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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史学批评仅停留在非学术层面上，只会为中国建筑学制造一层又一层的非理性迷雾。
编者按：
香港大学副教授朱涛的《梁思成与他的时代》一书自2014年初出版以来，争议不断。近期，前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执行总建筑师季元振先生在《住区》杂志2016年05期他本人主持的“建筑是什么？”专栏中，发表了《评朱涛的新书<梁思成和他的时代>》一文，对《梁》书提出一系列批评意见，再次在中国建筑界引起争议。（季文链接：http://wtoutiao.com/p/6448xe9.html；http://wtoutiao.com/p/61a8xe7.html)
为此，朱涛写出了《建筑史学是什么？——回应季元振先生的<评朱涛的新作<梁思成和他的时代>>》。为鼓励公开公正、严谨坦诚的学术批评，有方发表朱涛文章如下。读者可同时参照季元振先生的原文，见仁见智。
季元振先生近期撰文批评《梁思成与他的时代》（《住区》2016年05期，以下简称季文（网上链接一、二）），引起不少关注。这篇文章集中了一些近年来对《梁》书的典型误解，甚至曲解。（一个细节：季文连《梁》书的书名都没写准……）
在笔者看来，季文的首要问题不在于论点，而在于论述方式。季文大部分批评论述是这样展开的：它先设一个虚幻的靶子，将它误解、曲解为《梁》书的观点，然后向那个靶子进攻。季文名义上是在批评《梁》书，其实是在批评它自己臆造出来的一本书。
其次，季文过于在乎史学著作对历史人物的褒贬评判，而不关心史学著作对历史过程、议题和人物复杂性的分析。季文通篇陷入阴谋论情结中，处处在揣测《梁》书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是为了贬低梁思成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品格。这种偏执使得季文无法正常读解《梁》书所做的史学工作，因而也无法提出对《梁》书有深度的史学意义上的批评。
笔者在此做出系统回应，希望澄清原意，也要为《梁》书所坚持的建筑史学立场和方法辩护。
季文树立虚幻的批评靶子的一个常用做法是给某些话强加上双引号，使它们看起来像是直接引用笔者、《梁》书或有关当事人的言论。但实际上它们不是直接引文，而来自二三手信息或季文自己的诠释。在这点上，季文作为一篇正式发表的期刊文章，其行文逻辑和格式并不符合学术规范。
比如，季文一开头就立了这样一个靶子——它说理想国文化沙龙宣传曾说：“朱先生颠覆了在神坛上的梁思成先生。” 季文给这句话打了引号，然后加以抨击。但实际上，理想国从没说过这句话。理想国的宣传语原文是这样的：“一部终结之书：它终结了梁思成的神话，却更真切地呈现出一代建筑师乃至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剧性命运。”是后来一些大众媒体将这句话演变为“颠覆梁思成”“将梁思成拉下神坛”等粗暴说法。这些说法吸引了眼球，也激起一些人的反感，将《梁》书看作是对梁思成的学术成就和声望的挑战和否定。季文如对大众媒体对《梁》书的二三手报道不满，应去找到它们的真正作者加以批评，而不是指责理想国和《梁》书。
至于理想国的宣传原句“终结了梁思成的神话”，笔者已在不同场合反复做过两点澄清：第一，这是理想国编辑的推荐语，不是笔者本人的语言；第二，在书稿送印前，笔者的确首肯了这推荐语。笔者是这样理解的：所谓“梁思成的神话”，其实与梁本人无关。因为很显然，任何人都不是神，任何人都不可能自己变成神。“梁思成的神话”，如果真的存在的话，精确地说，是后人构筑起来的“对梁思成的阐释的神话”，是“关于梁思成的神话”。
中文的“神话”一词源于希腊词mythos（英文称myth），指那些早期历史中虚构成分很强的人物和自然、社会现象的故事。就现代史学而言，针对任何历史人物，如果后人不进行精准的历史分析，而仅仅抽象地颂扬和缅怀，就是在制造神话话语。笔者认为在对梁思成的研究领域中，确实存在着很多神话话语。笔者不认为《梁》书能一举“终结神话”，但写这本书的动机之一，确实是想对抗很多神话话语。因此，笔者完全同意编辑在《梁》书封面上加的推荐语：“在神话终结处，历史的幽灵探出头来”——只有众多有批判自觉的历史学者，共同努力，去除神话的遮蔽，才能将历史的深意揭示出来。
