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文·霍尔 x 伊丽莎白·迪勒：给我带来启发的人、事件以及纽约

上周末，有方与来自90个国家的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了一场有趣的“线上聊天”——来自建筑界享誉已久、年逾七旬的斯蒂文·霍尔、近年影响力激增的DS+R掌舵人之一伊丽莎白·迪勒，聚焦于自身经历而非建筑作品的分享。

本次演讲及对谈为Architects, not Architecture（AnA）的最新一期全球线上之旅，有方为国内独家视频发布媒体。前往AnA官网architectsnotarchitecture.com，还可解锁更多精彩。

想知道给霍尔和迪勒设计生涯带来重要影响的人是谁吗？

想知道哪些事情一直留在建筑师的脑海，让他们记忆犹新吗？

想知道两位纽约客对纽约未来的愿景吗？

So, enjoy the 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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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进入华盛顿大学攻读建筑学的时候，有一位教授给我很大启发，那就是Hermann Pundt教授。他带我们学习现代建筑史，从布鲁内莱斯基开始，从圣母百花大教堂开始，因为百花教堂的构造里有拉力环，他说‘这就是现代建筑的开端。’接着他带我们了解辛克尔和柏林、学习沙利文和芝加哥学派，还有赖特，最后有10堂课都是关于赖特的。我记得很清楚，直到我毕业都没有得到关于勒·柯布西耶的任何信息，或者其他建筑师。这就是Hermann Pundt教授的主意。”

在景观学方面，Richard Haag教授对我的影响很深。他曾说过‘作为一名景观建筑师，你需要成为场地本身’。

Hermann Pundt教授鼓励我们去罗马，那是华盛顿大学的项目。为此他还给我写了一封信。罗马很棒，那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时光。我租的小公寓虽然没有窗，但就在万神庙背后。我跟那里的保安商量，说我是一个学生，能否让我在游客到来之前进去看看。他让我进去了。我仔细地观察光线在万神庙里的变化，每一年、每一天里面的光线都不一样。从那之后，我基本上每年都会去一次罗马看万神庙。

Astra Zarina教授是在罗马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她是拉脱维亚人，会说8种语言。她很严格，她对我们说：‘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建筑师，首先你要学会烹饪。’所以这就是我每天在她的课上做的事情：学习如何煮意大利面条，学习如何判定鸡蛋和面粉的比例，如何搅拌……那是一场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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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库珀联盟读书的时候，是约翰·海杜克让我最终转投了建筑学。我当时对他的一门叫作Architectonic的课程非常感兴趣。他早期的项目非常规整，在蒙德里安的画作基础上延伸，但他的作品随着时间也会发生转变。”

在当时的库珀联盟，有些建筑师是可以被学习和谈论的，有些则不太可以。比如柯布可以，文丘里就不可以；奥托可以，密斯不太可以，赖特不可以……所以当时我读《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的时候，要把它藏在抽屉里，不能被人发现。

我在建筑学院的时候，对戈登·马塔-克拉克的作品非常着迷，他拒绝进入美术馆被展出，而选择进行一系列实地实践，是当时艺术家们对体制批判的一种表达。他的作品也让我重新思考绘画与三维之间的关系，如《切割建筑》《窗户爆裂》等。

我只有很少的‘建筑学偶像’，但我有很多‘电影偶像’，斯坦利·库布里克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位。我爱他思考的方式，他为《发条橙》所做的‘帽子研究’，《闪灵》里诡异的双胞胎……从那之后我就对各式各样的双生意象非常着迷。彼得·格林纳威是另一位我看得特别多的导演，比如《窗户》《死在塞纳河》等等。

马塞尔·杜尚和塞德里克·普莱斯，我想谈谈这两位。我研究了杜尚的作品很多年，我爱他创造艺术的过程和方式，他同时进行写作、绘画、手册的研究和制作，最终花费十年才完成这件作品。他会创造工具，这些工具最终也会变成作品的一部分。

