多共鸣。

 

从一个研究者或教育者的角度,我觉得阮老师的作品,包括他刚才的讲述,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学内容。同学可以拿着他讲的东西来分析,再结合建筑哪些对得上,哪些对不上,或者哪些可以发散,是一个特别好的案例。

 

因为恰逢要参加建筑图像学的会议,这两天我正好在看一些研究,其中包括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的图像学。当然他讲得更多的是经典艺术作品,他认为图像是有不同层级的内容:一是事实性,二是隐喻性,三是哲学性。其实刚才阮老师讲的内容中三个层面都包含,因为当我们把它转译到建筑中的事实性,比如建筑构件的认识,是事实性的,而隐喻性的内容其实更多跟空间类型有关系。

 

在哲学层面,今天雅集的主题与人类学会有一些关联,我想着重谈后两点以及自己的一些感受。前两天在读另外一位学者去分析潘诺夫斯基1932年的一篇文章《论视觉艺术品的描述的阐释问题》(On the Problem of Describing and Interpreting Works of the Visual Arts)。实际上潘诺夫斯基关于图像学研究有三篇文章比较关键。

 

1932年那篇文章是他此前在康德协会对哲学家所做的演讲,所以那篇文章的理论性最强,而且很有趣。在文章中,他还专门引用了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海德格尔说诠释是暴力的,意思就是诠释都是主观的,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但潘诺夫斯基认为诠释也不会那么主观,我们可以通过艺术史、思想史去一探究竟。刚才阮老师讲的客观材料可以去控制这种暴力的阐释。什么是暴力的阐释?我认为就是比较主观地阐释。

 

图16:西立面  摄影:苏圣亮

第二层面潘诺夫斯基的隐喻性和类型相关。这个建筑其实在我心目中唤起一个很强烈的建筑类型概念,那就是罗马风建筑。为什么?首先建筑外观就比较封闭,它没有大面积幕墙,而且显然建筑没有那么强烈的主要的立面,即立面不是那么宏大(图16)。和罗马风建筑这种古朴性是比较贴近的,外观比较简朴,但是内部空间非常华丽,如意大利大量的罗马风教堂和哥特教堂都是这种情况。

 

图17:作为“巴西利卡”的大堂  摄影:苏圣亮

这个建筑也有这样的一个大堂,它明显是有一种中厅的类型基础,我觉得实际上还是最接近于巴西利卡的中厅。这个结构与罗马风、哥特的结构其实是一致的,不管哥特还是罗马风,它都是一整套的结构体系。罗马风用圆拱、叉拱顶以及筒形拱顶,它是一个体系。后来哥特把它换成尖拱,以及尖角的交叉拱顶,那它也是一个体系。这个建筑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编木拱,它也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结构特征。但是在空间上,总体的空间结构是巴西利卡(图17)。回溯巴西利卡原来最早是什么?在它成为教堂之前,就是一个多功能的大空间,并没有限定在一种功能。而它之所以被选作教堂,就是因为是个大房间,干什么都可以,可以是市场、法院,也可以作为教堂的集会空间。刚才阮老师也讲了这种大空间带来的优势。

 

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有一段是讨论学校,当然我当时是讨论小学。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学校这种严格的空间结构是19世纪的产物。而在此之前的传统小学,比如中世纪的学校就是一个大房间,里面有玩具、讲坛、壁炉、桌子、椅子,不同年级的孩子混在一起,所以十分杂乱和有趣。只是后来学校被制度化了,学校建筑变成了一个个的教室。

 

这样一个大的中厅可能反而是回到了那样一种原始的状态,而我认为这本身是有意义的。因为今天这种制度化体系是越来越严密了,所以我们更需要的反而是这样一种非制度化的多样性空间,这是这个建筑在类型元素上让我感受最深的一点。

 

第二个是大房间是可以能够容纳多样性的。确实在住宅中是有它特殊的体现,比如我之前看熊庠楠老师那本书Mies at Home中也提到,其实密斯的住宅作品也是有这样的变化,即空间的灵活性。但我联想到在密斯之前赖特的住宅,草原住宅也是这么一个开放空间,但好像没有看到研究中说他怎么得到这个概念。我完全在猜想和他早年在美国威斯康星他叔叔农场的体验是不是有关联。因为农场的农宅可能就是这种大房间,它不像文艺复兴别墅有严格的房间划分,有没有可能受早期童年体验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童年体验对他后来影响很大。