笔者也谈过，在当代大陆中文语境中，“神话”这个词似乎修辞性太强、太过戏剧性，太容易让非学术读者联想到高高在上的“神”和“神坛”。一旦说挑战了某种myth，读者就容易误解为将某“神”“拉下神坛”——一切听起来都是暴力摧毁性，因而非学术读者也容易产生强烈的情感反应。若真是这样，或许一些港台学者将myth翻译成“迷思”，听起来更温和些——历史不好好分析就成为一种迷思，迷思就是一团迷雾。人文学者的天职之一就是驱散迷雾，澄清真相，似乎没那么大破坏性。
笔者还提过，英国史家John Plumb的 “乏味的共识”(bland consensus)概念或许更中性，更利于理性地讨论问题。“乏味的共识”是指那些公众不加思索就接受的，寡淡无味、毫不激发人思考的共识。Plumb说：乏味的共识并不能帮助我们推动历史知识的增长。也正因此，在大家都广为接受的阐释框架内不停地积累证据（去反复证明已有的“乏味的共识”），其实没什么意义。我在书的前言中形容对梁思成的研究“铁板一块”，就是感到这领域中有太多 “乏味的共识”，有太过单一、僵硬的阐释框架。
总之，不管是神话、迷思，还是乏味的共识，《梁》书根本无意评判梁思成本人是不是神。（这是个多么肤浅、无聊的修辞性说法，居然吸引这么多人在这上面纠结这么久！）《梁》书试图通过考察梁思成在1930-50年代的心路历程，读解他与他所经历时代的复杂性，驱散一些神话的迷雾，挑战一些“乏味的共识”，为关于梁思成的研究和中国现代建筑史学研究打开一些新空间。
《梁》书第一篇尝试梳理梁先生在1930-49年间对中国建筑史的构筑。季文对这部分的核心批评是它的“史料的选择是有目的性的”。
泛泛地说，任何一位学者，要想完成一部主题明确、逻辑连贯的历史论述，当然要“有目的性的选择”史料。笔者自己就很清楚，在《梁》的写作过程中，哪些收集的史料用了，哪些没用。理由很简单：笔者只用与书的主题相关的史料。但显然，季文不是批评这宽泛的“选择史料”，而是特指《梁》书故意强调一些史料来支持书中论点，而回避了另外一些对观点不利的史料。
自《梁》书出版以来，笔者时常听到这样的指责。每当看到这种言论，笔者总是盼望批评者能拿出证据来，确切指出《梁》书究竟有意回避了哪些对该书观点不利的史料。到目前为止，季文是唯一一篇文章确切地指出了它认为《梁》书有意压制的史料。季文说，《梁》书为“颠覆在神坛上的梁思成先生”，有意强调了林徽因先生“对中国建筑看法的一篇小文章”，即她在1932年3月发表的《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而“不强调”“梁先生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在1932-41年间做的田野调查。
笔者要反问：这不正是《梁》书为考察梁及同仁构筑中国建筑史过程所提供的一个独特视角吗？如果翻看市面上任一本关于梁的传记，从费慰梅1994年出版的Liang and Lin到它在中国的各种变异版本，一谈梁及同仁的中国建筑史写作，绝大多数著作不都在做同样的论述：梁及同仁在1932-41年间，先发现独乐寺，又发现佛光寺，踏遍十五个省二百余县，考察了两千座建筑物，最终梁于1944年完成《中国建筑史》初稿，等等。既然这是一段讲过无数遍的故事，《梁》书还有什么必要再重复“强调”它？《梁》书并没有回避掩盖它（41-52页有所论及），只是没花大篇幅再详细重复一遍。《梁》书试图采用新视角，将这段历史放到一个更全面的历史语境中，集中考察这段历史的两端：一是梁及同仁展开田野调查之前的知识和观念准备，二是梁结束田野调查后的整理资料和建筑史写作。简单说，《梁》书转而考察的是，梁及同仁上路前的准备和完成旅途后的总结。
