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在做什么126 | 傅英斌：尝试摆脱以往乡建化妆式的改造

林楚杰 | 2017.06.05 11:30

导言：傅英斌，来自中国乡建院，从2015年开始介入到乡村设计的浪潮之中。在他看来，在乡村的设计与建造过程，相比起城市，更接近于他个人的理想状态。

interview fuyinbing 01 — 傅英斌，采访时间：2017年5月

这是有方的建筑师在做什么系列的第126个采访。

有方：最近在做的项目是哪些？

傅英斌：正在做河南的几个乡村项目，还有安徽的一个乡村项目，以及继续去年未完成的一些设计，此外，今年还会有一些横向的设计拓展。

有方：和过往在城市做设计相比，最近在乡村做的的项目有哪些新的思考或尝试？

傅英斌：以前的工作大多是城市里的一些大型公共项目，现在专注于乡村设计以后，面临的基本上是与人密切相关的住宅改造、公共设施的改造，与个体的关系更加紧密了。

在乡村做设计，与在城市做设计最大的区别在于两者的实施方式与实施过程。在城市里，设计建造有着一套既定的标准程序，比如说开发商拿到一块地时，其产权与红线、功能性质等都是确定的，设计师只需要完成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标准化的建造等程序就可以了；在乡村里，从设计到建造都存在着许多变数，有时候从一开始时任务也是不明确的，并且实施的过程并没有一个标准的流程，建造的方式丰富多样。甚至整个建造过程就是一个设计过程。它既是一个问题，也是特别有趣的一件事。

我们在思考和尝试乡村设计改造工作中尽量摆脱以往化妆式的外部改造，希望能由内而外的从本质上来改善乡村的基础人居环境，试图发现和改善乡村最迫切的一些设计需求，回归乡村设计的本质，实现有品质的乡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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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方：从什么时候开始介入到乡村设计？因为什么原因完成了从城市到乡村的转化？

傅英斌：我从2015年开始进入到乡村设计之中。至于为何选择在乡村做设计，首先，我个人一直对乡村有着很浓厚的兴趣。其次，现在乡村的建造条件相对成熟了，大家对乡村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政府与社会，对乡村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有很多项目可以让设计师介入。另外，在乡村建造与实施的过程，更接近于我个人理想的状态——相比于城市，在乡村做设计要相对自由一些。老百姓盖房子没有那么多束缚，在乡村里我们可以看到村民们自建的、建造效果很出色的房子，它们更接近于建造的本质，以及原始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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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方：去项目现场的频率如何？现场一般会遇到什么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

傅英斌：大部分项目基本是全过程在场，乡村的项目通常施工阶段有非常大的变数，很多时候无法预知场地现状、施工工艺、施工水平、资金保障，工人普遍不能看懂图纸和理解设计意图，并且现场经常会出现突发的各种问题，比如有些材料买不到，工艺不能达到要求，甚至是设计范围出现变化等，为了保证完成度，设计师需要经常在现场指导。

有方：在乡建的过程中，对乡村的看法有了哪些转变？

傅英斌：未介入到乡建之前，我对乡村的想象比较简单。真正参与到其中时，才觉得它与自己原本想象的非常不同。很深的一点体会是设计师在其中的力量是很微小的，很多问题并非单靠设计师就能解决。有些问题表面上是空间设计的问题，实质上症结出现在制度上面。需要从许多方面综合地去解决乡村的问题。

对于乡村的人居环境，仍然有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需要设计师去介入。比如说，有些乡村会花很多钱去做立面改造，加建坡屋顶之类的“面子”工程，但实际上推开门看一看，屋里跟以前并没有什么变化。在我看来，村民更迫切的变化应该是发生在室内——他家的厕所卫生怎样去改善，鸡舍跟猪圈应该怎样优化改造。这样的“动作”远比刷一面墙、加一个屋顶要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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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方：在乡建的过程中，设计师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傅英斌：首先，设计师要把自己的姿态调整好，不要太强势地去介入，而是以协作的姿态参与其中，给予当地及村民足够的尊重。来到一个村子时，要对村子有足够的了解，先以家常里短的方式熟悉这个乡村，这在设计时会起到指导的作用。另外，在方案设计过程中，特别是公共性的项目，需要跟村子里的老人或有威望的人有比较好的沟通，因为他们才是村子里真正的主人代表。设计团队在贵州的项目涉及到村子里的一个村庙，在方案开始前我们先征得村支书等人的建议，然后再开始着手做设计。

有方：近几年的乡村开发建造浪潮中，大致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

傅英斌：早期的乡建项目，政府投资的力度不算大，主要有政府补贴与村民自发筹资两部分，既而村民自发地参与到建造之中。近一两年来，随着国家对乡村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投资也越来越大。诚然，这是一件好事，但也相应地带来了某些负面的效果——在乡村许多工程的建造变得跟城市的工程建造没有区别，这并非一个好的现象。我觉得在乡村的建造，应该是村民自发建造的过程，一个逐步推进的、有时间性的过程。比如说在介入时，我们会先做一些民居的样板、公共空间的样板作为示范。村民在观察跟进样板的过程中，会相应地掌握工艺的技能，以及公共空间该怎么处理，而其他的村民会自发地学习这些技能。这是一个逐步生长的过程。

除了设计建造，我们的团队也在协助乡村做制度建设，重新把乡村的组织机构建立起来。即便是政府干预力度较强的项目，设计师搭建起平台后，希望村民参与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并承接其中的一部分工程建造。

有方：近几年乡建如火如荼，但也出现了破坏原有生态去建一些不适合于当地的设施，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傅英斌：一方面，在贫困的地区，政府及发起人可能对项目的理解会有一定的局限。他们普遍带有对城市新事物的渴望，认为乡村的老房子就是落后的象征，需要把老房子拆掉，建造光鲜亮丽的新房子。在这样的意识指导下，最终做出与乡村格格不入的、很城市化的项目，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参与到乡建浪潮的设计师的水平参差不齐，有些人甚至带有各种各样的目的，在设计建造时也不够负责，并没有切合实际地考虑乡村的情况。在我看来，其实乡村建造对设计师的要求是更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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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方：许多人认为乡村的公共空间正在消亡，你如何看待这一议题？

傅英斌：在乡村的传统里，会自发地形成村里的公共空间，比如祠堂、村口的大树下等。现在很多人之所以会觉得乡村的公共空间正在减少退化甚至消亡，这与村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关。比如以前大家会去河边洗衣服，河边就成为了他们的公共空间。现在可能家家户户有了洗衣机，这一公共空间也就相应地消失了。它是顺应自然发展的现象，没有必要刻意去恢复。

当然，传统的公共空间也需要设计师去介入。比如在贵州的中关村，当地的村民会把有字的纸收集起来，然后在河边统一烧掉。后来我们根据村民的习惯设计了敬字炉，将原本并不明显的这一公共空间强化，村民们对此表示好评。实际上，乡村会有新的公共空间的需求出现。同样是在中关村，因为大人们都进城打工了，乡村里有许多留守儿童，他们需要新的成长空间。原本村子里并没有儿童乐园，我们将这一公共空间置入其中。不止是儿童在里面玩，也会有老人坐在旁边看守着他们。此外，在乡村还有网络这一新的诉求。我们在某个村里有一个驻场的办公室，里面安装有无线路由器，后来外面的小广场聚集了许多过来蹭网的村民，自发地形成了聊天交流的场所。近年来，广场舞也成为了许多乡村的村民夜晚休闲娱乐的方式，相应地需要相对大一点的广场空间。在我看来，不同的时期，乡村的公共空间会有不同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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