 

当然就让我们回到了家宅这样一个概念,可能也是今天我们讨论人类学家屋的概念。我个人印象最深的,做人类学研究,而且能够把研究与建筑实践联系起来的人,是阿尔多·凡·艾克(Aldo van Eyck)。凡·艾克自己去考察多贡(Dogon)的村庄,然后去感受不同建筑的特质。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提到当地人带他去看自己的家。但是他不是直接带去他的家,而会先走到他叔叔的家,走到他阿姨的家,再走到村长的家,然后到村里集会的场所,最后才走到他家,其实绕了一大圈。凡·艾克很疑惑为什么要这么绕?为什么不直接带去他家?

 

后来凡·艾克认识到,这是因为对于村民来说,这些都是他家的一部分。凡·艾克对多贡村庄的分析,除了总结出来的村庄单元的集群,以及集群之上更大的集群以外,最重要的贡献我觉得是认同了这样一种联系,一种网络的联系能够给空间赋予丰富的意义。虽然凡·艾克所撰写的文章里没有直接提到海德格尔,但其实他很多观点和海德格尔非常接近。他说空间对于人来说就是地点,时间对于人来说就是时刻,这个和海德格尔在《筑·居·思》(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里提到的几乎完全一样。

 

现象学、海德格尔这些研究都可以归属于哲学人类学的层面,他们可能不是关注具体的空间结构,但是会关注我们存在的结构、思维的结构以及意义的结构。就像潘诺夫斯基的分析一样,这些会影响我们对类型的选择,影响到具体元素的使用。交大设计大楼确实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素材。对于设计的师生来说,不管是日常生活、教学以及对建筑的分析都可以用这个空间为样本,也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继续就这些问题去展开雅集,谢谢。

 

王骏阳  青锋老师是中国建筑学界最善于把建筑作品与一些哲学理念联系起来的学者。阮老师自己是一个学者,现在亲自设计了设计大楼这个作品。作为设计者,阮老师自然会赋予这个作品许多想法。现在青锋老师又提出更多想法,这些想法如何能与设计者的想法对应起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当然,评论家不一定顺着设计者的想法,能够激发彼此的碰撞也许更好。我也希望下面两位建筑师能够从自己的角度发表更多对这个作品的见解。有请何健翔老师。

 

何健翔  听阮老师演讲以后就有点仿佛回到当时在欧洲求学那段时光,那种讨论建筑问题如何跟社会、人类学或者历史议题产生联系的氛围。

 

图18:第一轮设计一层平面草图  绘制:阮昕

一个多月前我收到阮老师的文件,里面有大楼照片与一些图纸,平面图给我印象很深刻。阮老师那个平面很有意思。我发现它是介于一种经典(classical)与现代(modern)之间的有趣胶合,我不确定应不应该称之为形制,还是某种新的生长状态(图18)。

 

图19(左):设计大楼启用仪式;图20(右):南侧局部  摄影:苏圣亮

接着就是我看到的照片,有着经典形制的建筑内部却散发出一种外部化的形象。现场进来之后,这种印象就更加明显,实际上是一个广场化的内部大堂,让人感觉是广场化外延的一个场景(图19)。而神奇的是建筑外部又给我一种内部化的感觉,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翻转。因为外部通常来说会有正式的立面设计,就像阮老师讲座中提到的我们以前学的那套平面与立面组合的方法,这个房子的外部反而有一种被相对隔断和被围护的感觉(图20)。从收到文件再到现场,我慢慢理解到阮老师做这件事情实际上不只是一个房子,或者不只是在把控从概念到建造过程这么一件事情(图21)。

 

图21:南立面局部  摄影:苏圣亮

阮老师实际上是把它作为一种追问,作为对社会发展、空间发展以及城市发展,甚至是对建筑本身的追问,而且把追问关联到知识。就是我刚说到的建筑的历史知识层面,给人感觉就像一本近乎完整的建筑史。所以我们在看待这个建筑时,应该在这种层次或语境里面去讨论。

 