塞德里克·普莱斯，或许是在建筑学上对我影响最大的人。跳出盒子式设计的思维，尤其是《玩乐宫》（Fun Palace）的方案，直接影响了我对哈德逊艺术中心（The Shed）的设计。普莱斯认为未来是不可预测的，因此建筑需要具有终极的灵活性。我最爱他的一点是，他做项目的方式，比如列出个体活动和团队活动的行为，制作特别有趣的表格来对比各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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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我们家从曼彻斯特搬到了华盛顿，这栋房子现在仍然在那里。我在这栋房子里一直待到高中毕业。房子后面有一滩泥土，我和弟弟俩人会挖这些泥土来堆小房子，我们对此感到非常兴奋。我们造过一栋两层高的树屋，一栋地下的小俱乐部。

多年以后，当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给建筑学一年级新生上课时，我说建筑共有四种类型：在土地下（Under the Ground）、在土地中（In the Ground）、在地面（On the Ground）、在地面上（Over the Ground）。我才意识到，这些想法诞生于那栋小房子里，那会儿我大概1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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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表演中心项目是我们工作室的转折点，2003年我们受邀参加竞赛，大概2005年的时候我们意识到项目难以按照我们的设计去实施。项目大，造价高，DS+R与联邦政府以及林肯中心的所有利益相关方合作，每一项改变都需要取得十余个相关机构的同意，我们需要去说服很多人。整个过程持续了十余年时间。我们可能只有1%的精力在设计和绘图，余下99%都是在说服人们什么是正确的设计。但我认为，跟那1%的设计时间一样，那99%的说服过程同样有其创造力。

另一个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项目是MoMA的扩建。创建于1929年的MoMA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机构，百年间经历了多次成功的改扩建。2019年最新一次扩建由DS+R完成。在扩建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些牺牲，这招致了来自全球的质疑，我们可能被全球性地讨厌了……那是我人生低谷期之一，但后来我意识到，一切都是为了让博物馆功能更加合理。或许这会另一段漫长的‘说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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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勒：纽约是一个高度以地产为导向的城市，寸土寸金。捍卫这里的公共与文化空间，是建筑师非常重要的职责。我认为未来的纽约很可能每一寸土地都将被商业蚕食，除非我们能让管理部门对保存公共空间产生兴趣、“偷”回一点空间，比如像高线公园就是一个例子，我们也是最后关头才让市长改变主意。

霍尔：我倒认为未来的纽约可能会变得让人“住得起”。伴随着房地产业回落，如果能降低生存成本，纽约有机会重新吸纳艺术家；疫情也是一个机会，使许多店面空置下来，或许未来能有艺术家进驻。在我心里，纽约是永远不死的。它（纽约/城市）可能会转变一种形式，但它会永远存在。

我1977年来到纽约时，纽约正面临破产。我弟弟告诉我，别坐地铁，你会被抢劫的。但是一切是那么便宜，我租的小破公寓住了10年。或许那些日子有一天会回来。

迪勒：你知道，斯蒂文，1970年代的纽约非常危险，但同时也充满蓬勃的创造力。街上到处都是艺术家，我每天需要穿越拥挤的人群才能从公寓去到库珀上课。那会儿确实租金很便宜，艺术家都喜欢租一个loft来当工作室。但是从1980、1990年代直到千禧年之后，纽约就变成了一个消费主导的城市。艺术家都被赶跑了，跑到布鲁克林或者新泽西。我们工作室的员工都住在那边，因为没有人可以住得起曼哈顿。

我有着和你不同的乐观倾向，我乐观的是纽约会重振，但悲观的是它会以一座属于开发商的城市姿态被重振，而不是艺术家的。或许我们现在有一点喘息的机会，城市地面层空间有被重新开发的潜力，但艺术家们是否会选择长期回到纽约，这一点我不敢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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