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健翔：内在风景 | 有方讲座36场实录

2018年4月14日，有方讲座 | 何健翔《内在风景》，在有方空间举行。以下为讲座视频与讲座全文。

成立于2007年的源计划建筑师事务所，刚刚走过了第十个年头。最开始成立起步时，我们单纯地只是希望在建筑上做一些自己的探讨跟尝试。随着时间的往前推进，很多事情变得不那么“单纯”，因为建筑涉及的远不仅是设计，还有社会、经济等层面上的问题，都会在这里发生。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障碍，我们尝试把它们变成途中的风景，在建筑里面转换成为某种人文的、社会的或者传统的风景。

在当下这个年代，建筑师的思考不一定非要聚焦于永恒的、权威的东西，而是可以关注当下的具体问题。关于这点，我有一些个人的思考和想法。首先，建筑师的设计实践，是处理物的关系和操作。所有房子的建造，都是如何把简单的物料构筑成为一个与时间空间有关的行为。建筑师的想法或说法，跟建筑最后成为什么样子，两者之间很难真正地匹配。而语言本身也有局限性，正如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里所言，它不可能描述所有的东西，而语言本身会代入了很多鲜艳的东西，在描述建筑时的语言往往会受到经验上的影响。

其次，在当下快速变化、流动的中国社会里，我觉得作为建筑师的自己更像是本雅明笔下的城市漫游者。在过去，人们可能会在一个地区长期稳定地生活几十年；而现在，许多人在很年轻时就会跑去不同的地区、国家学习、工作和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不断变化。本身处于不确实状态的人，是由自已在不同文化、不同地区游历之后汇起来的交集。

再者，处于不断飘零状态的人，了解的知识、观看的风景都是碎片化、断裂的。作为建筑师的我们，不太可能容许这种断裂长期存在，所以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考古”——游历于不同的文化状态的建筑师，通过挖掘一些地下的碎片，找到它们的关联，串联起自己的知识结构。对于建筑师来说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光是有游历和片段的知识，远远不足以支撑起建筑师介入城市与建造的进程。我们在广州的工作室——位于旧厂房顶层的麦仓，很像一个“考古的现场”。

我个人非常喜欢把基地本身的“碎片”与时间的故事等，串联起来成为新的经历。在麦仓工作室这一改造项目里，我们还“刻意”地把它的时间性、痕迹暴露出来，然而这种时间性在当下的城市越来越少得到呈现，正如办公室的外面，就是我们现在周遭的疾速变化的城市场景。

从物到人

位于土耳其境内以弗所的一个神庙里，有着古埃及神的阿耳忒弥斯雕像。它代表了人类与自然界的源头和规则，在西方文化史里有着重要的地位。人们在这个神庙里发现了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一本著作《伊西斯的面纱——自然的观念史随笔》，书里有一句话“自然爱隐藏”，它深远地影响了后来的整个西方文化史里追寻自然规律与人的存在。受这个观念影响的作品《雅典学院》描述的场景里，秉持正统哲学的亚里士多德，探讨的也是自然的规则和上帝的意志。在现代主义之前，不同领域的能人们探究的问题，都可以包含在自然规律的说法之中。建筑界也是如此，建筑师并非只是简单地创造一个空间，更多的是探寻自然的隐性规则。比如维特鲁威，他研究的空间与人的比例，背后也是自然的比例关系和规则，这是西方早期古典建筑里面探寻的一个重要母题。

到了文艺复兴之后，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在对物的追寻过程中发现了越来越多以前被称为“神”的秘密，越来越多的上帝规则。在Pierre Hadot的《伊西斯的面纱——自然的观念史随笔》里，画作描述了阿波罗揭开象征自然的伊西斯/阿耳忒弥斯雕像的面纱。人在这时已经成为了主角，自然不再是像以前那样神秘未知，随着以人为本和科学的发展，人们关注的重心由物到人发生了偏移。