结合今天人类学的话题,我分享一段有趣的经历,我曾经在比利时修读联合国资助的课程,实际上当时课程不是一个设计导向的课程,而是包含政策、历史、经济、规划等内容。当时的学院院长上的一门课就叫建筑人类学,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的课特别长,可能因为他的时间比较紧,他把一周甚至两周的课安排在一天,甚至有时候是上一整天。比利时冬天天黑得很早,三、四点就开始天黑了,很容易就睡着了。他的幻灯片一张可以说一到两小时,睡醒起来还是那张幻灯片,这就是我印象当中的人类学。我相信阮老师如果时间充足,他也可以一张幻灯片说两个小时(笑)。

 

那个建筑人类学的课程,给我在建筑上特别大的帮助是日后如何看待建筑空间与社会史的关系。自己在策划建筑空间时如何把它跟人的关系的来龙去脉整合起来,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把建筑学放大到更宽泛的学科范围去研讨这件事是我想回应的第二点。

 

阮老师提及的城市家屋(house urbanity)对我印象很深,因为我小时候在广东珠三角地区的小城里面成长,我印象中的邻里就是我们的家,实际上不是独立存在而是与街巷的结构都在一起。我们的家在一条巷子的最尽端里,进巷之前每边都有两户,景和人结合在一块,整合形成非常有机的整体。而在我们这条巷的旁边更神奇的是有宗族的大屋,但是解放后经历了各种变化,屋主不在了,里面被分居,就是我们戏称的“七十二家房客”。大宅子里面坐了很多人,不同家庭的大人、小孩、老人们都在一起。在巷子与大屋外面还有其他不同的形制,构成了一个非常有机的城市,我觉得就是某种城市家屋的原型。

 

图22(左):闵行校区卫星图;图23(右):设计大楼鸟瞰  摄影:苏圣亮

这种类型在我成长至初中后就逐渐解体了,因为新的地产开发来了,把这些最破或是最挤的宅屋先拆除,接着到我们家。整体就是原本的有机城市转变为同质化城市的过程,就像今天看到从徐汇校区到闵行校区的变化(图22)。实际上我们这一代的建筑师大量能够做的事情是在这种类郊区化、格式化的环境中去设计建筑。

 

今天阮老师的房子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提示。如何在一种被郊区化的城市中,在现代主义的空间里重新通过整理一套我不知可否称之为方法论的东西,得出一个全然不同的内外体验、承载着全然不同的社会关系的这样一幢建筑(图23)。这是我第二个体会。

 

图24:大堂中的日光  摄影:苏圣亮
图25:房间内光  摄影:苏圣亮

第三个体会就是我对阮老师谈到的“光”的议题非常感兴趣。我不知道能不能称之为“光”的人类学或者“光”的社会学。如果可以继续去追寻的话,如何利用光、组织光和控制光这件事情在建筑史上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议题(图24、图25)。

 

与古罗马相比,如更早时候古希腊城邦中的建筑所隐含的“光”的含义就不一样,那个时候的神庙几乎没有室内,实际上是个外部呈现。当光线落到柱子所形成的比例关系,使柱廊产生了一个理性的外部形象。而且古希腊由于气候、宗教信仰,使得他们非常喜欢户外活动。但古罗马因为整体是一个大帝国,与帝国意识形态相关,他们的建筑就跟希腊城邦不一样,讲究内部的秩序和光的控制。西罗马瓦解后的中世纪,光线实际上是被回收和压制,创建了建筑、城市与自然的绝对二元状态,跟古典时期完全不一样。

 

最后到现代主义,建筑又慢慢开放向光和自然打开,直到密斯的玻璃住宅等,变成一种非常极端的状态。时间关系无法继续展开,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究的议题。阮老师在这里做的事情背后很可能隐藏着更大的愿景,是不是在这里要推动一种新的空间文艺复兴?我也就此打住,留给大家和我继续去思考。

 

王骏阳  您刚刚提到的第三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尤其是您提到的光的人类学的话题。下面有请柳亦春老师发言。

 

柳亦春  一个月前受到阮老师邀请,今天又听了阮老师的讲解以及实地看了房子。在座里面我是在上海的建筑师,一直以来对交大闵行校区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这个位置以前我们都叫闵大荒,不自觉中似乎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文化印象。

 