针对梁及同仁开展田野调查前的准备，《梁》书聚焦到1932年3月梁林各自发表的首篇中国建筑史论文：梁的《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和林的《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通过细读这两篇论文，《梁》书试图梳理出梁林二人在展开田野调查前所获得的中国建筑史的知识的来源和他们为中国建筑史所构筑起来的理论体系。《梁》书的结论是：梁林这两篇论文，包含着诸多知识元素。就单个元素而言，极少是他们原创的。他们的创造力体现在强大的知识综合和思想提炼上。他们阅读中国古代典籍，观摩明清建筑，向民间工匠学习，汇集外国史家对中国建筑的认识，从当时迅猛发展的现代主义和西方建筑历史演变中同时吸取灵感，将历史主义、结构理性主义、民族主义等诸多思想线索强有力地扭结在一起，编辑、组合他们学习到的知识，在他们大规模展开中国古建筑调研之前，就已经构筑起非常完整、独特的“中国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框架，用以指导他们下面十几年的田野调查。
这里插一句：季文末尾批评《梁》书将梁先生的建筑史研究的出发点定义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而忽略了梁“想用西方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去研究中国的传统建筑”。这批评是没有依据的。实际上，《梁》书第一篇同时分析了梁的“民族主义”研究动机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并花极大篇幅论证梁如何用强大的思想整合能力，将民族主义、历史主义和结构理性主义等诸多思想线索交织起来，构筑起他自己的中国建筑史理论体系。
针对梁田野调查后的资料整理，《梁》书将梁1944年完成的《中国建筑史》初稿和1946年完成的《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与梁林1932年3月的两篇文章相对照，发现梁林的中国建筑史理论体系在前后十几年间保持着高度一致。因此《梁》书才下结论：梁林的建筑史学特点是，先在理论上构筑好一个异常完备的“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的概念框架，然后再花十几年的实证调查，收集证据，去填充这框架。《梁》书无意对梁林的工作做任何褒贬，而是试图通过尽可能精确地还原历史语境，理解梁林史学的构筑过程和治学方法。
同样，《梁》书横向比较傅斯年、刘敦桢与梁思成在史学观和治学方法上的不同，也不是为了褒贬其中任一位，而是试图从另一个维度的学术语境中，更全面地认识梁的建筑史学体系。
季文似乎完全不理解或不认可《梁》书的史学梳理工作，而将大部分精力放在臆测《梁》书的“别有用心”：细读林的论文，是“故意不强调”梁的田野调查，是为了贬低梁；提傅斯年、刘敦桢、华揽洪和陈占祥等人，是为了挺他们，还是为了贬低梁......总之，季文一口咬定，《梁》不惜一切手段，就是为把梁先生“拉下神坛”——这实在多虑了。
笔者认为，史学的工作在于通过分析历史语境和材料，尽可能准确地还原历史当时发生了什么，尽可能清晰地解释为什么会那样发生。在考察历史人物时，笔者关心的是他们的挣扎，他们的思想、作品与所处时代之间的复杂互动——《梁》书选择史料的“目的性”全在这里。笔者对给历史人物下简单的褒贬评判，或处心积虑推倒谁、力挺谁，不感兴趣。
《梁》书第二篇考察梁先生在1949-59年间学术-政治交织的心路历程。这里笔者用了一组特殊文献——梁先生的一系列思想检查，与其它史料配合起来，展开历史论述。季文对这部分有几点批评，它们自身都有逻辑矛盾。笔者尝试整理和回应一下。
季文先说那段时期是个“人人都被迫放弃了独立思想的时代”，“……只有把梁先生不断的检查放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放在所有知识分子的集体表现之中，才有可能读懂梁思成。”言下之意是，如果能将梁的思想检查和同时代类似材料放在一起，放在一个历史大背景下考察，会有助于今人理解当年的梁及其时代。而这恰恰是《梁》书的宗旨：不孤立地对待梁的思想检查。针对每篇检查，努力还原出大时代背景和相关的人与事。
可是季文紧接着又提出一个自相矛盾的批评：季文怀疑梁的检查是否反映当时梁的真实思想，因而质疑《梁》书使用这批史料的合理性。