大致从18世纪、19世纪开始，以人为中心的西方文化慢慢被建立了起来，成为现代西方文化的基础。在建筑学层面上，位于意大利维琴察近郊的圆厅别墅，将以前给予宗教的权利转化为人所用。城市亦然。随着贸易、经济的发展，城市与自然之间出现了很明显的区分，慢慢地发展成为人聚居的地方。而后，随着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工业革命带来的大规模生产，出现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建造跟美学——过去坚守的自然规则逐渐淡化，人成为了支配的主宰。在这一时期，诞生了新的都市聚集形态，以巴黎、伦敦为代表的现代化城市出现了。现代化城市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本雅明描述的“漫游者”——你可以在城市里面不断的游历，但是没有人认识你，不需要跟任何人交流的一种状态，这在以前的城市或社区里是不存在的。从最早的希腊雅典到罗马，再到巴黎、伦敦，再到现在将自由主义发挥到极致的纽约，建筑成为了一种自由的表达，这样的状态也慢慢地移植到当下的中国城市群里。

风景

同样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里，福柯提到“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滩的一张脸”。“人”在这里，意为抽象的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福柯预言的这个事情，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崛起，确实处于发生或准备发生的进程之中。在建筑学的议题上，我们是否有可能在这个进程中创造一种新的历史——不是物的历史，不是人的历史，而是另一种历史？

我希望可以借用了“风景”一词，它既不是物，也不是人，代表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物、不同对象之间的关联。它或许比以物为中心、以人为中心来得更有意义。在今天，建筑更重要的是提出问题，而非给出一个问题的答案。建筑师从当下的现象介入时，是否可以产生建筑与空间的新可能，创造出新的“风景”？

提到“风景”一词，许多人第一印象会联想到园林或者景观。在中国的文化史里，最开始时，“风”与“景”是分开的，前者指的是空气的流动，景则是光线，后来才慢慢变成了复合的名词。与东方的定义不同，在西方的语境里，“风景”一词是个物态的概念，是主体跟客体，是人跟环境之间的关系或者互动。

人跟环境的关系，是历史非常长久的一个话题。从“风景”一词在西方的定义来看，大概从16世纪开始，才慢慢真正有了风景这个概念。在此之前，西方的绘画或其他载体讨论的几乎全部是与神有关的议题。直到中世纪，人的居住与自然环境才出现了很强烈的对比。风景，是城市化到达一定程度后的产物，人对城市跟环境之间的差异产生了兴趣。

W.J.T.米切尔在《风景的权力》这本书里，对风景的历史进行了很好的梳理，提出了把风景从名词变成动词的概念：风景不再是一个观看的东西，而是一个可以参与的过程。这也是为何我们可以将风景引入到建筑中的原因。

我在欧洲学习和游历时，见过两位非常特别的建筑师的作品。一位是意大利建筑师Carlo Scapa，另一位是挪威建筑师Sverre Fehn。Scapa介入场地的方式，与那种从自上而下的规划统筹完全不同，他选择直接应对环境，并与意大利当地的工匠技术非常独特地结合。而后者Sverre Fehn，尽管在国内讨论得并不多，他在威尼斯双年展的北欧馆，以及在挪威设计的博物馆，都是非常出色的作品，现场感受很棒。在北欧当地，生活其中的人，需要一种直接与自然发生联系的冲动，这点跟当下所处的中国城市环境很不一样。

反过来考虑，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在快速流动中的都市，是否也可以通过一种跟土地更直接的关系去组织？是否有一种更直接、快速的状态对变化作出回应，用“风景”的方式去介入？

在《伊西斯的面纱——自然的观念史随笔》里，赫拉克利特说过“初生的事物都趋向死亡”。在他看来，生与死是非常辨证的一种关系，两者是同时存在的。我个人很喜欢这种关系状态，它总是在一种变化之中，这也是我们经常会面对的一种状态。