原因可能有两点,最早交大从徐汇校区,然后扩展到闵行校区来,因为离市区距离很远,开始很多老师觉得来去不方便,我们那时候从城里面到这边来一趟要花一天的时间。而校园里面,因为用地非常大,房子都离得很远,当时从东区到西区要走很远,给人非常不便利的印象,所以就产生了比较荒的感觉。

 

另外一个就是交大的学科以理工为主。到阮老师来成立设计学院,某种程度上会感觉是一些偏人文的学科开始进入交大,在努力地做出一些尝试与改变,所以这个房子我觉得恰恰是这种改变的一种标志性的努力。

 

阮老师一开始谈的就是闵行校区,比喻为北美或澳洲郊区化规划地块里面的一栋栋建筑,这栋建筑是一个原有媒传学院改造成的新的建筑。刚刚阮老师的演讲中能感觉到,他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建筑给整个校园带来一股人文的气息,也就对于郊区化规划的一种文艺复兴。我是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通过这样一个建筑,在郊区化规划中试图能够带来一种新的城市性努力的。

 

图26:左右滑动或点击查看大楼结构拆除增补过程  ©阮昕工作室

此外,因为原有的建筑决定了它的一种对称性,加上阮老师自身的设计背景,在这里面能够感受到一种很强烈的古典氛围。从开始我一直在想在今天这样一个时期,用一种相对比较古典化的手法去改造这样的一个既有建筑(图26),它的合理性在哪里?当然基于闵行郊区的大背景,加上一种古典化的手法,其实是建立了一种合理的可能性。

 

就建筑本身来看,原来中间是一个开放的中庭,现在采用编木拱的结构形式,把它封闭成一个内在的空间(图27)。整体从另外一个层面重新建立了闵行交大与徐家汇交大之间的一种连续性,这个我感受特别深,为什么呢?

 

图27(左):大堂剖面模型  摄影:张益凡;图28:(右):西立面  摄影:苏圣亮

我曾经做过一个徐汇中学华发路校区,因为设计的时候并不知道是徐汇中学,所以用了一个白色涂料的立面。但是后来造完了,徐汇中学要进驻学校,校长就强烈要求一定要做红砖外立面。他从内心期待有原来老校园的那种氛围,在新的校园氛围里面有一种延续性。我当时看了设计学院的照片,第一眼我就想到徐家汇藏书楼、徐家汇教堂,然后到徐家汇大修道院,这种结构性与空间性好像建立了闵行交大与徐汇交大之间的一种连续性(图28)。第二个就是这样做法的一个合法性,我觉得非常的好。

 

图29:编木拱仰轴测图与细部  ©阮昕工作室

另外就是用这样一种编木拱的结构,这种结构最早应该是用来造桥的,于是这种结构形式让我觉得具有某种原始性。它是手工业时代的一种结构,于是与当代结构之间会产生一种距离感(图29)。这个相关内容也是我最近正在研究的,我起了个新的名词叫结构景象(structurescape)。如果这里存在一种还原,那么就会和某种结构的原始性联系起来,比如说洞穴、桥梁或者是基础设施都可以视为一种原始性的结构。这样的一种结构它是先于符号性的一种感知,甚至直接会作用于我们身体。

 

图30:房间与游廊处的编木拱景象  摄影:苏圣亮

我们进到设计大楼的空间里面,我会觉得很有氛围感,这个氛围感很明显是木结构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图30)。氛围(atmosphere)这个在德语建筑文化里面有一个词叫stimmung,他们通常夸赞一个建筑很好的时候,他们就说schoene stimmung,就是指氛围感很好的建筑。但stimmung与atmosphere并不是完全对应的一个词,基本表达的就是赞扬一种建筑具有品质或是品位,不是靠某种装饰性或符号性来完成的。这是我一直希望能够做到的。谢谢。

 

王骏阳  请葛明老师直接开始。

 

葛明  我想通过阮老师设计的大楼展开两个议题的讨论。

 

首先,今天有著名的人类学家王铭铭教授在场,阮老师又是华人中推动建筑人类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之一,所以第一个议题就是人类学和建筑学的关系。这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作为学科,关系又十分暧昧。

 

比如说人类学往往会自发地研究建筑,常常把它作为一种关系呈现的载体,作为一种特定的器物等等来展开各种研究。而运用人类学的思维来讨论建筑学,也是常见的。在我个人看来,历史上戈特弗里德·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或许是最早具有强烈的人类学气质来讨论建筑学问题的人之一。之后有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当代有约瑟夫·里克沃特(Joseph Rykwert)等人,不少建筑师、学者、艺术史家都做着类似的事情。

