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如何看待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建筑与艺术？

我们怎么看待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建筑与艺术？

文 | 徐好好

2014年，有方第一期“意大利人文主义建筑与艺术”的学术总监及领队黄居正，在其撰写的考察前言《回到世界现代文明的起点》中，以彼得·伯克（Peter Burke）对文艺复兴产生了西方史学“历史意识”（the sense of past）的论断开篇，连续点出了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a）、乔托、布鲁乃列斯基、阿尔伯蒂等文艺复兴“第一人”构建的古代与“当时代”差异的理想。这种初期嬗变，带来了人类“现代”生活的重生。

2015年，此行程第二期学术领队汪原，在旅行途中用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来解释文艺复兴的伟大艺术品。他提醒我们，文艺复兴对世界、对人的重新发现，就源自“现代”经济社会的大规模技术创新和生产体系重构，“出现于创造性毁灭的大风暴中”。

随后两年，行程第三、四期学术领队刘晨在再次书写导言《废墟上的重生》时，已经站在一个更为现代的视角回望霍华德（Thomas Howard）、琼斯（Inigo Jones）、吉本（Edward Gibbo）的18世纪意大利壮游（Grand Tour）。

今年，当即将再次回到意大利，手握这些曾经的导览，我们可以努力延续这种现代视角的人文主义建筑和艺术研读，并从维特科尔、科林罗、塞维、波多盖西、罗西、塔夫里那里，找到更多可能的话题，建立起一个现代主义的“当代”历史观，触碰到人文主义的当代解读。

人文主义（Humanism）是什么？人文主义讨论人和宇宙秩序的关系，文艺复兴是追求人文主义思想的时期，或者就是人文主义的另一种说法。我们现在知道中世纪人也充满智慧，但是因为缺少理解现象的手段，所以很难找到问题的答案，会倾向将宇宙归于宗教的神秘性。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宇宙仍然充满秘密，但是人们开始有了更强大的方法去理解宇宙的问题——上帝为了人建立了宇宙，人变成了度量宇宙的手段：“人，第一次站在世界的中心，握紧世界的理性。”（Pico della Mirandola）

在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史课上，我们常用“宇宙秩序”（Cosmic Order）来概括弗兰西斯科（Francesco di Giorgio Martini）、阿尔伯蒂、帕拉迪奥等建筑师言说的人文主义建筑设计原理。现代科学的开端在于关注原理（Principle），这就是文艺复兴的意义。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人文主义时期，人们开始更习惯问题导向的研究，事情发生的规则以及细碎化的事件段落，比随机发生的事件本身更为重要。从彼得拉克到尼古拉（Nicholas Cusanus），从费奇诺（Marsilio Ficino）到伊拉斯谟（Erasmus Desiderius），从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到布鲁诺（Giordano Bruno），文艺复兴人可以接受一切对知识的怀疑，让科学知识变成了一种独立的语言，这就是“当代”社会的科学进步。

文艺复兴的秩序，是一种宇宙人的宇宙美。

意大利人文主义始于乔托，契马布埃（Giovanni Cimabue）的人间情味，被乔托转变为蓝色的天空和天使的眼泪。乔托之后，马萨乔、阿尔伯蒂和布鲁乃列斯基影响了老桑加洛（Giuliano da Sangallo），桑氏又影响了拉斐尔、达芬奇，还有他的弟弟和侄子。活跃在意大利中部的弗兰西斯科和阿尔伯蒂笃信，建筑设计就是一种科学，中世纪传下来的几何、人体、魔术、象征主义，建筑内外的每一个部分，都因为比例而归属于一个系统，所以维特鲁威的权威又一次被广泛接受并得到新的诠释。在他的文本中，人的身体比例由神创造，人是上帝的影像，所以建筑要镜像人体比例，拥抱和表达宇宙的秩序。阿尔伯蒂发现（或者坚定地认为）维特鲁威的本堂长宽比（9：27）可以用一个和谐的音阶（diapente）来书写：如果两根弦在同样力度的弹奏中振动，弦长一半的短弦音高比长弦高八度。这种错位的发现，让毕达哥拉斯的调性可以在空间中得到丈量，也让人们坚信找到了弥漫在宇宙中的神秘谐音。