在同济大学李翔宁的文章《全球视野中的“当代中国建筑”》里，引用了西班牙建筑师Alejandro Zaera-Polo和Guillermo Fernendez-Abascal研究和绘制的全球建筑实践罗盘图解。源计划建筑师事务所被归属于“回归历史和先锋建筑生产的新历史主义者”和“反功能性和偶发性的怀疑论者”的交集位置上，周围被五六个比利时的建筑事务所“包围”。我之前在比利时学习和工作了有五六年，一个比利时的建筑师朋友调侃地评价说，“看来你在比利时的时间没有白待。”

我们事务所的设计实践，主要集中于珠三角——这片我出生、学习生活的土地。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当下的珠三角城市呈现出快速的、不确定的状态。我在离开珠三角去欧洲学习工作前，对它并没有特别的感觉。离开之后再回望它时，感受却愈发强烈了起来。珠三角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比如在我的家乡江门的一个博物馆里，有个很特别的展品《木美人》，它是江门新会一座庙里门板上的画作，采用的却是西方人像的画法。诸如此类的，当地与外来文化的交集，自古至今一直在珠三角发生着。除了受大陆文化的影响，珠三角地区与东南亚的交流也非常频繁。即便是放大到整个全球的范围，也能看到这一地区处于多个文化圈的交汇处。

现在，整个珠三角已经成为了世界上人口居住人口最多的城市群，剧烈的变化每天都在发生。在这种剧烈的变化当中，建筑师能够做什么？法国的哲学家居依·德波在《景观社会》里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景观的庞大堆积，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意思是当资本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它本身就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景观。所有的东西都是分离的，人跟物是分离的，使用与具体建造也是分离的。

正如居依·德波所言，城市里流动的东西背后都是生产，消费也是生产的一个部分，珠三角也是如此。在珠三角，非常特别的一点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区别并不是特别明显，其内的不同地区有着非常强的连续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持续在这片土地上实践着。从对“风景”的操作开始，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的作品里有着“遗址”“村城”“山水”等主题的探讨和追问。

叠园宅是一个位于广州近郊的很小尺度的住宅项目。选址于一座学校旁边的宅基地。在这个作品里，我们采用了非常小的体量和简单的操作，希望不带任何主观的对空间或风景的臆想，纯粹通过物的搭接与建构最终得到一个空间的结果。花房匣居，同样也是位于广州近郊的项目。这一设计，始于农科院里曾被废弃后来又重新翻新的养花温室。整个温室将近有80米长，50米宽，我们在其中里面的一块区域完成了花房改造设计，重新营造出如同乡村小屋般，尺度亲切的新型办公空间。因为造价的原因，整个建造采用的都是简单便宜的材料，我们并没有采用“标准的产品”，而是参考学习了一些传统的方法来设计门窗，最终的使用效果很好，使用者的身体感知也能参与到建筑里面。我们保留了原来的温室屋顶，确保自然光可以从上面进到室内，在一层跟二层中间植入了许多小的单元小屋。

一位从事建筑评论的朋友，去现场看过叠园宅和花房匣居后评价，如果从西方建筑学的标准来看，这两个项目“不应该是同一个建筑师做的”，因为它们最终呈现出来的状态非常不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相比于国外许多建筑师有相对固定的合作团队和操作方式，我们在实际项目里很难能够保证技术上的延续，需要在不同的现场以不同的方式去探讨。

遗址

遗址，在西方的文化传统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甚至有不少的画家专门创作这种废墟，把当时的建筑设想成未来的废墟。比如18世纪的法国画家Hubert Robert，在他的画作里，卢浮宫被描绘想象成为一座废墟。同样在十八世纪，一位意大利的画家在作品里将当时的城市整合成为废墟，远处的烟雾，则是为了兴建新教堂时焚烧遗址上的理石而产生的。