 

但是从表象而言,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又让人觉得有点疏离,甚至有点令人失望。举个例子,建筑学中讨论到聚落、氛围或者地形的时候喜欢引用人类学方法;讨论到住家的时候,也喜欢人类学;讨论到日常生活、密度、亲密性这些话题时更是喜欢引用人类学。但是时间久了,慢慢地使人类学在建筑学中似乎是一种无法帮助“具形”的东西,似乎软一点、虚一点的内容就比较容易上手,逐渐形成了对两者关系的某种误导。

 

事实上以森佩尔为例,他研究的是物质文化,他构建了原型,而原型是由要素构成的,在这些要素中除了火炉之外,都是非常物质化的,尤其是围绕身体的围合物。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说,讨论人类学和建筑学的关系完全可以摆脱无法具形的问题。因此,当代讨论两者关系的时候需要特别小心,否则就容易让两者看似紧密,实际上可能已产生了鸿沟。我感觉阮老师的设计是试图让两者之间发生可以具形的关系,这是第一点。

 

其次,是第二个重要的议题,就是讨论住宅对于当代建筑学的意义。住宅对现代建筑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路斯、柯布西耶、密斯都曾进行深入地探讨,但对于当代建筑来说,似乎有了小、中、大、特大以后,住宅的定位到底在哪就有些不清楚。

 

筱原一男是用住宅来考虑建筑学问题的重要代表,但当代还有多少建筑师愿意用住宅这一载体来讨论问题?里克沃特提到,每一代人都会有建立自己心目中住宅原型的冲动,所以会不知不觉推动各个时代建筑学的发展。或许现在人们心目中的住宅原型和当代的语境、社会之间的距离非常远,所以对于住宅作为载体所能起的作用到底是什么,这一意识就越来越模糊了。因此,我们还特别需要和人类学等一起继续关注住宅,关注相关的概念。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家居,它与讨论domestic有关系。可以说,无论家宅、家屋、家居,这些概念都试图恢复住宅在当代建筑学中的特殊位置。那么,据此立论的依据在哪里?它还能帮助我们建立起一些基本的关系吗?更重要的是,如何连接家屋、家居、家宅与建筑学?例如家屋原型和公共建筑,或者家屋原型和公共空间之间怎样进行联系?因为在当代的城市化背景中,仅仅把家屋或者家屋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放大化处理并不是办法,亟须对这些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思考。

 

图31:南北剖面从构思到定案  上绘制:阮昕,下©阮昕工作室

阮老师这个设计的要点之一就是在公共建筑中间采用了一个“屋中屋”的方式来建立家屋和公共空间之间的关系(图31),这是一种十分有效的解决办法。

 

如果按照筱原一男的方法,比如在他的第二风格中看上去最不具有家宅特征的那些住宅中,空间是皲裂的,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间隙空间。但也因此使住宅和公共空间找到了对应关系,这就是另外一种思路。当代的西班牙建筑师群体往往会在一个街区中间突然置入家屋,然后使街区本身变得特别起来。可以说,无论是阮老师以家屋介入公共建筑的方式,西班牙以家屋介入街区的方式,或者是筱原一男以抽象空间来表达家宅与公共空间之间的关联,都呈现了多样的解决途径。遗憾的是当代建筑设计中的类似的思维还是不多,到现在为止,很多建筑师还是试图采用直接放大或者隐喻的方式,直接从一个家屋推导到一个公共建筑来。这些思路更多地建立在一种直线的逻辑和语言的层面上,不容易在人类学和建筑学的结合之间产生具形的可能。

 

图32:设计教室  摄影:苏圣亮

以上都是借力于阮老师的设计所展开的议题。在我看来,这一设计对于处理人类学和建筑学的关系问题,建立公共空间和家屋之间的关系,都体现了非常有意义的探索。此外,做一个补充,家屋中间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暗的部分,灰的部分。因为暗,因为灰,所以能够对处理当代公共空间因全透明而产生的疏远、陌生提供帮助。空间之间如果太透明往往会丧失一些有意思的关系,丢失掉很多意义,所以发掘家屋之暗与灰或许是建立家屋和公共空间关系的一条重要途径(图32)。

 

这些议题应该是我们一代人要探讨的事情,需要逐步把家屋和公共空间的关系去建构起来,或许这就是今天雅集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地方。谢谢!