《梁》书出版后，笔者经常听到类似疑问，也解释过该问题应分几个层次探讨：《梁》书首要关心的不是梁在写每篇检查时，是真心还是违心，而是要整体考察那十年中国建筑界发生了什么，梁在哪一个历史关头写出什么样的检查，其检查包含了哪些历史信息，与其它史料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梁》书关注的不是鉴别梁写检查时的内在心理，而是还原梁写检查时的外在状况——历史语境。要做到还原历史，光孤立地读检查文字当然不够。在《梁》书第二篇中，梁的思想检查是串联起历史论述的线索之一，但并不是唯一史料。《梁》书同时使用的其它第一手史料还包括：专业和大众媒体出版物、政府和学术机构档案材料、新华社内刊、建筑案例文件、历史人物回忆录和年谱，以及笔者对十几位历史亲历者的访谈，等等。只有靠多重史料交织，史学者才能逼近历史真相。
再回到梁先生在写检查时的真心违心问题。我们后人对此缺乏确凿证据，恐怕永远都无法精确还原当事人的心理状况。针对1949-55年期间，我觉得学者许纪霖的说法“自觉而不自愿地改造”或可大致概括梁先生写检查的心态。一方面，如果没有外在压力，我相信梁是不会自愿地将自己前几十年积累的精神和智识一概否定的；另一方面，出于内心对新政权的崇敬，出于要在思想和政治上尽快改造自己的急切之情，梁的检查中确实有自觉、真诚的成分。而1955年的反复古主义批判，笔者认为不光颠覆了梁的学术体系，打垮了他的学术自信，也促成了他写检查心态的巨大转变。1955年之后，梁不管是写检查还是批判稿，都很难说还有多少真诚成分了。（笔者在2014年4月29日与许纪霖先生的对谈中详细探讨过这话题。）
季文对《梁》书第二篇的另一个批评是：“在一个失去理性的时代，人人都有可能失去理性，”《梁》书凭什么用一套思想检查“来批评梁先生的学术思想和人格”？这点批评再次重复季文一贯的对历史人物褒贬评判的关注。笔者对此回应很简单：《梁》书以梁的思想检查为史料还原历史，根本就没有因此贬低梁先生的学术思想和人格。
《梁》书的第三篇梳理梁在1920-40年代的规划思想发展，并细读“梁陈方案”。
季文对这部分的批评又是先滥用双引号，立下一个虚幻靶子，然后加以抨击。季文这样写道：“朱先生在书中先预设了一个假想敌，他说：‘现在人们认为这个方案是梁先生一个人提出的，然而…’，接着他陈述了这个方案出台前后的情形，在陈述的过程中又褒陈贬梁，欲说明陈占祥先生是方案选址的主导者，其实无聊得很！”
季文这短短几句，行文之不符合规范，对《梁》书曲解之深，令笔者震惊。首先，笔者从没说过：“现在人们认为这个方案是梁先生一个人提出的，然而……”追根溯源，季这句看似“直接引文”的话似乎来自笔者2014年3月9日在南京的讲座《梁陈方案：两部国都史的总结与终结》开场白中的一段话，但被季文“引用”得彻底走了样。
笔者原话是：“……我们一提梁陈方案，往往就只谈梁思成，今天我也要特意强调一下另一位合作者陈占祥。陈背后连带的是南京的首都规划的一连串历史。”即使笔者当时要“特意强调”陈占祥，也没因此厚此薄彼，而依然将“梁陈方案”看作是梁陈二人平等合作的结果。笔者当时紧接着这样说：“‘梁陈方案’，在我看来，是一部北平/北京的国都规划史，再加上南京国都的规划史，合在一起形成的。”不知为什么季文如此不尊重原文，非要通过曲解，给《梁》书套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季文下面的指责更匪夷所思。它说笔者在陈述“梁陈方案”出台过程时“褒陈贬梁，欲说明陈占祥先生是方案选址的主导者……”哪里是笔者“欲说明……”？《梁》书295-296页清清楚楚地引用了陈占祥的回忆，是陈自己说他当时说服了梁，接受了陈推荐的方案选址。不是笔者“欲说明……”，而是笔者引用了陈的自述，说他自己是方案选址的主导者！
季文接着又批评《梁》书“把一个规划的选址概念变成了一个规划的修建性详规去批判，本来就是‘牛头不对马嘴’”。