阿尔伯蒂和后来依赖和谐的艺术家们，并不是直接把音律翻译成建筑，而是把音乐中显见的和谐应用到建筑上：数字对眼睛乃至心智的影响，与悦耳声音对耳朵的影响非常相似。宇宙人阿尔伯蒂的宇宙美，是一种所有部件之间的和谐，是通过特定数字、比例和布局实现的和谐。这是文艺复兴比例概念的基石，也是文艺复兴建筑最基本的创新——建筑理论在15世纪晚期文献中，被再造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门类。

几乎在同时，弗兰西斯科的《完美教堂》画出了32个圆形（组合）教堂的平面，它们基于格网和正交体系，系统展示如何从不同的功能元素、几何形状、比例结构中生成教堂的类型。在达芬奇、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的时代，圆是人眼可以第一时间捕捉到并认可的形状，达芬奇绘制的维特鲁威人，从哲学上和几何上把人体描述成圆形和方形——从这个意义来说，达芬奇的动机倒是真正的人本了。或许我们可以理解，弗兰西斯科也是通过一种单一的操作方法，讨论了建筑是概念设计还是建造空间的问题。

16世纪早期，阿尔伯蒂的拥趸塞利奥（Sebastiano Serlio）发表《建筑七书》，意在建立平面和柱式主导建筑的体系，把对罗马遗迹的奇幻想象，转向更实际、考古的复原方法，把时髦的罗马建筑样式转移到“当代”建筑中去。他的数学和透视法基础训练，他推荐的考古遗址，以及他的素描、速记和标注方法，成了400年后一位瑞士青年学生的旅行速写规范。而在当时，《建筑七书》的价值在于重新调动起建筑师们对阿尔伯蒂主导的立面、平面整合进一个调性系统中的几何和谐的关注。

我们注意到，在早期文艺复兴文献中很少出现立面的图示，哥特结构的湮灭带来了建筑师对立面的迷茫，同时，对维特鲁威的推崇，对希腊模式（Hellenistic module）柱式平面算法（arithmetic）的熟悉，也进一步鼓励了平面的主导性。对文艺复兴建筑师而言，立面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阿尔伯蒂和伯拉孟特觉得，立面可以作为一个比例联动的复杂系统，让外墙生动起来；到帕拉迪奥在建筑上重新发现平面、剖面、立面的同源性（homology），所有的型可以通过数学方法决定线长、角度；所有给定的形状，可以被阅读成一个完整和连续的图象，立面（elevation和facade）才正式进入正交投影体系，从此再没有失去应有的地位、角色和价值——这难道不就是文艺复兴的参数化设计吗？“日常经验的世界，整合了过去的黄金时代和当前的宇宙秩序。同质的空间，仅仅存在于超月王国（supra-lunar realm），那里，天使的身体运动，揭示了一种非人的稳定和永生。”帕拉迪奥觉得自己回应了一个更高的真理，这样的设计才是建筑师的预想（preconceptions）。

刘东洋在《人文主义时代的建筑原理》（Rudolf Wittkower）的译后记中写道：意大利艺术家们认识到……音乐和声体系，以可通约的简单小整数数比方式藏匿于宇宙的创造过程之中，存在于世间万物尤其是完美的人体之中，存在于古典建筑之中……文艺复兴建筑师们要做的，就是将这种带着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主义色彩的数学与基督教教义融合起来，然后用到建筑身上……文艺复兴建筑由此告别了乡村的异教徒建筑，靠近了形而上学。提升文艺复兴建筑的工具，正是古老的数学。人文主义时代的建筑原理因此启迪科林・罗（《理想别墅中的数学》）、埃森曼（《现代建筑的形式基础》）等一批建筑人。

帕拉迪奥之后，文艺复兴似乎进入了一种反复兴的阶段，诺利对罗马展开了超现实的类型研究，皮拉内西绘制的古建筑展示了现实和现实再现的差别，他的时间维度，模糊并摧毁了建筑语言的“天性”及其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甚至影响到我们对“人文”和“人本”的根本理解。

人文主义未揭示的部分，不仅仅是潜在的现代性，也包含着古典本身的不稳定性，如同黑洞的照片摆在我们面前，会让我们自动把自己归入后人文或者后人本的角色中相似。今天，讨论自由人文主义主体的解构和即身性文化焦虑的双重侵入，会让我们在旅行中不断提醒自己，越是接近那个理想化的、纯洁崇高的文艺复兴，就越是和人文主义时代产生了真正的历史距离感。从今天的后人文主义时代去看待这一笔建筑和艺术遗产，到底还有什么意义？这就是在有方2019年意大利之行中，我们可以一起去“发现”的视角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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