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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通过回顾本科毕业设计家庙/自宅设计，讨论一“旧”物祠堂之概念，如何以新的方式回答中国的“家”型问题——即蕴含中国人家族观念的房子可以是什么样子。这一探问既为祠堂在中国人伦社会中的意义（祠堂对于家族观念塑造的正面价值）进行思辨，同时尝试将祠、庙所具有的精神性嫁接回日常的生活之中。
在【徽祠记】第三篇的《祠堂的变迁始末》中，详细地描述了祠堂、家庙作为宗法建筑的历史沿革，而本文所指的“家庙合一”的概念，实是借用“家”所代表的日常性与“庙”所代表的精神性而用家庙二字——所以准确是“家与庙的合一”。作为宗法建筑的祠堂家庙固然重要，但这次设计的目的，既不是对其进行历史文献考据，也不是要还原古制的祠堂家庙，而是立足于中国人的家族观、中国民居的营造逻辑，探索具有现代性的半宅半庙空间。
二零一五年九月，续修家谱工作进入收尾阶段，来自族亲的募款最终结余十几万。当时有人提议能否用这笔钱再次募款，重新盖一座许氏祠堂。虽然当时没有定论，但重建祠堂一事，已在家族内部提上议程。（许氏的祖祠原本在庐江县城的南部，文革时被破坏后彻底倒塌。文革后，许氏祠堂的土地，被政府征用并规划为一条城市公路，那块地就再也不属于我们了）。祭祖扫墓和续修家谱两事，加之后来重建祠堂的议论，萦绕在我脑中，对我毕业设计的构思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同年次月，王灏老师指导的毕业设计正式开始。根据我的理解，核心要点总结如下：
毕设以“在野建筑学”为题，场地位于徽州黟县的碧山村，聚焦中国乡村或城市的新民居审美的创造，形成一个建筑师、学生与匠人共同协作探讨的工作坊机制，改良传统工艺，嫁接当代的设计精神，建立“在野建筑学”与“学院建筑学”的联动关系。
起初是王灏老师提到“家庙”这个概念，我希望结合祭祖和修谱经历，构思一座建于家乡徽州的“家庙”。我将这个半宅半庙的房子当作是为父母、家乡族亲建造的一个祖宅，可供他们停留居住，也可在清明等祭日回乡供奉先祖、举行仪式。
当我开始构思这个“家庙”时，首先需要想清楚“家与庙”的布局关系。两者可以是左右并排（左庙右宅）、前后两进（第一进为宅、第二进为庙）或内外包裹（内庙外宅）。中国的“家”型问题，一定要从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入手。就这个思路而言，家庙的平面布局，需要图示化、空间化“家族凝聚”的意象。因此当时非常倾向使用回字型的布局关系，认为其有潜力塑造向心、递进、环绕或是内外合一的空间意象。我们所熟悉的北宋汴梁的城郭、民居中的四合院、塔类建筑平面都具有同构的关系，也非常像费孝通先生描述“差序格局”时的人伦涟漪。如果在回字平面中置庙于内部，则由建筑中心具有精神性的庙堂空间，到环绕其外的日常起居的家，再到外围的院子、村落和山峦……构成一套由内而外有序延展的空间格局，层层退晕又向心凝聚。“回”型不仅界定了建筑内部的空间结构，还包含了建筑以外更广阔的抽象联系。这种同时容纳山川结构、村落秩序、再递进到一个民居内部结构的涟漪关系，在很多意义上具有原型意味。
有趣的是，如果按照《家礼》中的规则布局“立祠堂于正寝之东”，庙堂通常会被独立于居住空间单独排布。然而，这组相互嵌套的关系，像是暗含了将精神性回归日常的隐喻，将两者组织为一个整体，让其变得充满内在的张力。换句话说，日常与神性何尝不是生活的皮骨两面。古人讲求文质并美，寓于日常中的神性更具有脱俗的超越感，而神性中的日常也更具世俗的温情。
