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佛光寺：当代中国建筑师的视角

2018年3月18日，“八十年后再看佛光寺：当代建筑师的视角”学术研讨会，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举行。会议由《建筑学报》杂志社、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以及中国建筑学会建筑评论学术委员会主办，是继2017年11月6日佛光寺座谈后，同一主题的第二次探讨。

会议早间主持人为丁垚，发言者包括王骏阳、王辉、董功、王方戟、冯路。下午场会议由王骏阳主持，发言人包括张斌、李兴钢、王维仁、柳亦春。研讨期间嘉宾观点选录如下：

李振宇（致辞）

同济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院长

佛光寺是中国建筑一个光荣的名字。在这80年中，对佛光寺至少有四个阶段的认识：

第一阶段：是什么？梁思成等老一辈学者在发现佛光寺东大殿的时代，正是民族危亡的时期，这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发现与重拾自信；

第二阶段：为什么？唐代木构建筑的遗存，是对流传下来的《营造法式》等中国传统典籍的最重要见证；

第三阶段：用什么？进入80年代后期，中国建筑界进入一个符号的时代，对中国传统建筑与现代化建筑之间有了较深的探讨，在建筑设计上，佛光寺经常成为传统/仿古建筑的符号；

第四阶段：学什么？也就是在我们今天，暂时称之为学者时代，这个时代已经超越了符号、在学习更深入的东西，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这些更深入的东西。

丁垚（主持）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佛光寺是一个重要起点。中国很多大型古建筑都是辽代的，在唐代到辽代这段时期，如果没有佛光寺大殿这个节点，建筑史的书写应该是另一番模样。佛光寺的设计手法、空间观念、设计哲学等方面，是我这十来年想串起来的事情。

王骏阳：历史理论角度的反思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在认识设计思维和历史思维之差异的同时，应寻求二者之间的结合。今日，应重估梁思成发现的佛光寺大殿的历史价值。

一个值得注意的区分，是常规史学与批判史学之间的区别。本次研讨会的目的之一，是提出对梁思成、林徽因思想的另一个认识：作为建筑史家，梁思成是中国建筑史的奠基人，但更值得思考的是他奠基的是怎样的一个“中国建筑史”。对于当下的设计，重要的是批判史学而不是常规史学；而正是梁思成、林徽因开启了这样的批判史学。

王辉：从文物到博物

URBANUS都市实践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建筑师

现在经常讲“活化文物”，其实不是文物需要活化，是人在文物面前活化了。文物是一种客观实在，近代的法律制度更使它变成了一种稳定、固化的客观实在。我们为什么又要刻意去把它们拉入变易不定的当下呢？也许我们不应该讨论那个被称为文物的客观物质，而是要关注文物所辐射出的能量。

我愿意用“博物”来指称这种知识体系，不管是否误用了“博物”这个词汇。“博物馆”“博物学”这样的名词与它有交集，但它们的内容是关于自然历史，与文物并不重叠；所谓“博物”可以是自然历史给人带来兴奋的文物环境，是一种基于人的热情而产生的体系。

董功

直向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建筑师

对佛光寺的解读可从“地形与远山”“凿出的佛坛”“建造与表达”三方面进行。佛光寺是一个自然地形和人造空间结合成一个更深远空间的实例。佛光寺中原有的坡地设置有三个院子：第一个院子带给大家的是进入后的围合感；第二个院子可以回望，但是仅仅能隐约看到远处；第三个院子一定要回望，在回望时会发现水平的视线和攀登过程中的视线正好相反，这一对比带来辽阔的、从地面被抽离的感觉，且回望的方向恰好是京城的方向。为了形成第三个院子的收缩感，落差的制造特别重要，这样的例子在北京的颐和园也可以看到。

王方戟：佛光寺东大殿结构特征小议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上海博风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主持建筑师

佛光寺的形式结构特征包括：

1. 每座建筑的全部结构，虽然仍是按间原则构成的，但同时又可以按水平方向划分层次，逐层制作安装。单层建筑有三个构造层，最下是组网，中间是铺作，上层是屋架；

2. 每一个构造层都是一个整体；

3. 每一构造层的中心可以做成空筒。

佛光寺东大殿结构，不但具有特定的结构特征，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的营建方式、材料供给方式、资源调配方式等，可以说是一个“体系型”的知识体。相比更普遍存在的“师传型”，佛光寺重视的是代际经验传授及个人感悟。从“佛光寺形式”结构对后续建筑体系的影响可以看出，后世的师传型建造必然会消耗体系型创造的知识，却又无法对知识进行完整继承。

当代建筑设计实践同样可以从兼顾社会技术、现实环境、认识条件等方面开始思考，寻找包含这些内容的当代原型，并形成当代的建造知识体系。

冯路：进退之间

无样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

佛光寺在空间上将门扇外移，礼佛仪式从以佛像为中心，转换成叩拜的僧客在主殿内分开。佛光寺创造了观想的“外部”和右旋的“内部”，时空相互折叠。在此处，建筑是人与外界沟通的媒介，所以和人要发生关系。

张斌：全般的营造——佛光寺中佛的空间与人的空间

致正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

佛光寺何以成为感人的场所？这是我的探讨的开始。佛光寺东大殿是一个从图像到场所，身在其中、与佛同观的场所。佛光寺没有“局部”这个概念，一切都是整体的、“全般”的。东大殿是通过开山筑基、凿岩为坛的自然神迹。人力和自然神力互相成就——面对佛像，礼佛；面对自然，观想。

李兴钢：身临其境—— 一种现实理想空间范式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李兴钢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

身者，身心一体也；临者，漫游而接近登临也：境，沉浸于情景胜境也。基于此，思考、研究佛光寺的原则和前提有四点：

1. 关注整体空间之营造，不止于建筑单体之意匠；

2. 关注主体之体验，而非只实物之物质建造；

3. 关注自然要素与之交互作用，而不仅在人工造“物”之自明；

4. 以人作为空间体验主体。

王维仁：结构的空间

香港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维仁建筑设计研究室主持建筑师

从南北朝到唐代，平面空间从“一佛控制内槽所有开间”演进为“一尊佛对应内槽一开间”。南北朝晚期的法隆寺金堂是这一演变过程最初的典型状态，中唐时期的唐招提寺金堂代表演进中的状态，三佛对应无开间；晚唐的佛光寺大殿代表这一关系的完全确立。

从空间意义上看，法隆寺金堂和唐招提寺金堂两例佛墙的四角均有四天王站立，这意味着佛墙象征单一的须弥山，是一个世界；而佛光寺大殿没有设置天王，意味着单一世界的消解。

从三维空间的营造看，法隆寺内槽三开间融为一体，唐招提寺开始出现用月梁去限定每一间的空间，到了佛光寺，使用了两重梁和四跳斗拱，更为明确。但三例皆设平整的天花，因此这种对空间的限定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装饰性的。其背后虽然有传统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相对应的仪式，由空间意匠所决定。

柳亦春：重返佛光寺

大舍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建筑师

佛光寺展示出的质量，代表着那个时代最高级的建造样式。然而它所显示的智慧，却似乎只有在面对场地的时候，才显示出其独特性，或者说必须经由某种个人的力量或者智慧，才能显现出来。而一旦陷入法式建造，它就进入一种集体化的思想模式中；因为法式传承的控制力太强大了，虽然里面也有变化——就像不同朝代的斗拱样式所显示的变化——然而实质上，建造的系统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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