在过去六七年里，我们的许多项目与“遗址”一词息息相关。提到遗址，许多人觉得，只有像意大利罗马那样的地方才会出现遗址，我们所处的生机勃勃的城市，与遗址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不然，正如Christpher Woodward所言，“当我们审视历史遗址时，我们也在审视自己的未来。”生长的东西总是与死亡相承的，城市也是一样。即便是在城市里，“内部的遗址化”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正如美国的历史学家Nick Yablon，他在书籍Untimely Ruins里分析了美国现在主义期间发生的种种事情，在他看来，遗址伴随着现代化的整个发展进程而不断出现，遗址是“没有时间性”的。

2008年时，我们在广州的红砖厂里改造了原鹰金钱罐头厂装罐车间。建造于上世纪50年代前后的这一厂房，里面有着国内最早时期的装配式梁柱，场地非常特别。在我们的设计愿景里，改造后的它不单单是常规的展厅，而是一个兼具产品展示的公共性交往平台。我们采用了非常简单的策略，在最小的程度上改动厂房原有的结构，唯一做的事情是，在地面与空中置入两个十字空间。尽管改造的时间很短，操作也非常简单，最终的结果却非常接近我们希望呈现的风景。我认为，风景的介入不一定是大动干戈，而是在读懂场地时适当地植入一些新的东西，跟场地原有的故事“交流”，或者轻轻地将故事“唤醒”。

对遗址的更新，同样在深圳大鹏的鸿华印染厂改造里得到体现。它是一个分阶段完成的长期项目，我个人很喜欢这类长期的设计，因为它允许场地向建筑师进行反馈，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和反思去调整。

场地位于深圳郊区，有着市内很难感受或体验到的空间和环境。十几年前倒闭的这片厂房区，在时代变迁的过程中成为了“遗址”。在设计介入的初期，我们曾经把基地的平面布局与雅典卫城的布局进行了对比，呈现出非常有趣的状态，尽管一个是日常的社区，另一个是神圣的场所。

折艺廊是最早启动的一个设计。我们在片区里的一个厂房里植入了一连串盒子，里面有着多个小小的展厅和咖啡厅；希望借此重新定义这个空间，让更多的人聚集，艺术家、新居民等可以在这里创作、交流。而后，我们着手进行的第二个设计，是将厂房里的一个整装车间改造成为美术馆，在推进的过程慢慢地，它更像是一个社区艺术中心。我们选择了不触碰原有的空间与结构，仅仅是在原有的盒子空间内植入新的空间，并创造出一条新的游历路径，将室外延伸引入到室内。我们在材料上非常克制和简单，只是用了玻璃、混凝土、钢板等为数不多的材料，让参观者在行进的过程中自己去感受空间。第三个设计，是将原有的工人宿舍改造成为青年旅馆。我们在首层通过结构的转换创造出一个相对较大的公共交往空间；将原来的门窗转换，创造出新的立面景观。此外，我们还在入口处植入了一系列变异的小房子形状的构筑物，新的空间与原有的遗址建立了一种新的联系，成为新的风景，我觉得这点非常宝贵。

设计介入完成后的上述三个房子，慢慢地形成了一个新的社区，类似于新的城邦雏形，越来越多的手工艺人、艺术家等新居民在此聚集。形成了与城市发展不太一样的区域。人的聚集，也会由此产生很多的日常性，我觉得这是建筑师应该去探讨的一个事情。

而后，我们进行了这个项目的第二阶段，业主希望可以将厂房园区散落分布的其他建筑，整合改造成为一个国际学校。我们在房子与房子之间的空隙，植入了一系列空中连廊，院落、广场等，将它们串联成为一个有机的、可以游历的半户外空间。我们希望这里能够出现诸如古希腊时期在室外树下教学讨论的场景。在这个学校里，我们希望每一处介入可以跟古典的、跨区域的某些形式发生关联，比如说将图书馆跟生活区连接的户外剧场。此外，我们还利用厂房室内和屋顶平台，创造出不同的教学空间。

村城

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里有着许多有趣的、童话式故事。这样的诗意操作，在当下的世俗生活里已经很难看见。之于城市，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城市里面的多元以及那些不确定的元素，在我看来，它们远比那些高耸的、纪念性的东西要更有意思。