事实上，这个回型的布局，让我真正将家与庙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下图第一张是设计完成时的结构平面。图中浅灰色部分是“中心庙堂”以及一段过渡性的入口空间；白色部分的“家”呈扣住的U型。家与庙各设独立入口，意味着平时可以只从“家”的入口进出，庙一侧的入口只在举行仪式时开启，如果以“庙”门为建筑的正面，那么“家”门实际上是后门，但在日常使用中正反是相对的，重要的是提供对称均等的柱网以建筑方向。其次，利用入口的空间深度区分了家与庙的等级。
结构内柱4根，外柱16根，在充分考虑到木材尺寸和悬挑长度的基础上进行排布。
看似规整的柱网，其实与传统的木结构柱网有着微妙的区别。可以看出外柱面阔三间，4根内柱却小于外围明间（中间最大跨度的一间），内外柱像是两套独立的体系。这组错位的内外柱关系，在二层结构平面中（下图）可被解读为：平面柱网由每个角部4根外柱+1根内柱组成的框架，经中点两次镜像，再连接八根主梁构成。因此这个柱网关系，已不是单向复制的榀架结构，而是一个四向的整体木结构。现实案例中应县木塔就是一个八边形的整体木结构。
下图是设计完成时带家具的一二层平面图。庙堂空间被一道木垒砌墙塑造成封闭的桶状空间（可结合下文中的剖面辅助理解），这个庙堂空间实际上是一个三层通高的室外空间，层层抬叠的木墙与木柱，将人的视线和精神引向9米多高的一口天井。这个空间唯一的光线来自顶部的洞口。地面将是三合土夯筑的，而正面应是一尊祖先像和龛位；外围的日常起居空间，是一个完整连续的U型，其间只由轻质的隔断或地毯划分几组功能区域。我用玻璃砖作为主要围合材料，在室外与家之间营造柔和、明亮而均匀的光环境，与“庙”的空间气质形成差异。进入室内后右侧，可会客、吃饭、阅读或休息，尽端是通往二层的楼梯。左侧完全为我母亲量身定制，可办小型画展、绘画教室甚至酒会、观影会，尽端是卫生间和储藏室。两者之间有一圈内走廊，可让人在室内走通。
柱子与围合墙体保持分离，结构独立地塑造空间气质，空间开始由线性的梁柱主导，围合墙体也由此清晰地成为建筑的附属要素。中国的传统木结构建筑中，绝大多数是“墙包柱”做法，而这一次选择皮与骨的分离，除了考虑到密封问题（窗框、门框、玻璃围合等），还有意识地让结构线条，可在空间中被清晰地阅读。
二层包括一间客厅、四间卧室和一间储藏室。上到二层，首先会走到室外的走廊，由一周的室外走廊进入所有房间。这是二楼唯一的流线，可饱览周边全景，这种空间设定非常像中国古代的塔类建筑。有趣的是，在中日的塔类建筑中，又只有中国的塔能够爬到各层平台眺望。
因文章主题原因，没有在本文中涉及场地、周边关系以及三个辅助用房（母亲的画室、独立厨房和独立浴室）的说明。
中国的“家”型问题，一定要从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入手。
“凝聚”、“团圆”一向是家族观念中最为重视的，以血缘为纽带构建起的社会组织，正是依靠族人聚拢而得以成立。在前文谈及的平面格局的基础上使这一意象空间化，成为剖面构思的出发点。
几乎同时，在翻阅的传统木构资料中，发现了一种梁柱关系（下图第一张左）。这个在宋《营造法式》中被称为“叉柱造”的大木作节点，为解决上下层之间柱子续接的结构难题而出现，因此多运用在楼阁、塔等多层木结构中。意思是说，“叉柱造”做法，解决了柱子需要上下拼接的情况下的梁柱交接问题和结构牢度问题。古人上千年的木作经验，使这个结构细部不仅停留在单纯的解决问题，还在不断改良的过程中，逐渐让这组柱与柱的上下关系形成向内收分的独特特征。我们可以在独乐寺观音阁以及应县木塔的剖面图中（下图第二、三张）清晰地阅读到，这两座木构建筑随着层数增加，体量逐层缩小，虽然一层的变化很小，但积少成多，最终形成一个上细下粗的稳定图示。这既是一种木材受力的客观规律，也是古人在结构的视觉表现与受力原理之间尝试平衡的智慧。