 

王骏阳  谢谢各位老师的发言。作为主持人,请允许我最后说一点自己的想法。前面讲到阮老师学贯中西,有许多设计理念。但是碰到一个具体的设计,如何把设计理念落实到设计中间来,这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

 

有时设计理念直接转译到建筑,反而变得过于简单或者说没有那么高级。阮老师介绍中有很多历史先例,它们在阮老师的设计中似乎有主调与副调的呈现,二者相加使建筑最终变成一个复调。家屋理念的主调体现在平面上面,中国式的对称平面,我认为更接近夏朝的平面。

 

换言之,我们可以将阮老师这个设计的主调视为一个中国平面,副调则是英国文艺复兴或者英国帕拉迪奥式乡村大宅。英国的乡村住宅通常采用非对称平面,后来学习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对称性,并且因为这种对称性使乡村住宅具备了某种城市性。

 

图33:东西大堂剖面  ©阮昕工作室

设计大楼是一个改造项目。改造之前的建筑原本就具有对称性,是否把它改成非对称,还是坚持对称?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阮老师是经过斟酌的,最后决定保持建筑的对称,这个对称既与中国家宅平面的对称性有关系,也与英国文艺复兴帕拉蒂奥式乡村住宅的对称相关,这是一种复调。然而阮老师这个设计中的复调还不仅如此。它有一个中国家宅的平面,但是建筑空间根本不是中国的,因为传统中国家宅通常没有这么高大的空间(图33)。

 

图34:编木拱的大堂  摄影:苏圣亮

阮老师中提到英国乡村住宅的厅屋(hall),这为我理解我们现在所处这个大堂的结构形式提供了一个线索。我之前曾把这个结构形式理解成来自中国的编木拱桥,也就是《清明上河图》上的那种虹桥(图34)。听了阮老师的介绍我才感悟到这个大堂设计与英国厅屋木构形式的关系。

 

图35:报告厅(左)  摄影:苏圣亮;大堂雅集(右)  摄影:是然建筑

大堂周边都是钢筋混凝土墙,阮老师在中间植入一个木结构,使大堂的空间形式得到了凸显。我们刚才坐在报告厅听演讲和现在我们坐在这个大堂进行雅集,这两个空间给我们的感觉和活动方式非常不一样(图35)。报告厅是一个比较严肃和正式的场合,现在这个大堂则是一个相对放松的环境,虽然也有阶梯、听众席和讲台,但我们还是处在一个相当放松的状态,与刚才听演讲时不能乱说话的拘谨截然不同。我觉得这是阮老师在空间改造上特别成功的一个地方。

 

图36(左):西立面开窗;图37(右):西立面窗后的房间  摄影:苏圣亮

刚才何健翔老师讲到光,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建筑时,非常不理解建筑立面上为什么会有曲线型的窗户(图36)。今天通过阮老师介绍我才意识到他是从内部房间的光线要求出发进行的设计(图37)。我要是来做这个建筑,可能会把它的形式做得更抽象些,但这恰恰是现在很多建筑师都会做的一种形式,反而成了一种“套路”。

 

作为一位历史理论学者,阮老师在这个建筑的设计中有历史的反思,抽象不是唯一可能。阮老师所处的状态也许与早期现代建筑中的“表现主义”不无相似之处。确实,这个建筑在一定程度上让我想到汉斯·波尔泽希(Hans Poelzig)等“表现主义”的一些做法。为什么会有“表现主义”?我的理解是对柯布的“纯粹主义”把抽象作为现代建筑唯一可能的反抗。或许,阮老师这个作品的诉求之一就是要与当下建筑的种种形式和审美套路拉开距离。

 

 

曹紫天记录,参与对谈者校对。

图片编辑:罗慧超、闫朝新

视频音乐:Yo-yo Ma - Bach Cello Suite N°.1 - Prelude

雅集下半场内容点击可跳转。

 

 

编辑 / 李翊娴

视觉 / 方泽楠  校对 / 李翊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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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大楼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实践中心·阮昕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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