《梁》根本就没有将“梁陈方案”当作一个“修建性详规去批判”，而恰恰是将它作为一个概念规划，在概念（观念）层次上分析、评判它。《梁》书第三篇第八章聚焦在梁陈二人将新城建设和旧城保护分开的整体思路上，通过大量史料整理，得出这样的结论：“1950年的‘梁陈方案’，经由梁思成和陈占祥二人的合作，将中国上半个世纪两条国都规划历史的线索扭结在一起：一是在北京，自1937年到1949年间，日据政府、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府寄予不同愿景的北京‘西郊新市区’的规划建设史；另一条在南京，国民政府在1929、1935、1947年针对南京城东郊的紫金山南麓和城内明故宫地区，进行首都中央政治区规划的历史。‘梁陈方案’吸取了这两部历史的遗产，它们对北京、南京城市的分析和展望，它们尝试将现代行政中心与古都城市传统相结合的经验，等等。在此基础上，‘梁陈方案’也力求超越这两部历史。它试图在月坛－公主坟之间的一块空地上，摆脱北京‘西郊新市区’的先天限制，重新整理流产了的南京中央政治区计划，以规划出一个全新的、理想的‘新中国’的中央行政区，整体性地解决北京的新城建设和古城保护问题。”
当谈到如何以今天的立场评估“梁陈方案”时，我在南京讲座中也表示过：“‘梁陈方案’毕竟只是一个提议……规划图纸深度不大，我们很难把它当成完备的规划方案评估。”然而在另一方面，不管“梁陈方案”规划深度有多不够，它通过文字和有限图纸，已经足够清晰地表达出了它的整体规划思路，尤其是关于功能分区和用地指标的思考。在这个层面上，笔者认为“梁陈方案”确实有它的问题：将庞大行政办公区从综合性城市中孤立出来，遵守的是当时通行的现代主义规划原则，在今天看来是不妥的。笔者这里讨论的是规划观念的问题，与图纸深度关系不大。
季文最后这样写道：“朱先生把北京古城的破坏原因归结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改革开放，完全抹杀了从50年代起直到‘文化革命’中对文物建筑大量拆除的历史。看到这里，我已经不知说什么了。朱先生对这段历史了解得太少了。”看到季文这样无根据的指责，笔者只有吁请季先生再好好读《梁》书原文。
笔者从没有将北京古城的破坏仅仅归结为改革开放，也没有“完全抹杀”文革的影响。季文可以不同意笔者的观点，但在引用笔者观点时不应随意改变原意，不然学术批评的基本规则都没有了。《梁》书323-324页清楚写明了笔者的观点，原文是这样的：“……至少三波激进的社会-政治-经济运动，构成了对北京的空间格局的全方位冲击，而且一次比一次破坏力大：1958-1962年大跃进期间，北京城内纷纷建工厂和小高炉，以及在重要地段修建宏大的国庆工程；1966-1976年文革期间红卫兵不光大肆破坏城市古迹，……还销毁城市规划资料，中断数年的规划工作，致使城市管理处于瘫痪状态；1990年代土地有偿使用政策颁布以来，各部门、地区在利益驱动下，竞相批租土地，进行超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城市法规要么不成熟完备，要么不被遵守。这层层因素叠加在一起，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失控的房地产开发，全线突破了北京旧城保护的各项指标和北京基础设施得以保持平衡的底线，导致今天北京的古都风貌丧失、内城拥塞混乱的局面。”
笔者在2010-13年间写《梁》书时，有一个清晰目标：就是要强化行文的论辩色彩（polemical），以激起建筑学界的争议，或有利于将中国建筑史学的讨论推到某种深度。自《梁》书于2014年初出版以来，笔者一直期待能读到对《梁》有深度的批评，能让真正的学术讨论发生。但是迄今为止，多数批评性回应仍然出自对原文文本的误解，甚至不负责任的曲解。在笔者看来季文是这些误解和曲解的集中体现。这样的批评缺乏基本的学术批评伦理和方法：它们不掌握确凿的文本证据，往往依赖二三手报道，甚至臆测；不关心史学梳理，仅在乎历史人物的声望和地位不受贬损；不正面读解和批评史学著作，只热衷于猜测和指责著作“背后”的动机，构筑根本无法论证的“诛心之论”。如果史学批评仅停留在这种非学术层面上，只会为中国建筑学制造一层又一层的非理性迷雾。
2016年12月31日香港
作者简介：朱涛，香港大学建筑系副教授、中国建筑与城市研究中心主任
备注：
季元振先生在《住区》2016年05期上发表的文章网址（分上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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