我在剖面构思初期（如上草图），尝试发挥这个错位关系，让所有上下柱子向中心错位，获得结构形态收拢聚合的特征，这又可以与“家族凝聚”的观念发生关联。
如果将这个剖面关系与平面、结构一同考虑，“回”字型的平面、墙柱抬叠收拢的剖面和收分错位的接柱关系，可以共同表达“向心”、“凝聚”的空间意象。
庙堂空间，内含了一个“塔的负型”，是三层通高的室外空间，而环绕周边的起居空间则是单层空间。因此在剖面上，形成一个凸字形的空间结构。这也为塑造家与庙的空间气质的差异提供了条件（水平与垂直）。
日常与神性何尝不是生活的皮骨两面。古人讲求文质并美，寓于日常中的神性更具有脱俗的超越感，而神性中的日常也更具世俗的温情。
家与庙的合一是日常性与精神性的合一，中国古人经常爱用一种互为向背的概念来描述一个事物的整体，比如皮骨、形神、文质、法艺。这多少是在提醒我们，两种看似对立的概念，在一个完整的事物中总是同时存在，相互转化的。这两者的关系，时而对立矛盾，时而主次分明，时而相生相克。
一次下乡考察，我走进一位老农家里聊天，厅堂里一张八仙桌一对扶手椅摆放整齐。我一坐下来，就在意到对面墙上一扇窗户刚好高于我的视线，我疑惑这扇窗户，到底为谁而开？当我起身离开，看到厅堂供桌上壁挂一祖先龛位，这时才明白其中的道理。开一扇窗户最基本的作用便是通风采光，是极其日常的需求，而另一方面，一扇窗户为祖先而开，那便是一种敬重。但事实上，这窗户到底为谁而开没人能够证明，除非你相信有一个东西，在比你高一些的位置里，在比你早一些的时间中。
那时我意识到，某些建筑以外的具有神性的事物，也在参与空间的营造。这也许就是中国人的营造观念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
某种意义上，中国民居的基本格局，都可理解为家与庙的合一。朋友曾给我看他去浙江衢州一带的民居照片。其中一张（上图）是他推开房门，蹲在门槛的位置拍摄的。画面中一个局促的院子。正对凹进的空间是这个宅子的厅堂，推开柴门走进内院，我们看到最大的空间留给了天、地和祖先，还有几只闲歩啄食的公鸡，人居住在周围的房间里，但也时刻在厅堂的范围中。
也许，“家庙合一”本身就是中国民居重要的营造逻辑。上千年来，我们在一个有精神的房子里度过春夏秋冬、见证生死、经历喜怒哀乐，我们还在这里举行重要的仪式、与山川、村落的形势远近呼应、又与天地祖先共同在场。这是一种根植于中国文化的时空体验。
不偏不倚的，远山的最高峰正对着正门轴线。最正的门要对山而开，人在山神前显得如此谦卑，只是默默从侧门出入。主屋本身其实非常普通，然而水池和正门和远山的融糅使这座住宅得以在山川间找到自己的归属。（图文引用隔溪山《隔溪三章》）
秩序的渐远，其鲜明的社会表征，正是日常生活中精神性的消退。社会生活的改善被“安全、高效、舒适、便捷”等概念片面定论。曾经祭拜的祖先，曾经祈求的神灵，曾经珍重的仪礼，曾经内心的归宿，一一渐离我们的日常。经济腾飞的当下，伴随的却是“那些与我何干”的背信弃义。
“家与庙的合一”，在这个时刻更像是一种抵抗！抵抗日益庸俗的、日益萎靡的、日益瓦解的精神与日常。其目的正是要唤起国人对自我存在方式和精神源流的持续思考。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九樟学社]，已获作者授权。作者许天心，本科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此设计为其2016年本科毕业设计，指导教师王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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