城市里的聚集居住形态，也是我们一直关注的议题。几年前，我们做了北京回龙观极小集合公寓概念设计——在矩形用地的一个标准结构体系的建筑里，植入了展示、销售、办公、居住等二十几种不同的类型空间，可惜最终这一设计没有建造实现。而后，去年我们在东莞的万科松山湖住宅产业化研究基地集合宿舍项目，重塑了集合居住空间在当下的新的可能性。整个建造的过程，运用了万科的“装配式框架”体系，以及一系列实验性的建筑和生态技术。

“村城”，也是我们的作品里一直追问并将持续下去的议题。去年12月，我们完成了连州摄影博物馆这个项目。整个项目经历了四年的时间，过程中有非常多的交涉、磨合。新植入的摄影博物馆，如何与连州老城进行对话，让当地的居民体验这一公共空间，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要点。

为了让博物馆跟老城更好地融合，我们将展厅打散成很多小的体块，让城市原有的肌理和博物馆的肌理和谐存在。我们拆除了场地内原有的几栋很破的木构房子，保留了房子里所有的瓦、砖以及木门窗。这些旧有的木制格子窗户，最后被镶嵌在了博物馆建筑的墙面上。而拆除下来的瓦，连同在周边村子废弃房子里回收的瓦片，以及当地的黑色片岩一起，成为了博物馆连续屋面延展至外墙的主要材料和肌理。在展厅内部，我们采用了透明的PVC波纹瓦，使得屋顶的光可以透入室内的同时，让内与外产生一种隔离。一位从事建筑评论的朋友去过现场后表示，“自己就像到了一个考古的现场一样。”在楼层与楼层的连接上，我们采用了半户外的楼梯，让人们在参观展览的过程中，可以在楼梯上回望连州老城，感受到精英的展览空间与在地的老城空间的叠合。在博物馆的屋顶，设置有一个户外观景平台，开馆的时候有好多市民来到现场，从高处观望自己生活多年的老城。

同样在去年，我们完成了广州城中村里的握手楼改造项目——棠下泊寓八社，希望可以将原本空间相对极端的建筑更新成为一个青年人居住、工作和交往的微型社区。因为村子里的巷道很窄，大的车辆无法开进来，建造过程中的许多操作，采用的是传统的方式。比如在外立面上，我们采用停车场的植草砖，砌出独特的立面和墙体肌理。

山水

“自然”是我希望分享的最后一个主题。如何在与“山水”疏远的现代城市里，建立一种“山水”体验，是建筑师值得去深入的议题。

我们在广州北面的白云山旁边完成了天河公社这一项目。基地周围是城乡结合的建筑群，旁边是白云山的山景，甲方希望我们可以把村里的两座仓库改造成为三分之一居住、三分之二办公的空间。在这样的要求下，我们将仓库进行了不同区域的划分；在“看山”这一想法基础上，将山体植入到两座仓库之间的8米缝隙内，加以有覆土的混凝土连廊，将原本消极的空间变成可以交流、攀爬的交往空间。而在建筑的楼顶，设置有公共的平台，人们在看山的同时，可以在此举办各类公共的活动。

我希望分享几年前完成的，带有乌托邦城市色彩的一个展览《水市计划，广州2050》作为讲座的结尾。在这个展览里，我们把广州老城已经不复存在的运河，“重现”于今天的广州城里，在旧城区、珠江新城以及珠江水面上构建“运河城市”“岛屿城市”以及“漂浮城市”，用“水”让广州这座城市慢下来，借此思考城市与自然或山水的关系。

正如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里所言，我觉得建筑师本身不应远离问题本身、远离场地，而应直接参与到过程当中，当失去这种直接性，前进的道路会越来越困难。尽管在当下，我们已经越来越了解、甚至掌控自然规律了。但作为建筑师的我们，需要保留有神秘性和不确定性，让每一次的发问和每一次的操作，都去尝试由零开始，去探讨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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